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在司法侦查、审理与判决上有最终决定权，于本案中展现无遗。此案若非惊动天听，难以重见天日。皇上何以在日理万机之中，意识到此一寻常民间盗案暗藏无限冤屈，更进一步牵连一大批地方官员，上下勾结，朋比为奸，亦非仅凭他聪明或记忆力好，刑部奏文也是重要因素。刑部怀疑张氏兄弟若是良民，何以在开释数月后即犯下第二案？而盗犯被捕后已近一年，湖北省督抚既不咨部又不完结？由刑部奏文上通皇帝，亦可能与新任归州知州秦爃为刑部尚书秦蕙田之侄有关。秦爃明知内有隐情，而上司又不审不办，拖延此案。苦于无法与上司力争，只有暗中通报刑部尚书有此弊端。
在谕旨和钦差的双重压力下，五月一日湖北按察使高诚抢先上奏，表明三月二十日他已查出张氏兄弟为盗案正犯，拖延原因乃“张洪贵等狡黠异常未据承认”。并开脱总督爱必达“并非回护”，巡抚宋邦绥“亦无牵制之处”。皇上已对湖北地方官僚有所不满，立将高诚革职拿问。其后高答辩说，案情真相大白后，曾向布政使沈作朋要求举发，但沈“不答不办”。两人一同会见总督爱必达时，沈又力言“前后两案均无影响”。总督听信其言，未采取进一步行动。上司决心拖延，高诚无可奈何，他为自己辩解：“才短力薄，势成孤立，实属有愧臬司重任，惭愧无地”。
总督爱必达与第二任巡抚宋邦绥于五月三日上奏，禀明同省上下努力办案，无人懈怠。皇上大怒，在爱必达、宋邦绥的奏摺末了朱批“竟不成话矣！不知尔等具何心肠，何胆量仍敢为此奏文”！五月九日内阁发出谕旨，斥责爱必达、宋邦绥“敢于朕前支词蒙混，则诚何心”。爱必达、宋邦绥交刑部严加议处，前任按察使沈作朋革职拿问。
钦差阿永阿于五月八日抵达湖北武昌，五月十三日即有案情奏报，细数湖北一干地方官僚罪状。首先指责罪魁祸首现任布政使沈作朋，尤其是沈接受审讯时“犹复漠不动心，毫无愧怍，忍心害理”。武昌知府锡占承审重案“不思惩暴安良”，只知“迎合上司意旨，欲以案外枝节淆乱正案真情，几致奸良倒置沉冤莫白，在诸委员中最为险鄙”。总督爱必达的责任在于“案悬多年并不饬催早结，若非自存回护即系徇庇属员”。巡抚宋邦绥到任虽然只有半年，错在“任听委员延混”。按察使高诚，“怯懦优柔亦难辞其咎”。其余如前任黄陂县知县陈铨、前任汉阳知县陈文枢等彼时都已升任知州，罪名为“附和上司，妄刑诱供，均属有司中败类”。地方官僚涉案者，一网打尽，无人幸免。
皇上怒火逐日上升，五月二十一日谕示，仅予革职处分过轻，不足以示惩，改处爱必达发往伊犁，自备斧资，效力赎罪。宋邦绥留湖北省认办堤工三年。六月初，皇帝中途变卦，认为爱必达早已知晓真盗案情，故意批驳秦爃禀文，任由沈作朋拨弄是非掩饰前案。若仅发往伊犁，处分过轻，无法警示其他臣僚，因此谕令押往行在亲自讯问治罪，并查抄其财产。六月十二日，命令所有违法臣僚俱押往热河避暑行宫，亲自审讯。
在热河，爱必达于认罪时供称：因第二案发觉前案判决错误，如果翻案颜面无光，因而踌躇未决。沈作朋却在答复中出言辩解，龙颜大怒，立即予以正法，成为本案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被处死的官僚。
皇帝认为此案有四大弊端。其一，湖北地方官员上下扶同，朋比为奸，串通蒙骗，纵盗冤良。其二，引起湖北同省民人公愤，而有司不敢举发昭雪。其三，罕见之欺君罔上。其四，扰乱社会秩序。并重申：立法之意在“安民”，因前案未能雪冤，造成劫盗集团连续犯案。第二案苦主赵启贤惧于张红顺一伙前科未受任何惩罚，猜想其人可能与地方官员有所勾结，而不敢赴控。如此一来，“闾阎尚有安居之日乎？”
皇上在本案中表现得异常严厉。他有意借此整顿吏治，肃清官僚揣摩上司意旨、不问案情曲直的陋习。对于案内有心犯错者从重处置，存心观望揣摩者一并处分，不使一人漏网，而且所有惩处都通谕各省以为戒鉴。
本案爱必达以总督身份应负全责。其渎职在前，欺君在后，有负平日皇恩，但念在“案中尚未冤及人命”，从宽改为绞监候。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以爱必达出自勋旧世家，两位兄长策楞死于兵事，讷亲于金川之役以贻误军机罪处斩。因不忍心兄弟三人同样下场，改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前任巡抚周琬曾任刑部司员，评为“颇称强干”，却听信沈作朋一面之词，朋比为奸，存心欺骗。虽未参与第二案审判，却始终不令宜昌知府佛保住往见爱必达面禀详情，是本案欺罔之罪的祸源，处以斩监候。二十八年十月赦免爱必达之后，予以释放，改为发往伊犁赎罪效力。
布政使沈作朋为本案罪魁，事前纵盗冤良，事后拨弄是非，酿成冤案。如果仅予军流，往后主管地方司法、刑狱大权的按察使，都以如此轻率的方式动辄处罚劫盗原告，以一手遮天下耳目，地方百姓如何安居，社会如何安定？因于乾隆二十八年七月予以处斩，抄家。
亢保，前湖北布政使，任内扶同附和，揭参赵泰交，并会衔滥行保举陈铨（知州）、陈文枢（同知）。第一案发生时，二陈为知县，在沈作朋的号令下，翻云覆雨，刑求逼供归州吏目州役，予以革职。
宋邦绥继周琬为第二任湖北巡抚，迎合上级，未能明察真相，处以留楚办理堤工，又追加捐银三万两以备工程之用。
原任湖北巡抚汤聘（案发时已调任江西巡抚），于第二盗案办理失当。处以革职，后捐银三万五千两，认办地方工程。
续任按察使高诚明知前案冤抑，不为翻案。身为按察使，难辞其咎，解任。
武昌知府锡占承审重案，迎合沈作朋之意，为罪魁祸首之一，革职抄家。
宜昌知府佛保住，革职。
续任知州陈铨、陈文枢，同知单文扬“均罪无可贷，但究系受上司挟制，核其情罪与周琬、沈作朋有间”，仅革职处分。
在此案中，一如既往，对犯罪官员采取了抄家处分。显示皇帝具有官僚财产控制及分配权。抄家中，往往新旧书文字迹，俱详加检点。
对于幕宾徐掌丝、徐登三和卢培元三人之处分，皇上也毫不放松。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员承办案件造成冤案，固然不可诿过他人，但幕宾盘踞湖北官场多年，与地方官交接往来，串通上下，必须惩处以警惕其他：“此等劣幕辄敢暗通生气，从中把持，为地方之害，不可不明治其罪，俾凡做幕者共知警惕。”处分臣僚幕友之余，皇上脑筋一转，心想湖北之外难保其他省份没有类似劣幕，于是明令整顿，由各省督抚严密查访奏报，并特别警告“倘督抚等视为泛常，不知实力整顿，一经朕别有访闻，唯伊等是问”。
第一案内遭受冤狱处分的一干人等，在钦差阿永阿的重审之下重见天日。
盗犯张氏兄弟，则“不必照寻常案犯办理”，旨到之日立即处斩。据报，“楚省军民观者亿万，无不欢呼称快，感颂圣明。”
这些均显示皇权伸张才能一平民怨，与官僚善恶无绝对关联。费孝通曾提出，“中国的官僚并不是（与皇帝）分享政权的，他们和政权本来是处于敌对的地位”。（22）相信这也可以给其他研究者以启发。
此一案件又表明，并不是到乾隆三十三年“叫魂案”时，皇上才大规模的整肃吏治。类似的事件，在那之前即已发生，而且可能相当频繁。而所有这些，都仰赖于“皇上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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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清皇帝南巡始末闻书》，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华立：《“唐船风说书”与流传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一文。该书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所藏抄本，记述乾隆帝第三次南巡事，是依据当时赴日贸易的中国商人、船员等所谈国中见闻整理而成。
（2） 《大清皇帝南巡始末闻书》。
（3） 乾隆二十八年四月戊戌谕。
（4）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卯谕。
（5） 《高宗实录》，卷382，第16页。
（6） 《高宗实录》，卷386，第11～15页。
（7） 《高宗实录》，卷532，第10页。
（8） 《高宗实录》，卷536，第5页。
（9） 《高宗实录》，卷536，第8页。
（10）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辛丑谕。
（11）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己巳谕。
（12） 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壬寅谕。
（13） 《高宗御制文二集》，卷14，《南巡记》注。
（14） 《南巡盛典》，卷55，第1页。
（15） 以上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四章；及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年版。
（16） 乾隆二十七年十月丁酉谕。
（17） 乾隆二十八年八月甲寅谕。
（18） 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丙申谕。
（19） 其时户部银库实存银自乾隆二十九年达到五千万两，其后连续数年在六千余万两、七千余万两。
（20） 参见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21） “吏目访闻”的定义是由于事主未主动报案、延迟报案或误报案件，或书役擅改报词之案，可由官弁、兵、捕人等探知而主动发觉。
（22） 费孝通：《论绅士》，见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观察社1949年版；以上参见胡国台：《皇权、官僚和社会秩序——清代乾隆朝张洪舜兄弟盗案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6年第25期。
四、四次南巡
16．第四次南巡
乾隆三十年的第四次南巡，与乾隆二十七年的第三次南巡，是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