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的阳光照在玻璃上，织锦品如同一块核桃皮，皱巴巴地缩成一团。他伸出颤巍巍的手抚摸着，织锦品不再柔软华丽，软绵绵的身子变成一块僵硬得刺手的黑铁片，翘起的部位经手一触，便哗啦啦掉到地上。如同腐朽的树皮，在飓风的吹动中飘然离开母体。夏鼐颤抖着放下手中的“织品”，一言不发，在仓库里来回走动。
皇陵发掘的前前后后，夏鼐是一位最清醒的参加者。他的清醒不只是对考古知识的精湛研究，而且是对中国政治、文化及其现状的深刻了解，也是很少有人与之相比的。在定陵发掘之初，他就预感到了未来的结局。对于他的高瞻远瞩，不必要等到三具尸骨升腾起冲天大火时再作结论。目前的状况，已经初露端倪了。
面对几十匹松树皮似的织锦品，夏鼐带着无尽的悲愤和无可奈何的哀叹，当日返回北京。
不久，消息又从北京传回定陵，暂时改变了定陵发掘人员和出土尸骨及器物的命运，使这场悲剧在尚未达到高潮之前，暂时降下帷幕。发掘工作再度以喜剧的形式出现。而恰恰是这段喜剧，才增添了整个悲剧的氛围。八年之后，当它真正达到高潮时，即使是共和国的巨人，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望空兴叹了。
灯光重新闪亮
阴森潮湿的地下玄宫，又亮起了昏淡的灯光，清理工作在停止了近半年之后，终于重新开始。对于发掘人员来说，历史既然再次给予他们这个良机，就不能轻易地失去。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迅速打开万历皇帝的棺椁。
这个宽、高均为1．8米，通长3．9米的巨大棺椁，依然悠闲自得地稳坐在玄堂中央。历史让这位帝国皇帝的亡魂，在玄堂上多停留了近半年，今天终于气数殆尽，在明亮的水银灯下，被推到了亿万观众面前。
朱红色的椁板为松木精制而成，四壁以银锭形■榫压住，再用铁钉钉牢。虽历经三个多世纪，仍不失当初的威严和庄重。盖底板异常厚重，两侧钉入4枚大铜环，想必这是为了梓宫运送及入葬时拖运方便而设。因为有铜环相助，这巨大的棺椁就可从百里之外平安地运到玄宫。椁板之上，放置着木制仪杖幡旗之类的殉葬品，形式排列有序，大有两军对垒、兵戎相见之势。
夏鼐大师亲临现场，队员们用铁制的锐器将椁板慢慢撬开拆除，一口楠木制成的梓宫露了出来。只见棺木上方盖有一块黄色丝织铭旗，两端镶有木制龙牌。铭旗中央金书六个醒目的大字：“大行皇帝梓宫”。
棺木外被朱漆，从四周无一丝缝隙说明，朱漆是在皇帝的尸体入棺后才涂的。梓宫与椁形制相同，前高后低，前宽后窄。从棺前正视，上部略窄、下部稍宽，中部宽大；两侧呈孤形向外突出，使棺内中部有较大的空间；棺盖则用四个大铁钉牢牢钉住。
最后一日梓宫就要开启，幽深的玄宫内悄无声息。发掘人员撬动棺盖，锈蚀的铁钉在缓缓晃动，厚重的棺盖露出了隙缝，锐器沿缝隙向里推进，咯吱，咯吱的声响，如同棺内的主人发出的呻吟。也难为这位万历皇帝，在地下，愧对列祖列宗，来到尘世，又羞于面对世人。所以，唯一的办法是死死地抓住棺盖不放。
然而，虚弱的阴魂在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了。阳能克阴，这是两个世界经过千百年的争夺得出的最后结论。在这阴阳双方交手的关键时刻，万历皇帝再度像对待他的帝国一样，索性撒手任凭天命。随着“喀嚓”一声闷响，朱红色的棺盖被高高地撬了起来。四个黑色的铁钉也如同大明帝国的廷臣守将，自顾不暇，弃关而去，只留下他这个光杆皇帝。
队员们用手把住棺盖，憋足力气，随着夏鼐大师一声令下，厚重的棺盖倏然而起，然后摇摇晃晃地将棺盖放在了棺床上。
大家欢呼着拥向这位大行皇帝的梓宫，只见里面塞满了各种光彩夺目的奇珍异宝。一床红地绣金的锦缎花被，闪着灿灿荧光，护卫着各色的金银玉器，织锦龙袍。这无疑是一个集大明帝国璀璨物质、文化、艺术的宝库，是一部详尽的明代帝国史书。
赵其昌拿起照相机，随着镁光灯的闪烁，拍下了开棺后的第一批资料。冼自强手拿画板，描绘着梓宫与器物的形制。其他队员忙着测量、编号、记录、登记……一切都按照考古手段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夏鼐和赵其昌默默地围绕着棺木仔细查看，俩人的心情相同，都在考虑着如何清理棺中这数以百计的殉葬品。万历的梓宫不同于两位皇后，它完好无损，高达1．5米，即使站在凳子上，也无法进行操作。如何既便于操作，又不损坏棺木和随葬品，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当天晚上，夏鼐把赵其昌找来，谈了自己的设想：“在棺木四周搭起木架，架上再铺木板，这样人可以趴在木板上进行清理。”赵其昌听后犹豫地说：“这样做，好倒是好，可太辛苦了。我们年轻人受得住，您正在病中，怎么支持得了？”然而，俩人考虑再三，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按这个方案试一试。
很快，万历梓宫的四周搭起了木架，铺上木板，人趴在木板上，探身棺内进行操作。
掀开锦被，里边露出了形态各异、色彩不同的道袍、中衣、龙袍等色彩纷呈的衣料。发掘人员按照放置的顺序，小心地拿出上层的一件道袍。道袍为素黄绫做成，设有纱里，右面开襟，腋下有带巧妙地将开襟绑住；道袍通体肥大，外形同今日道士所穿服装相类似，不同的是背后有错襟，两侧开口以至两腋，这样的造形，穿起来也许更方便些。底襟里面有丝线绣字，字迹清晰：
万历四十三年正月十八日造
长三尺九寸六分
绵九两
袍的里面放有纸条，文字除和绣字相同的外，另有：
本色素绫大袖衬道袍
袍身宽二尺一寸
袍内填有棉絮，但分布极不均匀。根据制造年月和袍的成色进行分析，这件道袍万历生前并未穿过。事实上，整个明朝的君主都崇尚佛教，而对道教都比较冷淡。朱元璋和朱棣两朝，都有佛门高僧辅佐政事。而当年还是燕王的朱棣，正是靠庆寿寺僧人道衍即姚广孝的帮助才夺得了帝位。万历的生母慈圣太后，生前多次捐献银两修缮佛庙，万历和郑贵妃邂逅之后，也时常双双到佛寺进香，以求佛祖保佑他们百年之好。明代君主对佛教的崇拜，是否与他们的祖先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当过和尚有关，尚无结论，但这方面的因素至少会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
除去嘉靖皇帝之外明代君主对道教冷漠，但并不排斥，仍然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加以容纳。万历皇帝棺内的道袍或许可作实证。这件道袍的出现，绝非偶然，它同故宫、天坛、紫禁城那辉煌的建筑一样，说明了处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帝国在对待文化方面的胸襟和情怀。这与清朝后期渐已形成的小巧精致的建筑及封闭的文化心态形成鲜明的对照。不管郑和率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的最终目的和结果如何，就它的气魄而言，是后来的大清帝国所不能企及的。假如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提前三百年引进中国，明代的君臣也绝不会像慈禧太后惧怕火车一样恐慌不安。可惜，历史的进步从来就不是以时间的流动而前进的。
在各类袍服、衣料的下层，深藏着一件稀世珍宝，这就是万历皇帝的缂丝十二团龙十二章衮服龙袍。衮服是皇帝在祭把天地、宗庙、社稷、先农、册拜、圣节和举行大典时所穿的礼服。是龙袍中最为珍贵的精品。
衮服底纹织有“■”、“寿”字、蝙蝠、如意云，象征“万寿洪福”；十二团龙分别缂制在前后身及两袖部位，每一团龙又单独构成一组圆形图案，中心为一条蛟龙，两侧为“八吉祥”纹样。蛟龙之上，再饰流云，龙下饰海水、江崖。“八吉祥”纹是八种图案纹样，即轮、罗、伞、盖、花、罐、鱼、盘长。在十二团龙图案之外，又缂十二章纹样，这就是属于帝王特有的十二章衮服。十二章也是十二种纹样，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纹样各有含义，日、月、星辰，昼夜有光，表示普照天下；山取“镇”土，龙取“变化无方”；华虫是雉鸡，翎毛华美，表示“文采昭著”；宗彝是尊彝之上再做上长尾猴形，古代相传长尾巴猴子孝顺，栖息于树，老猴子在最上面，依次相排，小猴子在最下面，守卫长辈的安全，故宗彝取“孝”义；不忘祖先恩德；藻是有花纹的水草，取其有“文”；火即火焰，取其“明亮”；粉米是粮食，人离不开米面，取义养人；■是斧头的形状，取义“果断”、“权威”；■是两个弓相背，取义“见善背恶”。总之，意在象征皇帝文武兼备，处政英明果断，圣光普照大地，恩泽施于四方。遗憾的是，这位万历皇帝除了理事专断之外，其余诸条却一无所具。面对祖制图案的良苦用心，不知作何感想。
关于衮服织法的研究，在没有新的论断问世之前，其缂丝“通经断纬”的技法，应当说是起源于汉魏。
1959年，考古学家在新疆巴楚西南脱库孜来古城遗址中，曾发现过一块用通经断纬技法织成的红地宝相花缂毛残片，按时间推断，和1906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新疆古楼兰发现的一片具有“通经断纬”技法和希腊风格的毛织人像不相上下，均为汉代中期。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带，发现一套缂丝织成的绦带，经推断为盛唐时期的产物。
至宋代，缂丝在中华内陆盛行开来，今天我们还可以从《紫鸾鹊谱》、《紫汤荷花》、《红花树》等著述的封面或卷首中，找到以缂丝为装裱的实物，而关于缂丝在宋代盛行的文字证据，也同样可以找到。庄绰在所著的《鸡肋�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