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在意我的狂话，和那个朋友事后也言归于好。只有我觉得像是隐私被揭穿一样地惴惴不安，老感觉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地嘲笑我，回头一看，其实空无一人……除了我自己，也许没有人在意什么。人最怕自己内心深处的不知足。我也承认，我的梦想已经不仅仅是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冲动，我那么渴望人生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甚至开始有了躁动不安的“白日梦”。
机会不能等（2）
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和我侄子朱涛聊天，给他讲起自己当年的这段经历。小涛当时刚刚大学毕业，在北京找工作，会意地给我讲起了中学的一篇英语课文：名字叫《DAY DREAM》（《白日梦》），说是西方有一种做法，没事的时候幻想自己的未来，想得越具体越好，想得越遥远越好，然后将自己的“白日梦”大声地讲给周围的朋友听，让所有的人知道。从此，碍于“说到做到”的面子，不断激励自己，不断将别人的嘲讽做为前进的动力。据说克林顿从小就口出狂言“我长大了要当总统”。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东方人不同。现在想想，这确实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当年的那句狂言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背水一战，拼死一搏，却神奇般有效。
东南西北任你游（1）
稍事平静，我仍在家里琢磨，觉得自己属于温火慢炖的性子，总需要一点外力的推动，否则就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因为很多选择都是一念之间的事情，稍不留意就会坐失良机。 1994年是农历狗年，春节放假，大年初八，我和谭梅骑着我的南方125摩托车在大街上转悠，不知不觉来到了位于兰州滨河路的白云观。这是兰州的一个著名道观，每到春节，香火鼎盛。闲来无事，我们也去凑凑热闹，求个签讨个吉祥话。在大殿里，我随意地摇着签，由于不太掌握摇签的方法，刚一动手就掉出了一只竹签，我捡起来，弹了弹土，上面用老旧的油漆写着一行字： “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 读完此话，我竟然一下子心惊肉跳，迟缓地将签放回去，一句话都没有说，示意谭梅也抽一个。谭梅拿着签筒摇了几下，竟然掉出了两只签，其中的一支原话我记不住了，但是清楚地记得那个解签的道士说的话：“你要想成事，你们两个谁也离不开谁，必须在一起。 ”另外的一只签子更加让我惊讶，竟然和我抽到的那个一模一样！我问谭梅抽签的时候在想什么？谭梅淡淡地说：“在想你去北京的事情，又在想假如你去了北京之后我们的事情……” 我明白她含蓄的表达，知道她一直和我一起忧虑我们的前程。我尽力让自己客观地想这个问题，尽量抑制着自己有些激动的心情。 “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原以为求个平安健康的祝福，换一日的好心情，原以为上天可以说句“知足常乐”之类的话，让我放弃久已萌生的不切实际的愿望。没有想到，是造物弄人，还是命运提醒，人生难道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说实话，从小在军人家庭长大，自己又是个军人，从不相信宿命的东西，但是自从杨澜的提醒和高立民的建议之后，我的心情就一直徘徊和躁动着。这次抽签更是推波助澜，给我愁上浇愁。 从白云观出来之后，我一直闷不作声，路还是原来的路，景还是原来的景，但我似乎开始冲动了，越来越感到不安，与路边人们的悠闲格格不入。我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想马上离开兰州。 我到家拿了存折，取了里面仅有的2000元钱，径直到民航售票处，买了一张第二天早上8：50飞往北京的机票。说实话，这在我30年的人生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以前花100元以上的钱都要反复考虑好几天，出远门也要周密地计划很久。而且在此之前，除了军用飞机，我从来没有坐过民航飞机。一切都毫无计划，一切都不符合我稳健的习惯做法，然而我怕我一回家认真考虑便会犹豫不决，我怕自己思前想后做出保守的决定。再说去趟北京怎么了？又没有生命危险，顶多花掉半年的工资，钱是可以挣回来的，过去看看，不行就回来，现在是放春节大假，管它哩！我把一切事情按照非常态的思路想了一遍，除了理智客观的困难不敢想，剩下的都想好了，就这么定了！谭梅一直保持着沉默，用女人的善解人意为我收拾着简单的行李，但是我从她平和的眼神和纤细的手指间看到了鼓励。梅梅身上有东方女人优良的美德，她的温和善良总让我心里 觉得无比踏实，借用一句歌词：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 我不敢多想什么离情别绪！第二天，带着坚毅的冲动，我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拎着行李走在飞机的舷梯上，我不敢回头，我希望即便有一天后悔，也是在许多年之后。 记得《艺术人生——朱明瑛》节目中，她讲到自己为了到美国的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放弃了在东方歌舞团已有的名气和地位，放弃了稳定温馨的生活，在登上飞机舷梯的瞬间，她说了一句话：“走是为了更好地回来。”后来的一切虽然遂了人愿，但其中的艰辛只有经历的人自己知道。每当听到嘉宾讲述这样故事的时候，我的心都跟着他们一起怦怦地跳，那种复杂的心理选择，会在经历过的人身上形成一种冲击，无论什么时候提起都会激动不已。人生就是这样，没有艰难的选择就没有后来的一切/
东南西北任你游（2）
我思忖着白云观签上的那句话：“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后来，我第一次担任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时候，那档节目就叫《东西南北中》，尽管我唯物，尽管不信命运，但是我唏嘘慨叹人生的巧合！
漂在北京（1）
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很快，很短，我没有那么多考虑具体问题的时间，整个旅程都处在亢奋和激动中。飞机是一种很神奇的交通工具，不仅仅因为快，它让我有恍如隔世的迷离感，因为起飞的地方和降落的地方是两个世界。 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熙熙攘攘，虽然没有今天那么豪华，但是各种指路灯箱，五花八门的广告也足以让人目迷五色。机场挤满了离别和团聚的人们，而我即不属于离别，也没有人等待团聚。对于北京，我是异乡客，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一个“北漂”。 狠狠心打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出租车。上车之后坚定地说了一句：去中央电视台！当时北京正在修建三环路，像个巨大的工地。还没到正月十五，街上的人不多，节日的气氛依稀存在。晃晃悠悠40分钟，到了中央电视台东门。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地来到东门传达室，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 在北京这个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落。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男人！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来到中央台东门，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 “先打电话吧！”阿姨努努嘴指着放在窗台上的电话。 我想起了那个6850开头的电话号码，不用看通讯录，烂熟于心。 高立民的电话没人接。 又打了一个，杨澜的电话没人接。 之后，我再打，找高立民，找杨澜。 属于我歇脚的地方就是传达室的长凳，上面坐着一排人，两个上访告状的，三个等人的，一个学生模样的。不一会，上访的走了，等人的等到了朋友也走了，学生模样的人不断地打电话，终于得到了一个否定的答复，悻悻地走了。最有悬念的就是我，干等。 就这样，在那条长凳上度过了我在北京的第一天，从我决定来北京到现在，整整24小时。24小时，我的世界变样了，但是至少此时此刻我还没有后悔。 到了快下班的时间，我开始着手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晚上的住宿是我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看似简单的衣食住行离开家全成了事儿。在家的时候听一个来过北京的朋友说，文化部附近有一些旅馆比较便宜，也许文化部招待所住的都是比较有文化的人吧，这就是我当时的逻辑。但是文化部在哪儿呀？和中央电视台一个性质，应该不远吧？此时的我一天都没有吃东西，我找了个小面馆勉强吃了一碗汤面，比我们的兰州拉面差远了，还特贵。我又狠狠心，再打一辆“面的”，坐在车上心里特别不踏实，文化部的招待所究竟在哪儿？车似乎又开了很远，看着计价器开始蹦字儿，我的心揪着疼，什么都没干成，就花了这么多钱，今后怎么办？也许自己真的太莽撞了，来北京之前竟然连个朋友都没有联系，弄得如此狼狈不堪。 好在出租车终于在20元之内到了文化部。当时的文化部在现在文化部的对面，是一个高大但老旧的楼，门口有警卫站岗。我被出租车丢下后孤零零地拎着行李在大街上没目的地走，眼中踅摸着有没有什么旅馆。我的衣着打扮和手中的行李都昭示着我是一个外地人，用现在的话说：外地来京打工人员。 文化部在沙滩儿，北京人说的时候加上儿化音，我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在“北京的沙滩” 转悠了很久。在天即将擦黑的时候，我在路边的角落里看见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招待所” 三个字。走进去一看，是一家人防工事改造的地下旅馆。走过一条很黑的楼道才看到旅馆的“前台”，一个胖胖的大妈操着熟练的北京话，盘查了我的军人证。登记之后，分给了我一间三人房中的一个床位，价钱是每夜14元。就这样，我在繁华北京的地下，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值得庆幸的是，和我同住在一间屋里的是两个来北京寻梦的画家，沙滩离美术馆很近，他们住在这里到美术馆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