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这些，河堤上还有许多野兽作祟，有鼹鼠，有獾，有狐狸，所以好多时候巡查河堤不仅要堵口子，还要捕捉野兽，甚至有专门的捕猎工具，有獾沓‘一种带长柄的网，用以铺捉游走在水中的獾。’，狐柜‘一种特质的长方木箱，箱前用挑棍挑起一块闸板，以撑杆撑起，后悬一根长绳缚于柜中，以肉为饵，诱狐入柜。狐入柜后，将挑棍撞到，闸板落下，狐狸即被关在柜中。’，老鼠夹子。
这个在河堤最底下喝风受冷的人，就被称为河沿溜子。
这是个苦差事，不仅每天要顶着寒风酷暑巡查河堤，在汛期更要冒着被大浪卷走的危险，兢兢业业，一刻也不敢停歇，黄河要是决了口子，那自然是你玩忽职守，要严惩以谢天下；若是黄河安稳，那必定是领导指导有方，扑救及时，和你没半点关系。
我父亲在黄河上做了二十多年的河沿溜子，为这事，我母亲可没少跟他吵架！
这活苦是苦，好在不得罪人，里里外外也缺不了他。
文革中，虽然不断有人将他在国民政府工作的经历揪出来，说他是“狗腿子”、“走资派”、“汉奸”，几乎每次运动，他都会被打倒，但是却没让他受苦，还是让他在黄河沿上老老实实做他的河沿溜子。
没办法，不管你闹得怎么厉害，谁也不敢让黄河决了口子，这河沿溜子，还得留着！
我心中也乱成了一团麻，先安慰了母亲，给她倒了杯热水，等她平息下来后，再详细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亲回事没被几却一下子睁开眼，看着我，竟然着那三个字。我母亲说，我父亲在半个月前，被征调进了一个黄河清淤小组，在太行山脚下的黄河古道中监督河工挖河。当时我父亲就不断说这个小组很古怪，但是具体怎么古怪，为何古怪，他就没说了。在我母亲到了第四天，我父亲就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当地政府找了好多天，都没找到。
我听她这样一说，也觉得事情大有蹊跷，也找了我父亲的几个老同事偷偷了解了一下情况，才发现那支黄河清淤小组很神秘，它并不是黄委会派过去的，来头很大，好多黄委会的老领导都都不知道究竟是哪里派来的，只知道是上面的命令。再往上查，就什么也打听不到了。
中国官场历来的规矩就是这样，凡是上面来下达的命令，下面的不管不问，只管去做就好了。这种事情，就算是国家机关完善时，都不见得能查出来，更不要说文革那样人荒马乱的时候了。
我四下里活动了半天，只打探到那支黄河清淤小组去的是太行山边上的黄河古道，至于到底是哪里，在那里做了什么，那就不知道了。
我一面安慰着母亲，一面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去太行山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年头，全国都在搞大串联，火车、汽车全部免费，车子全被红卫兵，红小将老老霸占住了，我这样的出身，虽然算不上资产阶级的“狗崽子”，但是把我打成“革命投机分子”是绰绰有余的，所以如何去三门峡，成了一个大问题。
就在我一筹莫展之时，一个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猴子苦着脸，来跟我告别。猴子比我早一年毕业，接了他父亲的班，去了黄委会。他瘦瘦巴巴，大名叫欧冶侯，很喜欢读书，尤其是线装版的古书。“文革”时候，好多书被列为大毒草，他成天和印刷厂的人套近乎，买了鸭梨、香烟，和人家换要被打成纸浆的古书看。我常嘲笑他是个古人，就像古代的齐天大圣，后来干脆叫他猴子。猴子跟我说，黄委会让他下周就去黄河古道监督河工挖河，指不定啥时候才能见面，送了我一本硬皮的笔记本，写了几句酸词，给我留个纪念。
我看了看，上面写着：“小小竹排江中游，心中永存毛主席，他就像是红太阳，恨天恨地我当家，黄山泰山都难挡，河水东流浪淘尽。”
我读了读，文理不通，这是什么破诗，明显是他自己胡诌的，他还慎重的很，让我一定好好收藏，好好读读，多读几遍就明白了。
我接过笔记本，摆在书架上，随口一问他要去哪？他苦着脸说，还好，好像还不远，就是太行山那边，听说地方挺偏的。我听他这样一说，当时就蹦了起来，让猴子上吊也好，美男计也好，不管怎么样，都得把我弄到他们挖河组，让我也跟着去。
猴子想了想，说：也行，反正我们都得招工人，你就做河工吧！
我拍着胸脯说：只要能把我弄进去，别说做工人，做女人都行！
猴子带我去了黄委会，谁知道那个领导外号叫铁嘴张，做事情最严格，我们俩磨破了嘴皮子，他都死活不同意。我和猴子赖在黄委会门口不走，但是人家端着大茶缸子不紧不慢地喝茶读报，根本不搭理我们。后来进来了一个姑娘，她看了猴子一眼，又看了我一眼，往里面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才进了里面。她进去没多久，那个端着缸子喝茶的领导却发话了，让我进去，填了张表，然后让我三天后过来报道。
猴子惊讶得直咧嘴，说邪门了，邪门了，铁嘴张还能改口，看来一定是黄晓丽给我说情了。我问他黄晓丽是谁？猴子一脸陶醉，说黄姑娘你就别想了，人家老爹是四野的大领导，根子深的很，估计这次是可怜你吧！我抓住他，给他狠狠一顿打。
三天后，我去黄委会报到，铁嘴张先给我们讲了黄委会的一些规章制度，我装成一副好学生的样子，点头哈腰的，将那些屁话装模作样记录在本子上。说完这些，看了看四周，然后干咳了几声，说，这个，这个，以下的咱们就随便聊聊，这个，就不用记在本子上了。
接下来，他讲了一些关于黄河的古怪禁忌。
第十五章 黄河衙门禁忌（一）
他说，我知道，好多背地里叫我“铁嘴张”，只认制度不认人，其实哪，大家不知道，我确实是没办法。老黄河上的事情吧，邪乎，好多事情要是说出来，那就是封建迷信，咱们也不敢提呀，对吧？
我猛拍他的马屁，说张主任说得太对了，猴子这帮孙子，胎毛还没褪尽，懂个啥呀！
他挥挥手，打算我的话，接着说，打民国刚成立，我就在黄河边上工作，那时候还没有黄委会。咱们这个黄委会吧，最初是国民党在1933年建的，当时的主任是大官僚孔祥熙的堂哥孔祥荣。1946年，解放区也成立了冀鲁豫黄河故道管理委员会，1949年后，这个冀鲁豫委员会更名为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最开始在开封，后来随省会迁到了郑州，这就是咱们现在的黄委会了。
他眯着眼睛说，我现在掐着指头算算，从我进黄委会到现在，一晃，快有四五十年的光景了。这四五十年来，我不知道见了多少黄河上的怪事，黄河上的禁忌，好多事情吧，我也说不上来了，反正有些是我亲自经历过的，有的是酒后的段子，半真半假，真真假假，我今天也就跟你们随便一说，你们也就那么随便一听，这个事情吧，也别对外说。
我一听，敢情领导要给我们讲黄河鬼故事，忙把胸脯拍得山响，纷纷表示就算敌人给我上老虎凳，灌辣椒水，使美人计，也绝不向外透露半个字。
铁嘴张点点头，他点了一根烟，一口气吸掉半根，然后给我们讲起来。
他说，黄河十年九汛，祸国殃民，所以历代王朝，都将河务之事当做第一要务。这负责整顿黄河的人，就叫河工，负责黄河事务。康熙三十七年（1699），专门设了一个兵种，叫河兵，专门负责黄河防汛。
河兵是什么，你们估计都不知道。
河兵是一个奇怪的兵种。
在大清国，军服胸前都印着字，有的印着“勇”，有的印着“兵”，这些字代表了兵种不同。兵是正规军，勇是临时招募的民兵，曾国藩的湘军、团练等印的都是“勇”字。河兵的军装上印了个“河”字，这是一个独立且古怪的军营系统。
河兵属绿营系统，粮饷为乾隆帝特批，按“战二守八”（战银每月一两五钱，守银每月一两）的比例分配，河兵可“由守拔战”而升迁，如因公遇难也可按军功条例抚恤。
可以说，河兵待遇是很好的了，但是少有人去。
不仅少有人去，就算有人被强行抓丁，征调成河兵了，也要千方百计跑掉。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康熙三十七年（1699），河兵人数为2000名，三年后只剩下不到800人了，跑掉死掉了一半多。后来实在不行了，又在嘉庆七年（1803），紧急从天津和宣化调拨400人凑数。
按说当兵吃粮，扛枪打仗，有什么要跑的，关键是河兵的工作性质不一样。
别的兵种是和流寇、盗贼、外夷打交道，河兵和什么打交道？
和黄河。
确切地说，是和黄河中的邪乎物件。
不仅是黄河，就连治理黄河的衙门，都里外透着诡异。
就说咱们黄委会吧，在解放前，黄委会内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严禁说“决口”、“泡汤”、“漏水”等字眼，在公文、信件中，也是极力避免出现这些字眼。
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那时候都是手抄公文，抄写公文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将公文中“口”字尽量写小，越小越好，且要将字的四面封死，不能留豁口，若留了口子，那黄河口就堵不严实了！
如果哪个人手一抖，不幸将“口”字写大了，又凑巧没封住口，那么轻者被大骂一顿，重者就直接打发他走人了。
这是黄委会一个流传了几十年的禁忌。
据说，这个规矩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了。
最恪守这个规矩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还有一个，就是孔圣人八房的后代孔祥荣，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当时四大家族孔家孔祥熙的堂哥。
袁世凯于光绪二十七年（1902）任山东河道府，对河务“赤心任事”，“为国立劳”，笃信黄河神秘风俗。
孔祥荣主政黄委会时，正值军阀混战，河务废弛，黄河水患不断。这个孔圣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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