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谕：“所办殊属过当”。“此后复有首告逆案之人，该督抚即应悉心研鞫，辨其真伪，如虚，仍当治以反坐之罪，据实具奏，使奸顽知警，不敢妄行”。
本年湖南查缴违碍各书，发现陶煊、张灿及陶汝鼐所著诗文集。上谕：陶汝鼐诗集虽有违悖语句，但其人系明季科目，在本朝未经出仕；陶煊、张灿将钱谦益、屈大均等诗选入，尚在未曾查禁以前，本人久已身故，其子孙亦无另行刊刻之事。此二案均非徐述夔一案可比，令将各项书籍一体行查销毁，其子孙加恩免其治罪。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
自各省奉谕查缴禁书，江西巡抚郝硕查出黎元宽及其子黎祖功所著文集中均有违碍之语，据情入奏。上谕：黎元宽系明季科目，本朝未经出仕。各项书籍悉行查毁。
各省奉谕收缴违碍禁书，江苏兴化县购得李辚所著《虬峰集》，两江总督、江西巡抚等检卧该书，以为不只序论俱有触碍，且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等句，皆系“系怀胜国，望明复兴，显属狂悖”；又有“瞻拜墓前颜不愧，布袍宽袖浩然巾”之句，“尤属大逆不道”，请照大逆律锉碎其尸，枭首示众。
汉军镶红旗人黄检在山西按察使任内将其祖父、已故大学士黄廷桂雍正、乾隆间朱批奏摺底稿汇辑刊刻，分送同官。为皇上检阅犯官高朴家中抄出各种书籍时发现，所刊世宗硃批170余摺，较之朱批谕旨已刊行者几多至两倍，而两相对照，字句亦多不符合。谕令将黄检交部严加议处，黄廷桂奏疏及板片一并缴毁。又通谕各省督抚：恐从前曾为大员之人其奏摺奉有朱批者类此刊刻，亦未可定，即令其子孙将板片、书本一并缴出奏闻，送京查销。
湖北兴国州捐贡、候选训导冯王孙呈缴自著《五经简咏》二本，经湖广总督查核，“语多狂悖，并有不避庙讳之处”，据情入奏。上谕；今阅签出诗内各句，悖妄狂诞不可枚举，且有“复明削清”之语，并于庙讳全然不避，悖逆显然。应照大逆凌迟缘坐律，狱具，冯王孙凌迟处死，传首本籍；其子从宽改斩监候，秋后处决；其妻、媳及孙等俱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皇帝谒陵途中，高邑县民张九霄于御道旁跪献其师智天豹所著《本朝万年书》，即被拿获。其书内有“乾隆五十七年”一条，预见现今皇上在位五十七年而止。得旨，智天豹“与诽谤毁斥者稍属有间”，从宽改为斩决；张九霄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安徽天长县生员程树榴为其友王沅所作《爱竹轩诗稿》写序，又复出资刊刷，为生员王廷赞告发，称其序中有“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乃愈出而愈巧”等悖逆之句，显系为王锡侯、徐述夔二逆犯一吐不平，讥诋当今皇上。降旨：“念其究未诋斥本朝及得罪于列祖列宗，尚不至如徐述夔之甚”，程树榴从宽斩决，故纵之天长知县高见龙及程树榴子程瑛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
安徽和州戴移孝，著有《碧落后人诗集》，其子戴昆，著有《约亭遗集》。安徽巡抚以其“悖逆狂吠之处甚多”；内如“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亦属狂悖”；序文内有“怼君违亲”，“更属悖谬”，乃奏请查办。奉旨：戴移孝、戴昆著戮尸示众，戴世道著即处斩，其缘坐之子孙著加恩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广西南平生员吴英在家密写策稿，内容有“请蠲免钱粮，添设义仓，革除盐商、盗案连坐、禁止种烟、裁减寺僧”等条。其第一条写道：“圣上遵太后之遗命，命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但其恩未远，其泽未长。圣上有万斛之弘恩，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七月，携策书赴省，适逢藩司外出，吴英拦舆投递，请求代奏。随移解臬司衙门斥革收审，奉旨：吴英著即凌迟处死，其子、弟等改斩监候，吴英妻、妾、媳及年未及岁之子、侄，孙等俱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
皇帝巡幸五台，至保定，尹嘉铨遣其子至行在为其父尹会一请求谥典。以“谥乃国家重典，岂可妄求”命其安分家居。及阅尹嘉铨另摺，以其乞请将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及其父尹会一从祀孔庙，随即抄出尹嘉铨所著各种书籍，签出书中种种悖逆之语，如自称“古稀老人”；“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相国”；“不愿作台谏官，缄默不能自甘，尽言又恐不测”。奉旨：著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浙江仁和县监生卓长龄所著诗集内有“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发短何堪簪，厌此头上帻”牢骚怨望之句。乾隆四十六年被控，上谕：卓长龄等犯“语意牢骚，词句违碍，但究系康熙初年之人，且物故已久”，加恩免其戮尸，其缘坐各犯一体宽免；正犯之孙卓天柱隐匿收藏禁书，殊干禁例，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其余照该督所奏完结。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
河南登封县生员李一与生员乔廷英互控，李一所作内有“天地糊涂，帝王师相无非糊涂”等语；乔廷英家存诗稿内亦有悖逆之句，如“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及“志士终当营大业”，并存有应毁之书。河南巡抚据情入奏，请照大逆律将二人凌迟处死；李一之子、乔廷英之子、分居胞弟乔廷士俱应照律缘坐，拟斩立决；二犯之妻、儿媳及年未及岁之子孙照律给功臣之家为奴。
湖北黄陂县人胡元杰寄居河南固始县，训蒙糊口，因失馆穷愁，欲图讹诈，遂赴光州呈控商城县知县戴如煌所作《秋鹤近草》内隐存叛逆。光州知州察核诗句并无违碍，巡抚复加研鞫，胡元杰供称：“实只意图讹诈，恐所首事不重大，不能胁制官府，多得银两，因而丧心病狂，妄加注释。”以胡元杰借戴如煌诗句附会讲解，肆其逆悖，实属不法，请旨将其即行正法。
24．编书修书
在大力征求遗书的同时，清廷又先后组织学者进行了大规模的编修书籍的活动。
乾隆朝政府编书，其特点一是种数多，卷帙浩瀚。据统计，皇上一生主持纂修的书籍约在一百一十种、七千卷以上，这还不计入《四库全书》（否则总卷数将近十万）。这一数字，使得包括圣祖在内的所有以修书而著称的帝王无不相形见绌。
一是门类齐全，内容丰富，经史子集，无所不有。其中经部书籍有《周易述义》、《诗经折中》、《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春秋直解》等；小学书籍有《同文韵统》、《叶韵汇辑》、《音韵述微》、《清文鉴》等；子部书籍中有关天文者有《仪象考成》、《历象考成》，有关医学者有《医宗金鉴》，有关农学者有《授时通考》；集部书籍中有关书画者有《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与古器、古钱币有关者有《西清古鉴》、《西清研谱》、《钱录》，有关诗词文章者有《唐宋文醇》、《唐宋诗醇》、《皇清文颖》等；至于史部书籍，更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一是讲究实用。修书有明确的目的和针对性，除所修经史各书皆为加强思想统治之外，其他所修各书，无不对人民衣食住行和提高社会文化知识有所裨益。
一是比较重视质量。各书纂修，大都宽以时日，一般不搞急就章。一书修成，往往历时多年。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三礼传说》、《音韵述微》、《平定准噶尔方略》、《热河志》等书，从决定纂修到全书告成，大多都在十几年以上。有些书籍在修成、刊印之后，还要订正错讹，补充史实，进行重修。据《高宗实录》记载，他在位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各种书籍的纂修活动从未停止，一般情况下，每年都有几部书在同时纂修并有新书行世。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书籍的编修。据统计，乾隆一朝官修史书几乎占了所修书籍的半数左右。其中通史一类著作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各具特色。如《通鉴辑览》、《历代职官表》、《古今储贰金鉴》即为通贯古今之作；《续三通》是对杜佑、郑樵、马端临等人著作的续修之作；《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则是订正旧史讹误之作。
对于明朝史书的编修，因为它和清朝政治关系极大，皇帝更为重视。继《明史》刊行之后，又先后主持编修了《明纪纲目》、《通鉴纲目续编》、《明臣奏议》、《胜朝殉节诸臣录》等书，不给私人以插足编修明史著作的余地。同时，为了使各种官修明史能够在学术上站得住脚，还比较注意订正所修各书讹误和补充一些新的史料。如明季福王朱常洵的赐田，《明纪纲目》所载为四万顷，实予二万顷。又如《明史·英宗本纪》正统十四年，英宗一日而杀两御史，却不著其获罪之由，又于“土木之役”条下不书王振事。对于这些明显疏略，令“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重刊颁行，用昭传信”。再如明末福王建号和唐王、桂王事迹以及李定国、白文选等人的抗清活动，以为福王南渡，“偏安之规模未失，不可遽以国亡书法绝之”；唐、桂二王“究为明室宗支，与异姓僭窃者不同”；“且其始末虽不足道，而奔窜事迹，亦多有可考”；那些死难人士则“各为其主，始终不屈”，“较之宋末之文天祥、陆秀夫实相仿佛”。因此《通鉴辑览》一书将明亡年限定于福王芜湖被执，并于该书中附记唐、桂二王事迹；所有抗清死难人士，皆当书为“某王之官某，不必斥之为伪”，并决定搜集他们的生平活动和抗清事迹，宣付刊行。
现代一些史学家认为，乾隆后期乃至皇帝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