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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皇上成见已深，他的恼怒也无可厚非。（35）怪罪各级官员“奉行不善”，至少从乾隆十三年以来，已经近于一种思维定式。这也终于成为自那以来最大的一次政治整肃。
皇上是不是在故意利用这次“叫魂危机”，使用一种“酷似今日的‘政治运动’”的手法，来整饬官僚，与他们作斗争？（36）其实，地方官员恐怕并不是要和皇上争夺什么“控制权”（如所谓“操纵通讯体系”等），相反，他们的行为，在皇上面前，是远为被动的，尽管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反行为”。
所谓官员的“反行为”（或曰“对应行为”），可能具有如下几个要点，其一，首先要称颂皇上圣明、臣下愚昧，如“臣跪诵之下，仰蒙圣恩，训诲周详，至为严切，不胜皇悚”，（37）或“臣拘泥糊涂，以致屡廑宸衷，罪无可逭”，（38）高帽子戴足（哪怕是对皇上的突发异想、小题大做）；其二，要表现出十二分的卖力，如同乾隆十三年傅恒奔赴金川，日行军二三百里依然连夜上奏一般；（39）其三，则要把实际情况，特别是所遇困难，充分讲足，但不可稍事渲染，也不可自作结论，而是让皇上自己体悟，或以为他日地步，如乾隆十三年的傅恒；其四，便是需“装点几分”了，如乾隆三十三年舒赫德称，若缅人有几分投降光景，奴才等装点几分便可云云。（40）则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了。
在孔飞力看来，类似的行为都可以称为“官僚的抵制”，它是谨慎而广泛的，有着几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如忙而不动、转移视线、统一步调、常规化，以及揣摩、迎合，等等。（41）
这就是一种“官场文化”。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叫它“上下相朦”，或把它称为一场君臣斗智，也未始没有几分道理。说起来，在这样一个王朝，说“专制”，可能还“专制”不起来呢。往往在上下之间，就存在这样一个有弹性的“网”，“遁而无形”，使其政令不能贯彻始终。在这方面，一个地方大员如果不能掌握几手，恐怕连自保都不可能，更不用说其他了。另一方面，面对官员的这些“表面文章”，是不能盲目照字面理解的，至少，皇上就不相信那套。与历朝对吏胥的警戒不同，清代对有品秩的官员如此之不信任，恐怕也是空前的了。
回到本题上来，不难看到，这运动的目标有几分早已迷失。七月间，皇上曾经问道：
此案根由，甚为叵测……究其买辫何用，又不肯供吐实情；看来造桥之说，既属荒唐不经，而被割辫尖之人，多有将辫根全行剃去……
其中必另有包藏祸心之人……安知其心不以为留辫一事，系本朝制度，剃去发辫，即非满洲臣仆，暗为将来引惑之计？其奸谋诡谲，所关不小。（42）
把它与剃髮一事联系起来。但皇上自己大概也有几分怀疑，这样“逆亿”是否不着边际了？（43）
同时，在办案中又发现，与民间信仰有关的一些“编造歌词”、“门墙书字”、“符咒”、“抄贴”，及种种“妖术”等神秘现象，本属不稽之说，不得不排除于侦讯之外，“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也”，“断不宜诧以为奇”。“叫魂”，难道不就属于这样一些“迹属微暧”，“不必过于诘问”之列么？（44）
如此说来，闹翻了天的割辫一案，竟是小事一桩！若有若无，似真似假，无法捉摸，无从下手，结果成为一个无法追查下去的案件，不得不适时中止，而不管它给皇上个人留下了多少遗憾。
曾几何时，皇上却是那样的自信，是什么给了他这样一种自信呢？
那还是在乾隆十一年闰三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奏称：已故白莲教首张保太所倡之教，已流入贵州、四川，传及各省，俱有掌教之人。贵州省城有魏斋婆，招引徒众习教，并闻四川涪州有刘权、云南有张二郎，皆系为首之人。在皇上的高度警觉之下，这些零散的警报都被联系起来，而给予特别的关注。于是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各省督抚迅速行动，严厉查办。一些看来并无关联的隔省报告，也被当做破案的线索，并最终证明了他的“睿智”。遍布各地的教派遂被一网打尽。
在以后的一些年代里，乾隆十一年的“邪教案”，就成为皇上脑海里一个成功的先例，尽管它不是总那么有效，那么可依恃的（如“孙嘉淦伪稿案”实际上也没有侦破）。
无论是“叫魂”，还是“文字狱”一类的“政治罪”（政治案），或许都可以称为“非常规”的政治行为，在乾隆朝以后也都不再使用。例如，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就再度出现过叫魂恐慌，但当局并未大做文章，事情很快也就无疾而终。（45）
但他目前还需要这些。
为什么又要采取和那样偏爱这些“非常规”的措施呢？这可能正如皇上所说：
朕惟保天下者，求久安长治之视，必为根本切要之计。昔人谓持盈守成，艰于创业。……数十年来，惟恃皇祖皇考暨于朕躬，以一人竭力主持，谨操威柄，是以大纲得以不隳耳。倘或遇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体万事而周八荒，则国是必致凌替矣。此实朕之隐忧，而未尝轻以语群工，亦终不能默而不以语群工也。（46）
皇上为何要出以危言，说什么“朕之隐忧”？他说“持盈守成，艰于创业”，又说“久安长治”，显然是有一个长远的考虑，“持盈保泰”在这里，也未必是一个保守消极的想法。清代自康熙、雍正至乾隆朝，连续三代“令主”，这在历史上已前无古人，以后“倘遇庸常之主”，将会出现什么局面？看来，皇上的许多作为，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为此，自乾隆初年以来，修订《大清律例》，稽古右文，编纂刻印经书，考订礼乐，重修太学、文庙，从事各项大工程的建设（从城垣到河工、海塘），种种“一劳永逸”的提法，和以后的搜书编书……那一个不是为了后代的长久考虑呢！从另一方面说，又有几个臣工理解皇上的这番苦心？
18．政治案件
总的来说，乾隆三十年代是一个文字狱的“低潮”时期，除了“叫魂案”前后几年案件较多以外；而且，其中许多属于“诬陷”案件，亦多被查明。但到乾隆四十年代，直接跟大规模的搜书有关，文字狱又多了起来，进入了一个“高潮期”。
乾隆朝文字狱·四（乾隆三十一至三十九年）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
十一月，湖南发生益阳县书吏郭湘昭擅造匿名揭帖一案，其后研讯明确，系属畏刑诬认。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
江苏华亭人蔡显负才不羁，刊刻所著《闲渔闲闲录》，对邑绅指斥甚多。群绅以其怨望讪谤欲行公举，蔡显惧祸，抱书向松江府自首，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以其“存心诡诈，造作逆书，任意毁谤”，合依大逆律凌迟缘坐奏闻。上谕：原书内签出各条多属诧傺无聊，失志怨愤之语，朕方以该犯尚无诋毁朝政字句，其情与叛逆犹去有间。及细检各处，如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世，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又“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及“莫教行化乌场国，风雨龙王欲怒嗔”等句，则是有心隐约其辞，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该犯罪案所系“。六月，蔡显从宽斩决，长子蔡必照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原浙江天台县生员齐周华，于雍正九年吕留良案结案前，曾遵旨陈情，请释放吕留良。经督抚等审拟奏闻，奉旨：严加锁锢，永远监禁。迨至乾隆改元，蒙恩赦放。乾隆六年，齐周华离家历游各省，一度曾为谢济世入幕之宾。本年十月浙江巡抚至天台县盘查仓库，齐周华遮道控诉，告发其妻及堂弟、原任侍郎齐召南等。当即搜出齐所携书籍多种，以其怙恶不悛，如将吕留良极力推崇，比之夷齐、孟子。其已刻未刻诸书，牢骚狂悖之言不一而足，庙讳、御名公然不避，应照大逆律凌迟缘坐奏闻。十二月狱具，齐周华凌迟处死；其子齐式昕、式文，孙齐传绕、传荣等，俱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妻朱氏，妾丁氏，长媳奚氏，次媳吴氏，幼子齐传绚俱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该案株连齐召南等名士二十余人。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
齐周华逆词案株及物故已久的前工部侍郎李绂，二月，江西巡抚搜查其诗文集，具折参奏。上谕：“所奏未免过当。检阅各签，如李绂所作诗文，其间诚有牢骚已甚之词，但核之多系标榜欺人恶习，尚无悖谬讪谤实迹，即其与戴名世七夕同饮，原在戴名世犯案以前，且坐中不止一人，无足深究”。但“所有各项书本，板片，该抚可逐一查明，即行销毁”。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
乾隆二十六年，沈德潜进呈《国朝诗别裁集》，以钱谦益冠卷首。谕以钱“在前明曾任大僚，复仕国朝，人品尚何足论”？命撤去其诗。本年六月，又以钱著《初学集》、《有学集》“荒诞悖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谕令各省督抚等将两书于所属书肆及藏书之家，悉数缴出，汇齐送京销毁。并著广为出示，谕定限二年之内尽行缴出，实开启是后延续十八九年查办禁书之序幕。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
九月，张震南原以诗句狂诞发遣伊犁，复于戍所递呈献策，妄言滋事。法司拟照大逆律凌迟缘坐。上谕：核其词句，尚与悖逆者稍间。张震南著改为立斩，即于该处正法示众。
十一月，余朴以考职微员辄敢投递疏稿，擅陈时务，悠谬荒唐，诞妄滋事，上谕：但阅其所言“通选法”、“行均田”二事，不过穷极无聊，希冀得官，尚无悖逆不法之处。余朴著从宽改为应绞监候，秋后处决。
乾隆三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