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不可能。”
“能否说出你的理由？”
“照我看，这种行为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和习惯。他是个严于律己的人。每次出国他都会时刻向我报告行程，即便是他不方便和我联系的时候，也都会事先跟我说一声。我的工作之一是到外交部去为他领取退休金。在失踪之前，他从未忘记过将该准备的文件交给我。”
“据你所知，他会有什么值得失踪的理由吗？”
“没有。”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
“1902年10月14日，晚上6点钟，在布伦斯拜瑞区皇后广场141号。”
“请你将当时的情形叙述一遍。”
“那天下午3点15分，立遗嘱人来到了我的办公室，让我陪他一起去见诺巴瑞博士。于是我陪着他来到了皇后广场141号的房子里。不久诺巴瑞博士就来了，准备对立遗嘱人捐赠给大英博物馆的古董进行检查。这批捐赠品包括一具木乃伊和四只礼葬瓮等一些陪葬品。立遗嘱人指定这些东西必须按照原来的摆设方式，在同一个展柜里展出。其中，木乃伊当天已经送达，其他的陪葬品当时还在国外，但是据说一周内就会运抵英国。诺巴瑞博士代表博物馆前来对这批捐赠品进行验收，但他表示必须先和馆长联系且得到他的同意之后，才能正式接受。于是立遗嘱人对我做了一些关于运送、捐赠这批古董的指示，因为当天晚上他就要出国了。”
“这些指示和本庭今天的主旨有关系吗？”
“应该有的。立遗嘱人决定到巴黎去，接下来他可能会去维也纳。他让我在那批陪葬品运达的时候负责接收，并把东西打开，然后和木乃伊一起存放在某个房间，在那儿放置三周。如果在这期间，他回来了，他将亲手将捐赠品交给博物馆的负责人员；如果到时候他还没回来，就直接通知馆方来自行运走。从他的指示来看，我觉得立遗嘱人对于他这趟出国旅行的长短并不能确定。”
“他明确地说过要到哪里去了吗？”
“没有，他只说有可能会再去一趟维也纳。可是他却没有明确说接下来要去哪儿，我也没有问。”
“你知道后来他又去哪里了吗？从布伦斯拜瑞区皇后广场141号离开以后？”
“不知道。6点钟他离开了房子，穿着一件长大衣，拎着只手提箱和一把雨伞。我将他送到门口，看他向着南安普顿街的方向走去了。可他究竟去了哪里，我真是一无所知。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看见过他。”
“他没带别的行李，除了那只手提箱？”
“我不知道，不过我看好像没有。他习惯轻装上阵去旅行，如果有什么需要的他会在途中置办。”
“他对仆人们提过什么时候回国吗？”
“他屋子里除了一名看门人，没有别的仆人。那房子其实不能算是他家。立遗嘱人一向吃住都在俱乐部里，虽说他的衣服是在那房子里放着的。”
“他离开后，你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
“没有。自那以后，我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依照他的指示，我等了三周，然后去通知了博物馆的人，告诉他们说可以来搬走捐赠品了。五天之后，诺巴瑞博士就过来了，并正式签定了协议，捐赠品就被运往博物馆了。”
“那么你再次听到立遗嘱人的消息是在什么时候？”
“11月23日晚上7点15分，乔治·赫伯特先生来找我，他对我说立遗嘱人之前到过他家，仆人将其带到了书房。可是等赫伯特回家时，却发现立遗嘱人不在那儿了，他没有告诉仆人他要离开，也没有任何人看到他离开那座房子。赫伯特先生觉得事态非常严重，于是专门赶来通知了我。我很紧张，因为我也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我们两人决定尽快联系立遗嘱人的弟弟葛德菲尔·伯林汉先生。”
“赫伯特先生和我迅速前往利物浦街，并坐上了最快的一班去往伍德弗的火车。当时葛德菲尔就住在那儿。8点15分我们到了他家，仆人告诉我们他出去了，他女儿在书房里——后院里的另一间小屋。仆人点了油灯，领着我们到了书房。我们在那里看见了葛德菲尔·伯林汉先生和他的女儿。葛德菲尔刚刚回家，他是从院子的后门进来的，后院门上的门铃会在书房里鸣响。赫伯特先生将详情告诉了葛德菲尔之后，我们便离开了书房，往主屋走去。借着葛德菲尔手里油灯发出的光线，我发现离书房仅仅几步远的草地上有个发亮的小物体。于是我指给他看，他便捡了起来，那正是立遗嘱人总是串在表链上的一只圣甲虫宝饰。这东西连同一个金环被一条金线串起。金线和金环都还在，可是金环上却有个缺口。我们回到主屋，问仆人那天都有些什么人来过，没有人看见过立遗嘱人，所有仆人都说那天下午一直到晚上都没有任何人来访过。伯林汉父女也声称他们一直都没有立遗嘱人的消息，对于他回到英国的事情更是一无所知。由于情况让人非常担忧，次日早上我便报了警，请他们协助调查。经过一番搜寻，警方仅在查令十字车站的寄物柜里找到了一只无人认领、上面刻着‘J。B。’字母的手提箱。那只手提箱正是立遗嘱人离开皇后广场时提着的那只，同时里面装着的物品也可以证实手提箱是伯林汉先生的。我曾询问过寄物柜的管理员，他说那只手提箱是在23日下午4点15分被存放在这的。那个人的长相他记不太清楚了。车站保管了那个箱子三个月，可是还是没人认领，于是就交给了我。”
“可以通过一些标志或记号看出它曾经到过哪些地方吗？”
“只有一个‘J。B。’的缩写，标签和记号都没有。”
“立遗嘱人的年龄是多大？”
“据我所知，到1902年10月11日这天，他整整五十九岁。”
“可以把他的身高告诉我们吗？”
“可以，他的身高是五尺八寸。”
“那么，他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我认为他的身体很健康，因为我从没听过他有什么病痛。当然，我这么说也只是从外表来判断，他的身体看上去确实很健壮。”
“是不是可以说，他保养得很好？”
“以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可以这么说。”
“他的体型是什么样的？”
“他的体格相当健硕，而且肌肉很结实，但不算发达。”
罗蓝飞快地记录着，又追问道：
“杰里柯先生，你在之前说，你已经认识立遗嘱人二十七年了。那你是否注意过他的手指上是否佩戴了戒指？”
“他在左手的无名指上戴了一只仿制的古董戒指，上面有欧西里斯之眼的刻花。我印象中他只戴这枚戒指。”
“他总是戴着这枚戒指吗？”
“是的，因为那只戒指太小的了，勉强戴上之后就很难摘下来了，他不得不一直戴着它。”
杰里柯的证词到这里就差不多了。结束的时候证人望着伯林汉的律师，似乎想问点什么，但奚斯一直坐在那儿专注地看着供词。杰里柯发现不需要再交叉质询，于是走下了证人席。我往椅背上靠了过去，一转头，发现伯林汉小姐正低着头沉思。
“你认为供词如何？”我问她。
“听起来没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滴水不漏。”她叹了口气，低声说，“他们怎么能这样冷酷地谈论我可怜的约翰伯父，这太不应该了。说他是什么‘立遗嘱人’，这完全是市侩商人的口吻，好像他老人家只是一个符号似的。”
“遗嘱认证庭里很难给人温情和善意。”我笑着答道。
她点点头，表示同意，接着问我：“那位女士是谁？”
她所说的女士是一位穿着时尚的年轻女人，她刚走上证人席，此刻正在宣誓。宣誓完成之后，她回答罗蓝律师——同时也在回答伯林汉小姐——关于她身份的问题的疑问。她的名字叫作奥古斯汀娜·关杜莱·多柏斯，是乔治·赫伯特在艾尔森那栋房子里的女仆。
“赫伯特先生是一个人居住在那儿吗？”罗蓝问。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多柏斯小姐说。
“我的意思是，他是否单身，明白吗？”律师解释道。
“那又如何？”证人轻佻地回答。
“你只需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了。”
“我知道你的居心，”证人看上去比较难缠，“但我认为你不可以对一个洁身自好的年轻女孩作出这种影射。再说，还有一个管家和一个厨房女仆也住在这屋子里，而且赫伯特先生已经老得够资格做我父亲了……”
法官嫌恶地微微低下头。
罗蓝回答她的话道：
“我并没有影射你，我只是在问你，你的雇主，赫伯特先生，是不是单身，是或不是？”
“我又没问过他这个问题。”证人沉着脸说。
“请回答我的问题——是或不是。”
“我不知道答案，怎么回答你的问题？”证人有点失去理智地大喊，“也许他结婚了，也许还没有。我凭什么一定知道？我又不是私家侦探！”
罗蓝律师似乎愣住了，一脸错愕地望着证人。一阵沉默之后，法官传来求饶似的声音：“这点真的很重要吗？”
“当然，法官大人。”罗蓝回答说。
“既然这样，那你可以等传唤赫伯特先生的时候问他吧！他总会知道的。”
罗蓝鞠了个躬，算是同意了，于是回头继续质询这个嚣张的证人。
“两年前的11月23日，你还记不记得这天发生了什么事？”
“记得，约翰·伯林汉先生在那天来访。”
“你怎么知道那是约翰·伯林汉的？”
“我不知道，他自己说他是伯林汉先生。”
“他什么时间去的？”
“下午5点20分。”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告诉他赫伯特先生还没回来，他说他可以在书房里等，顺便写几封信。于是我就带他到书房去了，然后关上了门。”
“接着发生什么事？”
“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