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曾经说过，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思想，事在八十年前（参见《猫城记》），现在中国人自己的东西不是没有，为什么非要拿外国人说事儿不可。国人“崇洋媚外”好多年啦，什么时候才可以醒一醒呢？
再论“天花板问题”
吕思勉先生曾说：法家之言，皆为君主说法：设君主而不善，则如之何？设君主而坏法，则如之何？近之持立宪论者，每以是为难。然此乃事实问题，不足以难法家也。何者？最高之权力，必有所归。所归者为君主，固可以不善；所归者为他机关，亦可以为不善。归诸一人，固不免坏法；归诸两机关以上，岂遂必不能坏法？……固曰：此事实问题也（《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530页）。
钱穆先生也说：皇帝不能皆贤，纵贤，而因长时期高踞尊位，总不免横添许多不良影响。但这是“人事问题”，不关“政治体制”（而且还给人以在内部自身扭转之希望）。我们不能专据这些人事来衡定整个的政治体制，来“抹杀那整个政治体制背后所有的理想，及其一切规制法理之用心所在”。古今中外，“人类历史尚无发现一种绝对有利无弊的政制，亦没有一种可以推行数百年之久，而不出毛病的政制”（《国史新论》，第80页、第82页）。
这些都可以说是从中国自身出发的解释。读了这些话，您对所谓“中国思想史上的天花板问题”，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呢？
一个人做主
吕思勉先生说：儒家的希望，是有一个“王”，根据着最高的原理，以行政事，而天下的人，都服从他。假如能够办到，这原是最好的事。
吕先生又说：但是能不能呢？恐怕就不能了（《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773页）。
而在我看来，历史上没有做到，是不是就说明这个“理”错了呢？恐怕还不一定！
这也涉及历史是“什么”的问题。
也许，因为中国文化“任重道远”，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失败”，展现出这么多的“毛病”，经历这么多的“考验”——负载这么多的“功能”，让你得出这么多的“教训”，几乎没有一个“难题”、“困境”是可以“逃逸”的，——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并不是让你有了个“理儿”就“一步而蹴”、“万事大吉”的。
国人多好吃“香饽饽”，那不是存心“捡便宜”吗？你没有经历过那些事儿，没有历经层层的苦难，从中悟出层层的道理，最终就“大彻大悟”，那怎么能行？
回过头来说，这个世界，或许就是令你受尽千般万般苦难，以此来检验你，看你还能不能把持住那个“理儿”？
这能说是“理儿”的错吗？
正面看待传统政治理念
对于传统政治理念，先贤也有不能免于“时代偏见”的时候（今日何尝不是），但持论平允，其间也有不少让我们读了再读之处。
如吕思勉先生曾经写道：中国古代的专制制度，也是由古代哲学所造成的：古人信万物一本说，所以认君主专制，为当然的治法。《公羊》何《注》说：“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与董仲舒一样，都替君主专制政体，立了一个极深的根据。但照古人说来，就是“王”也要法“天”，“上”也是统于“元”的。所以一方面，虽然看得天下之本，系于人君一人。又一方面，还有“见群龙之首”之义。后人却只取得一方面，这不能全怪古人（《吕思勉论学丛稿》，第184页）。
世谓武帝之崇儒，乃所以便专制，非也。儒家虽崇君权，而发挥民权之义亦甚切。平心论之，九流之学，实未有主张君主专制者（《吕思勉论学丛稿》，第204页）。
孔子旷观千古，知小康时代之不可不立君也，而又知君权之不可以无限也。于是倡为主权在民之说。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曰：得乎邱民为天子，此其陈义可谓独有千古矣（《吕思勉论学丛稿》，第264页）。
这在理上有何不是，独谓中国始有一“令人汗颜”之“天花板”耶？这岂不是“倒霉看反面”吗？世上又哪里有那样“知行合一”、“完美无缺”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
钱穆先生亦曰：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历史。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那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政府。诸如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赋税的征收，刑罚的处决，依然都有法制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动摇。中国传统政治，既非君主专制，又非贵族政体，亦非军人政府，亦非阶级专政，则中国传统政体，自当属于一种民主政体（《文化与教育》，第66页、第82页）。
我还是那句话：吾人看多了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失败”，而忽略了它的本意，也忽略了“历史”究竟是“干什么”的这一层意思？它难道不可视为一种“隐喻”，并非我们目下即能回答的？
帝力于我何有哉
一般学人多认为中国传统是个“专制政治”，甚至说是一个“专制社会”。
前者我们且先放下，来谈一谈后者：中国传统是“专制社会”吗？
近日遇到一位学者，她研究的题目是，中国知识分子怎么都得了“软骨病”？其主要结论是：由于当代的某些原因。同时，却又极力从中国传统中寻找一些“相关的”因素，并列举了不少古人的“语录”（包括我都没听说过的一些）。这就不只是自相矛盾了。
记得老友李零曾经说过，这样寻找中国历史里的一些“有利因素”，那什么结论得不出来？再说，历史里并没有“新鲜事”，所有的事情差不多都是有“先例”（包括“先兆”）可寻的，那能说明什么？
所以我们必须从大处着眼。用黄仁宇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先综合，再分析。而不是倒过来。
首先应该认清，中国古代，政治是很“小”的。“庙堂之上”，可能是“一人说了算”，但它涉及的范围，跟今天相比，可就差得多啦。
我曾经在《活着的传统》中写道：
清代所形成的，仍然类似一种“二层社会”，政府仍是高高在上，在县级以下的广大农村地带，却是另一个社会，二者之间甚少关联。康熙后叶，圣祖皇帝曾几次说道：“蠲除额赋，专为小民乐业遂生，一岁之内，足不践长吏之庭，耳不闻追呼之扰”；“务使小民一岁之内，绝迹公庭，安处陇亩，俾得优游作息，经理农桑”（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癸酉谕，四十六年十一月己酉谕）。这种“务使小民绝迹公庭”的思想，就是上述精神的一个写照。
中国古代有一首诗，名字是《击壤歌》（作者不详；见于清人沈德潜编著《古诗源》），说：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恐怕是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还有一种说法，好像中国人都想“做官”，其实，那只是一小部分（读书人很多，能考上功名的有限，再能做上官的家更少了）。而且呢，说做官以后就一直留在官场，一路往上爬，不到点就不退休，那也是误解。大多数的官员，都是做几年就下来，回家了：或者做“田舍翁”，或者作学问（如清代之考据学就是提供给这种人的一大研究方向），悠哉游哉了。
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志”。孔子又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不能用其道，则藏道于身，宁退不仕。重道而轻仕，此亦涵有一番甚深衡虑（《国史新论》，第162页、第170页）。不是非当官不可的。
吕思勉先生说：中国古代的君主，岂不要权力横绝，无所不为吗？这又不然。这在理论和事实上，都自有其限制的。（一）在理论上，天子原以除暴而兴，自然负有爱民的义务。（二）在事实上，暴政所能及之范围，亦自有其一定的限度。秦汉以后，幅员太大，中央政府的权力，无论其为好为坏，都不易无孔不入。中央政府之影响，所能及于社会者实甚微。历来的议论，说什么圣君贤相，庶政咸理，人民大受其福，不过是读惯例古书，想当然的话头。
所以中国政府之统一性、积极性，说起来实极可怜。然亦因此而得保存一种消极的民主。一极小的范围之外，则悉听各地方之自由。欲由中央政府遥为宰制，一切包揽，则于事实不可能。中国畴昔，虽无地方分权民族自决等话头，其所行固未尝不暗合其理（《吕思勉论学丛稿》，第418～420页）。
钱穆先生也说：中国自古国家规模太大，因此在社会上就不易有专制；古人如何能专制得此一广土众民的大国（《国史新论》，第83页、第113页）？
这哪里是我们当代人想象的那样？或由着我们的想象，就可以下结论的？
中国传统“一人做主”的政治理念
近来关于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引起了国际间学术界的不小争论（特别是清史学界）。显然，清朝政治中有不少东西是从“外”（北边）而来的，但也有一部分，是从“内”来，强调的是对中国历来“道统”的承续。比如清朝皇帝提出的“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这几个字（参见南开大学常建华先生的研究）。
看来，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就是主张“一人做主”的（这不应随意称为“专制”）。比如，有时候我就希望有个人能够为我们“做主”，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敬天”（参见我的博文“敬天与否也是问题之一”），对“天”负责（否则就可能“无法无天”、“无恶不作”，“胡为底止”）。
也应该“法祖”，对自家、对自己个人负责。清人赵翼尝曰：汉代谷永奏成帝曰：陛下违道纵欲，轻身妄行；为人后嗣，守人功业如此，岂不负哉（《廿二史札记》）！——此话估不论矣，如果没有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