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寓居湖北恩施县的湖南人刘三元，自称梦见“神道对我说，我是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写成字纸，湖北巡抚据以奏闻。上谕：“逆子、邻保佥供素有疯疾之处，此等外吏文具相沿，竟成痼疾！殊不知此等重犯，不行尽法严惩，而徒以疯癫故套，欲使罪归一人，易于结案，以致逆恶之徒，不知儆惧，其贻害于风俗人心，何以底止”？然以“其疯癫似非尽由捏饰，与有心肆造者尚属有间”，刘三元被凌迟处死，其弟兄加恩免其缘坐，概予省释。并以此案系“法外施恩”，特谕：“恐各省督抚等因有此旨，将来一遇此等案件，即捏造疯癫，希图开脱，俾实在悖逆重犯，虽致败露，不过罪止一身，而应行缘坐之人，俱得伴逃法网，则非所以彰国宪而正人心矣”，命嗣后凡遇此类案件，须据实奏闻，“候朕酌夺”，不得预有成见，迁就了事。
湖南衡阳县民王宗训素患疯疾，挣脱铁链外逃，在广西被缉获，从其身上搜出一红封内有红纸两张。供称雁峰寺有个叫掌能的和尚说我是善人，可为天下之主。这两张纸是寿佛说出，我照写的，他说我有天神扶助，不要人帮。九月，广西巡抚等在确认王宗训“疯病无疑”后，以其妄造逆词，奏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其兄弟王宗诚、王宗许，王宗训之子王秉健、王秉佶及侄王秉德、王秉端俱应照律拟斩立决，王宗训年不及岁之子王秉仁、王晚仔、王秉杰，侄王秉作、王秉哲、王秉鲁等与王宗训母冯氏，妻谭氏，媳罗氏俱给予功臣之家为奴。
十月，原任湖南巡抚、调任吏部尚书陈宏谋呈进《请锁锢疯人折》，用意在疯人因文字获罪，罪止自身，不宜株连家人亲属。
负责刑名事务的湖南按察使五诺玺也上摺称：地方疯病之人已奉有定例，责成亲属报官，令该地方官亲发锁铐，严行封固，立法已属周备。但更有一种粗知文义，赋性不顺，稍因失意之事，始而佯诈疯狂，继则昏迷罔悟，忽明忽昧，信口妄言，如醉如痴，任意书写，或捏造妖言，或逞其梦呓，事发到官，在本犯予以极刑，固所应得，而牵涉亲朋，缘坐家属，株连颇多。此等疯犯虽平日形迹并无凶悍之状，而流毒更甚于行凶杀人。一旦酿成事端，贻患非浅。应请嗣后如有此等状类昏迷，语言荒谬，稍知笔墨，妄行书写之人，责成保甲牌头户首，留心稽查，应与疯狂之人，一律报明地方官置备坚实链铐，严行锁固，谕令亲属人等不得给予纸笔，任其混写。
皇上接纳了他们的意见，命传谕各省督抚：“向来此等疯人病发，原定有严加约束之例，但行之日久，地方官不能实力奉行，以致旋锁旋释，甚至任其拨弄笔墨，滋生事端，而匪人中实系丧心病狂者以转借词疯病，冀为玩法，于风俗人心甚有关系！嗣后遇有此等疯病之人，应预为严行看守防范，毋得稍有弛懈。”此后，疯人文字狱虽有减少，但远远不能绝迹。
在这一个时期的文字狱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图谋架构，陷害他人，与一般思想文字犯有所区别的：
乾隆朝文字狱·三（乾隆二十八至三十年）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
二月，云南宾州成衣匠杨锦与街邻王明因隙成仇，遂设计图害，捏写王明胞兄王辅“在石牛厂归顺鬼酋宫里雁，授为领路先行官，聚集兵马”等语，并将此书词央求过路素不相识之人带投弥渡讯防衙门。云贵总督、云南巡抚据实奏闻，请照“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例”拟斩立决。
三月，刘三元缮写逆词案。
八月，王宗训悖逆不法案。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
九月，原山西某县知事赖宏典已新选泰州知州，朱文呈首其书写逆词，刑部以其“撞骗挟制诬人叛逆”拟斩决，赖宏典仅充发辟展。皇上以为赖宏典身为“膺国家禄命者”，乃书写“点兵交战，不致有失军机”一类隐语，“实与悖逆无异”，令刑部另行定拟速奏。议上，得旨：“朱文著即处斩，赖宏典著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乾隆三十年（1765年）
江苏盐城县民周煌素日开店生理，私自批注《纲鉴易知录》，撰造《神灵宝鉴》等书，自谓秘书，禀呈知府，求为刊刻传世。五月，两江总督以其“痛诋先圣先贤，妄谈历朝气运，并将己名改字，取‘天皇’之意，甚至狂悖谬妄，毁谤我朝，病狂丧心，大逆不道”，应照谋反大逆律凌迟处死，请旨即行正法。（20）
15．湖北官场倾轧案
乾隆二十八年四月，湖北归州民妇张吴氏犯奸，供出其夫张洪舜（红顺）与夫兄张洪贵（红贵）曾犯下盗案在监。皇上忽然想起，其姓名与两三年前该州“滥刑妄断案”内开释盗犯字音相同，猜测其中可能另有隐情，遂谕令湖北地方督抚重新清查奏报。同时派遣刑部侍郎阿永阿为钦差，会同籍隶湖北的河南巡抚叶存仁前往彻查。审讯之下，张洪舜兄弟一伙两件盗案并发，且查出惊人官僚倾轧内幕及冤情。
第一次盗案是在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归州巃城乡民张洪舜伙同其兄弟及友人、雇工八人，趁夜抢劫了白茅岭民人李作椇家，以殴打逼问方式，取得衣饰及白银一百六十两。事主报案后，知州因公外出他县，吏目、州役与保正等于四月二十一日自行前往张家抓获张红顺。知州赵泰交五月回署，见张被捕时所受之伤严重，不便立即取得供词，又担心拘押在监期间伤重死亡，有违律例，受到处分，遂于五月二十九日将其保释。改到案日期为六月，再涂改保释期间为张赴川卖赃，以掩饰其中不合事实的情节。又恐怕案件延误日久，不能取得口供，受到上司处分，决定更改事主据实呈报为“吏目访闻”。（21）为此一误再误。
张氏兄弟已感觉衙门内有不法情事，在州审画供之时，看到供词内“张红顺赴川卖赃”之语，继而发现狱内监簿上记载有张红顺四月实际进监日期等字样，遂撕下收藏，商议在上司衙门借机翻供。
至湖北按察使沈作朋堂讯之时，犯人齐声喊冤，声称保正袁正芳挟嫌污蔑、知州赵泰交妄刑逼供，并取出撕下之簿册内页为证。沈作朋与赵泰交素有嫌隙，轻信张红顺狡辩，未追究在押嫌犯为何可能藏有簿册，乃深信本案为严刑拷打下被迫认罪的逼供冤案。继而委托汉阳县知县陈文枢、黄陂县知县陈铨，令保正袁正芳、事主李作椇以及原来捉拿盗犯的州役一干人等，前往省城复审。
黄陂县知县陈铨以上司沈作朋转交的盗犯供词为凭，遂不再追问盗犯，反而认定知州赵泰交“滥刑妄断”。于是侦办方向集中在严厉追究事主李作椇及保正袁正芳，先掌括威吓，继之罚两人长跪。李作椇牙齿被打落，袁正芳跪链膝盖受伤至骨，两人都难以忍受刑求，在胁迫诱骗之下，只好承认逼供诬告。盗犯又借机诬告差役在搜索其住家之时，曾窃取银七十四两。根据清律衙役犯赃十两以上，本官有失察觉者革职，由此可以定赵泰交革职之罪。
乾隆二十六年六月，总督爱必达亲自审问，赵泰交认罪。昔日盗犯反而成为官僚倾轧下受到保护的受害者，无罪开释。经巡抚周琬亲自审讯，由按察使沈作朋会同原布政使亢保，题参归州知州内大小官员、吏目与差役，转报总督审题。于是赵泰交被题参流放，吏目夏念祖，州役宋明、胡贤、邓珍徒刑，事主李作椇、保正袁正芳充军，州役周四杖刑。
清律严苛，地方官吏必须在时限内侦办盗案、刑案，否者受罚。官僚相护是官场伦理，必要时牺牲平民是官场一般处理案件的方式。反观本案却是相反，盗犯利用官僚之间的矛盾，死里求生。而且在复审时利用地方官违法失职情节，不但翻供，而且诬告地方役吏在搜索时窃取其家中银两，写下奸民铤而走险、官民斗法的惊险一章。
结果本案之演变，完全不符合官场之内相互袒护、利益相依的传统；而是地方官僚内部倾轧，公报私仇，产生官场冤案。此一案中，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州、知县、幕宾、吏目、衙役，地方官僚体系内各层级成员均牵涉在内。按察使沈作朋一手遮天，影响总督爱必达的判断，固为罪魁祸首，地方官探问上司口气侦办案件，在本案中也有充分的表现。而若非张氏兄弟贼心不改犯下续案，归州受诬陷官僚及地方人士可能就此沉冤莫白。
张红顺兄弟开释之后，心中暗自得意，玩弄了一批昏庸官吏，遂以为其智慧超越司法之上，又谋划了第二盗案。时为乾隆二十七年五月。
届时，新任知州秦爃于人赃俱获后，审出李作椇家盗案及赵启贤家一案，张氏兄弟俱为正贼，并非冤枉。总督爱必达、继任巡抚汤聘命新任按察使高诚委托武昌知府锡占审理（原按察使沈作朋已经升任布政使）。另一方面，则拘押嫌犯在监，一搁就是将近一年，不审不判。
在总督、巡抚、知府的暧昧态度下，本案难以继续追查。若非张洪舜（红顺）之妻犯下奸案被捕，供出其夫因赵启贤家盗案被捕在监，事情似乎就可大化小、小化无了。乾隆二十八年四月，皇上由刑部奏文中得知，前“归州知州赵泰交滥刑妄断案”内开释盗犯张红顺名字与其字音相同。而赵家盗案发生已经将近一年，湖北省并未咨部，违反了刑律中供证确凿赃迹明显者限四个月完结，即使限内无法完结也要行文咨部，方可准延展两月的规定。立即谕令刑部要求该省督抚详查覆奏。诸多疑点又提醒皇上“该督抚以至承审各员，或有回护，亦未可定。若不彻底查究，何以清谳牍而雪民冤”？当即派遣两位钦差南下全面侦查。盗犯经钦差刑部侍郎阿永阿审讯，遂供出两案惊人内幕。
皇帝在司法侦查、审理与判决上有最终决定权，于本案中展现无遗。此案若非惊动天听，难以重见天日。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