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拿解来京，并查抄其字迹赀财；三法司及与审之九卿、科道等俱交部分别议处。翌日又谕：近日内外问刑衙门习气，不求其情罪之允当，惟事妇寺之仁。杨灏身为藩司，为阖省属员表率，乃侵扣谷价数千两，是皆民之脂膏也，而遽以限内完赃欲贷其死。夫限内完赃，姑从末减，在微员犹或可言，岂有方面大员，婪赃累累，而尚欲借口完赃俾得偷生，有是理乎？朕临御二十二年，试问在朝诸臣，有敢窃弄威福、能生死人者为谁？为官相护之锢习，朕必力革而后已。嗣经刑部拟蒋炳斩监候，奉旨免其斩候，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侵贪至三千余两之杨灏即行正法。（59）据说，在这一案中，皇上降旨将尚书、侍郎、给事中、御史共六十八人，分别处以革职留任、降级留任、销级、销纪录、降级等处分。（60）
十月，据新任山西巡抚塔永宁密奏，前任山西布政使、原大学士蒋廷锡之子蒋洲亏空库银二万余两，闻升任巡抚之信，即与冀宁道杨龙文商议，代伊分札各府州县，勒派自数百两至千两不等，合计共银一万四千余两。狱具，蒋洲、杨龙文即行正法；原任山西按察使拕穆齐图与蒋洲交结，透支藩库银三千余两，并收受蒋洲古玩银两，革职，解京治罪；原任山西巡抚明德以明知蒋洲亏空，不行举发，反受其古玩银两，绞监候，秋后处决。因通行晓谕：山西一省巡抚藩臬朋比作奸，毫无顾忌，吏治之坏，至于此极！朕将何以信人，何以用人？外吏营私贪黩，自皇考整饬以来，久已肃清，乃不意年来如杨灏、恒文等案屡经发觉，而莫甚于蒋洲此案。朕为愧愤。蒋洲之罪，重于恒文、杨灏。若不大加惩创，国法安在？（61）
复以科道等官未能举奏恒文、蒋洲之贪黩败检，降旨申饬：朕御极初年，曾令科道各抒所见，尽言无隐。其时奏牍纷纷，亦多以细故塞责，且颇有借言行私者，而鄂善纳贿一案仍系别经发觉，非由科道纠陈也。可见科道等，一鼓励之，不过簧鼓窃权，而一裁制之，遂致因循观望，相习成风，已非一日。此风实属可虑。（62）
于是在乾隆二十年前后，就掀起了自乾隆十三年以来，对官员的又一波整肃。自那以后，它断断续续，几乎就没有停过。
而在办理蒋炳一案时，即令查抄字迹赀财，看来，皇上的“政治弦”是绷得够紧的了。恐怕乾隆朝要超过康熙、雍正，实现一个“现代化”的目标，即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了。
11．余波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皇上以十二月朔日日食，望日月食，“一月之间，双曜薄蚀，灾莫大焉，我君臣当动色相诫”，命大学士、九卿、科道等各抒所见，据实敷陈用人行政阙失。（63）
御史汤先甲应诏奏曰：内外问刑衙门遇有造作妖言、收藏野史之类多丽逆案，宜坐以所犯罪名，不必视为大案，极意搜罗；刑官何必立意求深，多援条例；州县侵亏帑项，宜照旧例办理，（64）在贪墨败检之徒，诚何足惜，然非所以慎重国帑；官犯提解至京，不宜亲临审鞫。
奏入，皇上逐条加以批驳，谓即如收藏野史案内，《东明历》等书，不但邪言左道，且有肆行诋毁本朝之语，此而不谓之逆，必如何而后谓之逆者；试问今日之刑官，较之往昔办案，究竟孰为宽，孰为严？若以限内完赃为慎重国帑，则是非为问刑，乃为言利矣；朕临御以来亲讯者，惟张广泗、鄂昌二人，一则玩误失机，关系军国重务，一则身为满洲世仆竟与胡中藻甘心唱和诽谤，此二人岂可以寻常官犯同日而语？总之，用刑之道，贵在鉴空衡平，而干犯法纪之人，莫如悖逆、贪污二者，复对“外省习气尚在从宽”表示不满：
国家治世之大权，而当宽当严，惟在因时随事，期于情法允协，所以惩奸宄而安善良。初不得借口于世轻世重，先自存偏畸之见也……
朕御极之初，承皇考整饬之后，钦遵成训，随时用中，复济之以宽大，……乃沿之日久，或贪官簠簋不饬，或奸民诪张为幻。此类怙恶自甘，既非可以德化，若煦煦以姑息为仁，将官方国纪、风俗人心，何所底止？（65）
几天以后，针对御史周照所奏一折，上谕：
如所称行政急于观成，必条例繁多，法令严密。承于下者，转得以空文相应，试问今日之行政，有视昔加严者乎？繁者何条？密者何令？
至称用人急于求效，便给近利之臣以小效炫其才智，而老成持重转因而退沮，何不指名奏出？……
续谕：适恭阅皇祖圣祖仁皇帝实录，有言路不可不开，亦不可太杂，明朝国事全为言官所坏之谕。昨者降旨求言，原冀得一二补阙拾遗之奏，庶几有裨实政。乃其中并无所见，而藉词应诏，妄肆簧鼓。朕若复崇尚虚文，则明季弊政，炯鉴俱在。周照著严行申饬。嗣后倘更有似此空言塞责。实行其私者朕必明治其罪。（66）
足见对当日朝政亦存在严厉的批评。确实，无论“南巡”或“西师”等，都是乾隆一朝以前难以想象的，现在不但局面逆转，且在多方面主动出击，以达到国家的特定目标。可见当日问题也不仅仅在于“当宽当严”一个方面。
但我们毕竟看到了对文字狱的不同意见。其后，还有着一系列的文字狱案，它恐怕还要持续很长时间，尽管在乾隆二十三至二十五年之间，数量曾一度有所下降：
乾隆朝文字狱·二（乾隆二十至二十七年）
隆二十年（1755年）
二月，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
五月，山西兴县县民刘裕后赴学政行署投献自著《大江滂书》。山西巡抚审奏：该书悉属妄诞不经，但自比圣贤仙佛，或称颂其父祖，借拟帝王，甚至有讥刺朝廷之语。因其素有疯疾，稍为宽纵，请旨即于市曹杖毙。
九月，旗人赵永德赴山阳县呈首原任刑部郎中、淮北盐商程鍪所著《秋水诗抄》，有造谤污蔑之语。经江南河道总督研审奏闻，上谕：其中并无讥讪悖逆之语，而送王大一首系抄袭古诗以为己作，则富商无识务名之习毕露。看来此事明系赵永德索诈不遂，挟嫌诬害。富勒赫为其所愚，据以入奏耳。倘因此案动于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则狡黠之徒借以行其诬诈，有司不察，辄以上闻，告讦纷繁，何所不至？迨至辩明昭雪而贻累已甚，此等刁风断不可长。赵永德著交该抚庄有恭严审定拟具奏。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
正月，江苏常熟民人朱思藻以地方被灾，米粮昂贵，意谓地方官未必禀详，不能邀恩赈恤，于是将《四书》成语凑集成文，题为《吊时》，中有“暴君污吏，长君逢君”，“有王者起，犹解倒悬”等语。同乡监生呈首到官，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以其“侮慢圣言，鸱张讪滂”，请旨即行正法；上命从宽免死，遣发黑龙江，谕：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项凡用一百四十三万，已不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二千四百八十余万，米称是。且江省去年秋灾，截漕拨粟，数逾百万。朱思藻究因灾望赈，尚与胡中藻之身列仕版无故悖逆谤讪者有间。
四月，山东巡抚拿获妄言祸福流寓之人刘德照，称其人“似类疯癫”，随于直隶开州刘家墙洞内查出字帖四纸，有“兴明兴汉”，“削发拧绳”等语，直隶总督奏闻。上谕：近来督抚往往以迹类疯癫奏请杖毙完结，不思此等匪类，若不过词语不经，妄言灾祸，诓诱乡愚，或生事地方，訾议官长，杖毙已足蔽辜；如其讪谤本朝，诋毁干犯，则是大逆不道，律有正条，即当按法定拟，明正典刑，妻子缘坐，不得坐以疯癫，曲为原解，仅予杖毙。刘德照凌迟处死。自此案始，疯汉文字狱剧增。
六月，左必臣以训蒙卜课为生，因年荒失业，与朱伯侯相遇，遂仿照俗传刘伯温朔书，捏造所谓王将军判语刊刷，以诓人得分钱米。书内“十愁”有：“山东一扫平，四川起狼烟，江南不太平”等语。两江总督以不经语句妄言灾祸，诓诱乡愚，实与近奉上谕所指之匪类相同，请旨将其立予杖毙，朱伯侯请照“妖言惑众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佥妻发遣。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四月，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
六月，上海县民人汪三私刻木戳，据该县讯供因疯自造，上谕：地方生事不法之徒，情伪叵测，或有平时阴图煽惑，及至败露，往往佯托疯癫，而地方官亦遂苟且以疯癫毙狱，殊非去恶务尽之义。朕阅汪三所刻戳记，并非因疯自造，明有代刻之人。该犯杖毙已足蔽辜，而所与往来如留文彩辈，自当穷诘根株，严行治罪。若竟以因疯自造一语，草率结案，奸民将何所惩儆耶。
十一月，阜宁知县搜出民人周瑞家藏妖书一本，面写“古圣遗书”，所载“均属狂悖”。两江总督以书内所撰刘伯温语，妄谈运数，不法已极奏闻，得旨：“甚可恶！非寻常劝人吃斋之可比，当尽法穷究。岂有本朝如此爱民，百年之久，尚有此语之理？”
十一月，湖南茶陵州生员陈安兆自著《大学疑断》、《中庸理事断》及《痴情拾余诗稿》等书为官府查获，湖南巡抚以评驳朱注，多尊崇谢济世之语奏闻，又与湖南学政检出诗稿“隐含谤讪”之处粘签禀呈。上谕：所奏殊为过当。即诗稿中间有牢骚词语，亦浅学人掉弄笔墨陋习，其实非谤讪国家，肆诋朝政，如胡中藻之比。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
十月，汝宁府地方拏获湖广孝感县逆犯朱尚柄，指称故明后裔，所藏书册，大逆狂悖，按律凌迟处死。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
七月，浙江归安县人沈大章蒙馆为生，兼工刀笔，与本县武举汤御龙挟有宿怨，遂刻板印书一本，内有兴复宋代、指斥清朝之处，将该书乘雨夜投入汤御龙船内。不料为汤赴官首缴，浙江巡抚照谋反及大逆律，将沈大章凌迟处死。
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