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该书乘雨夜投入汤御龙船内。不料为汤赴官首缴，浙江巡抚照谋反及大逆律，将沈大章凌迟处死。
七月，浙江归安县屠雍若为人凶恶，见鲍体权小女尚未出嫁，每来窥看，调戏搂抱。鲍体权忿极欲报复，适本县有汤御龙首告逆书事，乘此写诗一首，有“屠人手内刀，雍康纂吾朝，若问行兵日，等动兑方刀”等句，于夜二更贴在本镇戏台上。浙江巡抚以“非寻常投帖匿名文书告言人罪及诬告人谋叛者可比”，奏请应照“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律”拟斩立决，屠雍若照生事行凶例发往云贵川广烟瘴少轻地方严行管束。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
江西泰和县童生李雍和读书不就，飘流四川算命营生，乞化时被递解回籍管束。六月，投呈学政，随于其家中搜出逆词一纸，第一条怨天，第二条怨孔子，第三条上干君父，指斥乘舆。江西巡抚以其胆敢造作逆词，肆其狂悖，罪大恶极，万死不足蔽辜，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缘坐。
甘肃成县民人王献壁自幼读书未成，染患疯病，遂捏造仙佛下界等词欲图诳骗银钱。十月，将书词一封投入陕西学政轿内，以其书词悖逆奏闻。陕甘总督、甘肃巡抚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且于部文来到之前，恭请王命将王献壁赴市曹凌迟处死并枭首示众。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
五月，山东莱阳县民宫立朝捏造逆词，诬陷宫立矩等谋为不轨。
七月，直隶正定兵丁拾获逆词，为李怀林等挟仇陷害，编造逆词，牵出豫省人犯孙耀宗，起获收元教经卷，供出其教起自山西长子，传教惑众，命直豫晋三省彻底根究，上谕：“阅所进逆词。乃横肆狂悖。从来未有大逆之尤”；“狂悖肆恶，迥非寻常逆案可比”，分别予以凌迟、立斩等。（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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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三辑，第673页。
（2） 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第201～208页。
（3） 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第158页。
（4） 乾隆十九年十月戊午谕。
（5） 乾隆二十年二月甲寅谕。
（6） 《啸亭杂录》卷7《宗室小考》。
（7） 乾隆二十年三月庚子谕。
（8） 乾隆二十年五月庚寅谕。
（9）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癸未谕。
（10） 乾隆六十年十月己亥谕。
（11） 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壬子谕。
（12） 乾隆三十八年九月甲戌，谕伊犁驻防满洲官兵。
（13） 《避暑山庄后序》，《承德府志》卷首。
（14） 李零：《避暑山庄和甘泉宫》，《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15） 《御制避暑山庄后序》，乾隆四十七年七月。
（16） 《高宗实录》卷411，乾隆十七年三月辛巳。
（17） 《高宗实录》卷419，乾隆十七年七月丙子。
（18） 《高宗实录》卷446、447，乾隆十八年九月。
（19）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索约勒济围场在热河木兰之北，巡幸往返共四千余里。不过，此次筹划已久的巡幸后亦借故停止。
（20）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辛巳谕。
（21）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壬申谕。
（22）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癸酉谕。
（23） 《高宗实录》卷367。
（24） 《高宗实录》卷411。
（25） 《簷曝杂记》卷1《蒙古诈马戏》。
（26） 以上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第四、五章；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27页。
（27） 乾隆二十年六月己酉谕。
（28） 以致民间流传皇上把女儿嫁给了孔氏，去曲阜是为了看女儿的故事，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
（29） 乾隆十二年六月庚申谕。
（30） 乾隆十三年二月己卯谕。
（31） 以上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第四章。
（32） 据钦天监正、西洋人刘松龄在1749年的一封信说：在山东，皇上和皇后一起去一个庙里祈祷，由于神不要听他的祷告，在回来的路上，皇后突然发了可怕的病，一天就死去了。由于皇后之死，皇帝感觉严重地丢了面子和难以忍受，于是变成了一个很厉害的仇恨的爆发者。皇上拿脚踏皇长子，然后命令打他，说他在皇后死后的仪式上不够悲哀。另把两个大臣打得同样厉害，以致一个当天死了，一个过几天也死了。此外一个大家认为最有智慧、有文化的一品官员，也在宫廷遭到审问，几个月后才得到赦免。因为在皇后丧仪期间剃了头，按照满洲的习惯这是不允许的，两江总督，一个满洲人，被发配到满洲，他被没收了土地房产，拿着扫帚在宫廷扫地，每月只有一两银子的生活费。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
（33） 乾隆十八年八月壬寅谕。
（34） 乾隆十九年二月壬午谕。
（35） 乾隆二十年六月乙巳谕。
（36） 乾隆二十年六月己酉、乙卯谕；先是，寄谕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庄有恭等：南巡一事应“静听军务就绪，降旨遵行，此时慎勿先事张皇”（《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十一辑，第147页）；迨准噶尔一举荡平的错报传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督抚合词吁请再举南巡之典。至是降旨俯允所请。
（37） 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十一辑；十二辑。
（38） 乾隆二十年六月壬申谕。
（39） 乾隆二十年七月己卯谕。
（40） 乾隆二十年十月甲寅谕。
（41）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十五辑。时军机章京赵翼记云：“尹文端（继善）以南巡事，隔岁先入觐。公（傅恒）尝命司属代作诗相嘲，中有句云‘名胜前番已绝伦，闻公搜访更争新’，文忠辄易‘公’字为‘今’字，便觉酝藉”（《簷曝杂记》，卷2，《傅文忠公爱才》）。
（42）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十五辑。
（43）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是月。
（44）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己卯，上谕：至此事在本月初九日，该督抚等身任地方，每日随行，岂竟一无所闻？而皆置之不问，经步军统领衙门查明具奏，朕始知之。封疆大吏，所司何事？人命至重，朕清跸所至尚尔如此，则平时之玩忽从事更不可问矣。
（45）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壬戌谕。
（46） 起初，阿睦尔撒纳率众来归，皇上虽认为他“为人诡诈反复，全不可信”，却又因其“乃最要之人（在四卫拉特中，其掌握辉特、和硕特、杜尔伯特三部），伊若来降，明年进兵大有裨益”。于热河入觐时，阿面陈进兵准噶尔方略，因“赐上驷与之乘，亲与其分较马射，并以蒙古语询其变乱始末，赐宴而退。阿悚然，时冬月严寒，阿逆汗下如雨，退告其下曰：‘真天人也，敢不慑服！’”（《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遂封其为亲王，令率领北路大军前锋，弃清军上三旗纛帜不用，仍用“旧纛”（此已不当）。果然，军马“如入无人之境”，“未折一矢，诸部争迎，伊犁悉定”，封双亲王。随后，阿渐露欲为四卫拉特总汗之意，与清廷善后方案意见不一，六月即令班第可“便宜从事”，六月底，以阿睦尔撒纳“图据准噶尔已无疑义”，与其俟其变乱，莫若先发制人。密令班第等，如阿尚未起程入觐，即行擒拿，在军营正法；如已动身，则另行办理。复因事机不密，遂致脱逃。但阿逆始终不能与清军小股部队相抗，其非“预谋叛乱”可知矣。至于潜逃之直接动因，据其自述系“遵旨入觐，行至乌隆古地方，闻有拿我之信，不得已潜避”。与其部众言：阿某非不臣，但中国寡信，今入境如躯牛羊，大丈夫安肯延颈待戮？俄国史料也记载阿在入觐途中“截获了由北京下达给将军们的命令”（《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第300页）。赵翼等则记六月间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奉旨先归，阿私下以总统四卫拉特之意，请其代奏。及额驸入京，竟不敢代奏。而阿中途迁延，犹有所望也。迨至八月中旬，旨仍未下，阿疑事已中变，恐入觐得祸，遂叛走（《皇朝武功纪盛》2；《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皇上亦知阿与班第等意见不合，屡次被参，“自生猜疑”，把一部分责任推在了班第等人身上（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45页）。
（47） 乾隆十六年三月壬寅谕。
（48） 参见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49） 《清代文字狱档》，上册，第49～50页。
（50） 卫哲治参劾谢济世颇为时伦所不满，据昭梿所记，此事“袁简斋（枚）曾作书规之。刘文清公（墉）亦言其‘官每高一阶，而其品乃下一级’”（《啸亭杂录》卷2《卫司空》）。然逮治谢济世似为皇上之授意。
（51） 昭梿以为，胡中藻诗狱盖乾隆帝“深恶党援，非以语言文字责也”，谓乾隆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二相国秉政，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胡阁学中藻为鄂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以张党为寇仇，语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啸亭杂录》卷1《不喜朋党》）。
（52） 在美国学者孔飞力看来，皇上大骂胡中藻“诬谤满人”，又严斥鄂昌说他的行为不配当一个满人，把这些联系起来才能理解这个案子的意义，即在“谋叛”和“汉化”。《叫魂》（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第87页。
（53） 如郭成康认为：盖是时平准在即，形势严峻，皇上必欲遽兴大狱，以震惕汉大臣官员。胡中藻、谢济世不过是其早已选中的靶子而已，《清通鉴》卷5，以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