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针对过去成灾而请，年年疏筑，年年蠲赈，终无了期；张皇补苴，看来终属无益之被动局面，提出“与其赈之被灾之后，何如筹之未灾之先”；“以为一劳永逸之计。”（11）在今日言之，会三省之全局，川浍以疏之，堤防以御之，工费诚属浩繁。然一举而使千百里内之田畴民舍，可以永获安全，则生民之利，孰大于是？即多需帑金，所不当惜。况统屡年赈恤所用计之，为数果孰多孰寡耶？在国家蠲赈，未尝不动盈数百巨万，而小民已先受荡析之苦。（12）
乾隆二十二年南巡以后，山东、河南、安徽三省河道的综合治理，是乾隆朝又一次大的水利兴修。如有人建议挑挖洪泽湖淤泥，有人建议根治山东运河，请自济宁以下之石佛闸起，北至临清闸止，将河底淤垫逐一探估挑挖，以免阻塞之患；临清以北，德州以南之卫河，与临清以南之运河一体办理，等等。
至岁末报告：疏浚淮、扬、徐、海等处江湖入海干支各河，及高宝下河归江归海之河港共五十余道，俱先后告竣。二十三年，各工皆如期完成。
清口“为黄淮交汇，河防第一要区”，历届河督为解决黄河下游水道淤塞问题，在清口两侧筑束水坝冲击黄河泥沙，即明朝水利专家潘季驯创造的“束水攻沙”、“以清敌黄”之法。乾隆二十七年三次南巡时，发现河臣嫌筑坝费工费力，每当洪泽湖盛涨时，全靠天然五坝往下河地区减水，乃亲自确立清口束水坝拆宽办法，以高堰五坝高于水面七尺以上，清口口门宽三十丈为基准，如果洪泽湖水再涨一尺，则清口束水坝拆宽十丈，“水递长，口递宽，以此为率”，秋汛结束后重新镶筑清口束水坝如前。自此次确定清口水志后，“河臣恪守此法，数十年来下河免受水患，田庐并资保护”。（13）
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南巡之时，皇上曾先后三次到徐州一带巡视黄河堤坝，发现此处黄河“南北岸相距甚迫”，一旦盛涨，极易溃决。下令一律改建石堤，共砌筑十七层，长九百七十丈。四十五年南巡时，还下令徐州韩山至奎山一带土堰一律接筑石堤，计四百五十丈，一直连接山脚下面，俾滨河永保安居。是时，河道总督萨载请求把洪泽湖高堰大坝三堡至六堡段卑矮砖砌坝加高，皇上认为用砖不如用石结实，“命毋惜帑费，一律改石工”，使大坝永远巩固，成为下河地区的保障。
故《南巡记》云：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而辛未（十六年）、丁丑（二十二年）两度，不过勅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亦所谓迟也。至于壬午（二十七年），始有定清口水志之谕。丙申（四十一年）乃有改迁陶庄河流之为。至于高堰之增卑易砖，徐州之接筑石堤并山（四十五年），无不筹画，咨诹得宜而后行，是皆迟之又迟，不敢欲速之为。
“海塘乃越中第一保障”，浙江省杭州、嘉兴、宁波、绍兴、温州、台州六府与大海相邻。温州、台州两处海塘蓄泄之利多，冲决之患少，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予以治理。杭、嘉、宁、绍四府钱塘江水顺流而下，海潮逆流而上，“加以回溜汕刷一日两次，非巨石长桩密排深砌不足以资捍御”。特别是海宁、仁和两县，处于钱塘江入海的喇叭口处，“海水直逼塘下”，全恃海塘保护田庐。先是乾隆十五年，皇上就曾表示：“浙江海塘为捍卫民生要务，朕明春巡幸浙省，意欲亲临阅视”，（14）命令在江南审理案件的户部尚书舒赫德赴浙江查看准备。舒赫德报告说：“南北两岸不特塘工毫无受阻之处，抑且塘之内外桑麻遍野”，不必亲临阅视；而且天晴时，海塘上可以勉强行走，若一遇春雨，南方道路泥泞，土性胶黏，行走甚难。所以前两次南巡，并没有前往海塘阅视，亦未巡幸浙东。
浙江海塘兴修始于宋，有土塘、柴塘、石塘之分。乾隆初年，曾在海宁的浦儿兜至尖山之间修筑了一条四十里的石塘。乾隆二次南巡之后，浙江沿海潮汛渐迫北岸，海宁一带塘工告急，地方官计划在老盐仓一带改柴塘为石塘，但海宁沿岸均是浮沙活土，石料建筑施工困难。二十七年三次南巡时，一到杭州，就让大学士刘统勋、河道总督高斌、浙江巡抚庄有恭在施工现场准备好签试桩木。第二天，亲往海宁施工现场，实地观察打桩，“一桩甫下，始多扞格，卒复动摇，石工断难措手”。虽说将施工地点后移几十丈，即可建筑石塘，但必须毁坏许多土地村庄，“欲卫民而先殃民，其病甚于医疮剜肉矣，朕心不忍”。反复权衡，唯有修缮柴塘，“得补偏救弊之一策耳”。同时，又未否定石塘的好处，如在视察尖山、塔山之间旧存石坝时就指出；“如将来涨沙渐远，宜即改筑条石坝工，俾屹然成砥柱之势，庶于北岸海塘永资保障”；“即多费帑金，为民间永久御灾捍患，良所弗惜”。
乾隆三十年，第四次南巡，皇上又来到海宁阅视海塘。他注意到环绕海宁县城的五百三十丈石塘，对保卫该城起到极大的作用。但为加固石塘所筑的坦水坝（紧靠石坝的缓坡，起减少海潮冲击作用）只有两层，唯在最险要处建有三层坦水。于是下令一律改为三层石坦，海宁护城石塘愈加坚固。
乾隆四十五年南巡时，皇上又来到海宁，看到经过十几年时间，涨沙渐远，地基结实，已经具备改建石塘的条件了，命令督抚实地调查，能建石塘的地方一律改成石塘。经大学士阿桂、闽浙总督陈辉祖赴工地勘查，提出筑造十六至十八层鱼鳞大石塘，动用三十万银两，并于四十八年七月完工。
乾隆四十九年，年已七十四岁高龄的皇上又来到浙江海塘工地。他果然检查了已经改建的四千二百丈老盐仓石塘，虽然地方官遵照他的指示，保留了柴塘，而他却不满意。原来柴塘靠近石塘之处，已经出现沟槽一道，存有积水，“将来日积月甚，石塘根脚势必淹侵渗漏”。因此下令将石塘上为美观起见堆起的土牛埋入积水沟槽内，再把柴塘后面的土顺石塘做成斜坡，露出石塘三四层，然后在连接柴塘与石塘的土坡上种上柳树，“俾根株蟠结，塘工益资巩固，如此则石柴连为一势，即以柴塘为石塘之坦水”。认为这样施工之后，可以二三十年安全无事。皇上还指示将邻近海宁的范公堤也改建成石塘，特拨银五百万两，限期五年完成，结果，只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15）
乾隆二十七年，就湖北堤垸事宜，上谕：自古力役一项，载在方策。以其事本为捍卫民生而设，则供官正所以自为，并非征求无艺也。若工程非旦夕可既，而民力更难以全任，则仍当官为酌助口食之资。不可徒令富者计亩出夫，贫者出力糊口，一切并责之闾阎。（16）乾隆二十八年，复打算湖北部垸、民垸，概令官为经理；（17）并开始筹办江苏苏、松、太三属水利疏浚事宜。（18）就此来看，乾隆十三年的“收敛”恐怕只是一时的，现在，政府又在许多领域挺身而出，积极进行干预，要承担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了。同时，废除编审，整顿保甲，都多少带有现代人口动员的意味。
在修河治水之外，继乾隆初年之后，开始了又一次大举修理各省城垣。先是，江南、江西各属城工曾经开捐劝输，随之各省相继提出修理城垣。乾隆三十年十一月，户部奏请停止开捐劝输，直隶等各省城工估需不敷银五百三十一万余两，可从户部收捐贡监项下调拨，该项每年得银百万两以上，约计五年，即可满足。
十二月丁巳，上谕：前因各省应修城垣，费繁工巨，特发库帑五百万两，分拨各省，一律兴修。频岁年谷顺成，库藏极为充裕。（19）因思天下之财，止有此数。库中所积者多，则民间所存者少。用是动拨官帑，俾得流通。“此朕本意也”，更毋庸较量工费，意存节省。至土城改建砖城，虽现在为费畧多，其实壮观瞻而资巩固，且省不时修葺之劳，视土城尤为经久。即出于原估五百余万两之外，正亦何妨？“朕惟期有益于民，岂计所费之多寡乎？”各省或有土城应改建砖城者，并著一体确估核奏。
14．政治案件
任何“政治运动”可能都有其自身规律，几年以来，它的势头已有所减弱，现在更似失去了方向。
这一时期，特别引人注目的，倒是所谓疯汉文字狱案。在这以前，乾隆十八年，疯子丁文斌虽然被处以极刑，但与十六年因献诗而被杖毙的王肇基一样，下自地方官吏，上至皇帝，还是承认他们确有疯癫之状。二者刑罚之所以有轻重之别，是因为丁文斌查有“悖逆实迹”，而王肇基不过“无知妄作”。丁文斌案发之后，各地加强了对患有精神疾患的文人的管束，疯汉文字狱呈上升趋势。至乾隆二十二年刘德照逆帖案发生，情况又为之一变。皇上在谕旨中，首先说对于这类疯癫，若仅只词语不经，妄言灾祸，或生事地方，訾议官长，则杖毙已足蔽辜，但“如讪谤本朝，诋毁干犯，则是大逆不道，律有正条，即当按法定拟，明正典刑，妻子缘坐，不得坐以疯癫，曲为原解，仅予杖毙”。此后审鞫疯汉“逆案”也就有了固定的程式，极少见到仅予杖毙的，更少见为这些可怜的罪犯亲属开脱的了。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福建有一个叫林时元的疯子因投递一张字帖被捕，闽浙总督杨廷璋亲加刑讯，让他解释字帖上所写“孔子张天师杨家府杨老令公龙翁龙母”是什么意思，林时元供称，有的是“梦中告知”，有的是“戏场看见”。皇上降旨申斥说：“林时元如实系疯狂，自当不省人事，何以逐条登答，俱能圆融解说？”杨廷璋连忙又提林时元，严加刑讯，然后顺着皇上的口气覆奏说：“该犯茹刑之下，亦知痛苦呼号，则诚非不省人事者可比”。随后，林时元于省城斩决。
三月，寓居湖北恩施县的湖南人刘三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