不消，几乎到了极限。 初中时，我得过一次阑尾脓肿，打了两个月的吊针，算是治愈了。但是在冰天雪地中一折腾，旧病复发。我的阑尾处一阵阵揪心的剧痛，疼得我在数九寒天中竟然大汗淋漓。 小时候的阑尾脓肿导致周围器官的粘连。但奇怪的是，化验了三次，血相都是8000，属于正常。后来了解到，可能是因为阑尾本身没发炎。而血相正常，就没有请假的理由，就意味着必须继续干。我咬着牙，在寒风中坚持挖树坑，晚上冻僵的身体蜷缩在被子里睡不着觉，老是希望明天一早醒来就不疼了。但是，每天早晨，我都是被生生疼醒。 有一天，我实在疼痛难忍，就又到医院化验，血相依旧是8000，看到化验结果，我下意识地作出一个决定：那时侯的化验单不像现在都是电脑打印，就是一个简单的手写数字。于是我拿起笔，在8000前面加了一个“1”，血相“18000”。我知道那么高的血相意味着病情严重，一定会引起大夫的重视。 我实在已经疼得无计可施。 主治大夫显然觉得疑点重重，但还是马上将我推进了手术室，切开一看才知道，阑尾周围的器官粘连在了一起，医生迅速做手术，将阑尾切除。尽管找到了病因并进行了治疗，但是医生对于“18000”的血相化验还是觉得十分可疑。 疼痛一消除，我回过神来，马上开始害怕和后悔，篡改化验结果，欺骗医生，欺骗领导，对于一个新兵来说，后果不堪设想。疼痛时的“不管不顾”变成了一种强烈的自责。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了好几天，终于有一天，在指导员看望我时，忍不住说出了真相。 指导员马上告诉了大夫，大夫几乎是暴跳如雷地质问我：“为什么这样做？” 又说，知道你是一个优秀战士，为了研究那么高的血相用了好几天时间，生怕延误病情。没想到竟然是你纂改，胆子太大了。 接着是一通严厉批评。 没有什么理直气壮，我知道我错了，我老实地承认了一切错误，因为我不疼了，我愿意接受任何的惩罚。看来疼痛对人的意志力真是考验，我似乎没有经受住考验。 玩笑归玩笑，军纪却是严明的，你有千万条的道理，只要违纪便无理可讲。病好后，我在全连大会上，当众接受了最严厉的批评。但鉴于有“自首”表现，又确实“事出有因”，并没有给我书面处分。那是1982年，我18岁，这一年我经受了人生第一次挫折。 从那之后，我努力挽回“面子”，处处积极表现自己。或许因为有了“前科”，我们的指导员王培芳也对我严加看管，别人的小错可以原谅，我芝麻大点的事只要让他发现，一定是他职权范围内最严厉的惩罚。那一段时间，我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无论怎样小心翼翼，他都能找出理由收拾我。有一天下午，我又不知因为什么挨了他一顿数落，心里挺不服气，晚上躺在床上老大不高兴。这时，值班哨兵走过来对我说，指导员叫你到他宿舍去一趟！大半夜的，干什么呀？！难道白天还没有数落够啊？我极不情愿地爬起来，穿戴整齐来到指导员宿舍。进门一看，通讯员明国灿、老班长陆全胜，还有指导员的爱人在屋子里说话。 我一进门，王指导员就招呼我坐下，那口气比白天亲切很多。 我还没坐稳，见炊事班长急匆匆跑过来：“报告指导员，您让煮的东西煮不烂！”
真实的谎言（2）
“你怎么煮的？” “我煮了很久了，用筷子杵不动。” “哎呀，算了算了，赶紧都捞出来吧。” 原来，王指导员是江苏淮安人，这次爱人探亲捎来了几只螃蟹给大家尝尝鲜。炊事班长是安徽大别山人，当兵前就没有出过山，从来没有见过螃蟹，当然更不知道怎么做，于是照炖肉的方法炖了很久。 指导员哭笑不得，螃蟹捞出来了，一锅水成了蟹黄汤，满屋子洋溢着螃蟹的香味。指导员和嫂子招呼大家吃螃蟹。在西北能吃上螃蟹，尤其是半夜三更在严厉的指导员的房间里，竟然有这份享受，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况且我还被特别“监管”，能有这样的“殊荣”，真是受宠若惊。指导员还特批大家喝上二两，也没有借机对我进行“思想教育”。 从那之后，我觉得王培芳并不那么可怕，在他面前我也比以前放开了很多，一心觉得自己得争气，不让指导员失望。因为那顿螃蟹是他对我额外的一次照顾，我老觉得那不是简单的一次美味，倒像是在分享一种情意。那时我特别想立功受奖，想报答一下指导员。在我们那时的“价值观”体系中，能取得优异成绩就是最大的回报。
郁钧剑的“金玉良言”（1）
那天，我壮着胆子走进郁钧剑宿舍，胆怯地说：“郁老师，我也喜欢唱歌，我想唱段，您给听听行吗？” 2003年5月，军旅歌唱家郁钧剑作客《艺术人生》。我和郁钧剑也是熟识的朋友，节目做起来得心应手。但是有一件往事我也是在节目中第一次提起，郁钧剑听到之后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在部队的艰苦训练中，唱歌拉歌是枯燥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那时军队的歌无非是《打靶归来》、《战友，战友》、《炮兵之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类的老军歌，还有就是战士们自己创造的“拉歌号子”，什么：“12345，我们等得好辛苦！” “叫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像样！” “像什么？” “像个大姑娘——” 别看就这么几句号子来回喊，每次大家都格外兴奋，班与班之间，排与排之间，自发展开拉歌比赛。大家坐在马扎上扯着嗓子喊，五音不全，南腔北调，一概不吝，开心极了。在这种拉歌中，像我一样嗓门大点，声音浑厚点的明显占便宜，很快“脱颖而出”，一来二去的就成了“拉歌骨干分子”，进而成了“文艺骨干分子”，每次“起哄”的前几句几乎都是我起头，很出风头。 在我们连里要成立战士文艺演出队的时候，种种条件一综合，我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文艺宣传队。进入宣传队之后我拿出了一直没有展示的才能——吹单簧管。 单簧管是爸爸的“专业”，我很小的时候，见爸爸吹，觉得好玩，就跟着学。 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我学了一门“特长”，还捎带认识了五线谱。没有想到当年一时兴起的业余爱好后来成了我的特长，在部队里，不认识“单簧管”为何物的战士大有人在，而我竟然可以吹出好几首歌曲，这又为我争得了在部队里当“明星”的荣耀。 从此，带着文艺骨干分子的光环，我和一些有特长的战士一起，排练一些小节目为单调枯燥的训练生活添点乐子。当时我的拿手戏是独奏、男生小合唱和相声。独奏是因为只有我会，一枝独秀；小合唱是大家一起唱听不出跑调，可以滥竽充数；相声最简单，只要脸皮足够厚，说话连成句，就基本没问题。节目多了我也成了台柱子。文艺骨干总是可以得到大家的爱戴，战友们见我老是笑嘻嘻的。有点被“追星”的感觉后，积极性高涨，经常自己编点小节目，演出多了，不但可以少掏大粪，还能显示自己的才艺，一举两得。 1983年的夏天，对我们连战士来说的是非同寻常的日子，因为总政慰问演出团要来兰州为驻军部队演出。这对于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的我们来说如同过节般快乐。尤其听说著名歌唱家郁钧剑也随团来演出，更是激动地奔走相告。那次，郁钧剑唱了我们熟悉的《打靶归来》、《在那银色的沙滩上》和《草原之夜》，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天天唱的歌，怎么人家一唱就那么好听啊！ 我羡慕地盯着郁钧剑看，礼服笔挺、英俊帅气。比我大7岁的郁钧剑，看上去比我还年轻，讲话时眉宇间透着亲和。战士们回报的是热烈的掌声。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手掌心都拍红了，带头大声喊：“再来一个……”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了战士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是多么强烈，为什么每个军旅文艺工作者对自己下部队的经历都记忆犹新，就是因为他们可以从战士的掌声中听出那种真实的渴望—— 我当时，负责接待工作。演出结束后，就借工作之便办点“私事”。那天我壮着胆子走进郁钧剑的宿舍，胆怯地说：“郁老师，我也喜欢唱歌，我想唱一段，您给听听行吗？” “好啊，好啊！”郁钧剑平和而亲切。 于是，我扯着嗓子激情澎湃地演唱了一段《嘎达梅林》：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呀，不落长江不起飞。 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北方飞来的小鸿雁呀，不落长江不起飞。
郁钧剑的“金玉良言”（2）
天上的大雁从北方飞来呀，是为了寻找太阳的温暖：要说造反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唱完之后，我站在一边等着郁老师点评。 郁钧剑说：“小伙子感觉不错，但是声音差点，建议你从事间接的文艺工作。” 一晃21年，我果然如郁老师所说，从事了“间接的文艺工作”。2003年5月，当我在《艺术人生》演播室第一次和郁钧剑提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自己激动得差点哭出来。郁钧剑张大了嘴，几乎是惊叫着说：“哎呀，我记得呀，很久以前，永登有个小伙子给我唱《嘎达梅林》。怎么竟然是你呀？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四目相对，半天都没回过神儿来…… 人生多么有趣呀，这完全像虚构出来的故事，但却是真真切切的现实。 战士文艺演出队的节目渐渐多了起来，我们用几个破军鼓绑在一起弄了一个架子鼓，自己设计舞台，编排节目。记得，我和战友郭四平模仿当时红极一时的王洁实、谢莉斯演唱《笑比哭好》、《外婆的澎湖湾》，还拿了个永登县文艺汇演一等奖。 《艺术人生》第一期节目的嘉宾就是王洁实、谢莉斯。当时我在录制现场特别希望和谢莉斯老师演唱一回《外婆的澎湖湾》，记得节目中有这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