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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万年桥就是胥门码头了。外城河边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许多船只，其中最大的三艘都挂着黄龙旗。码头上，骑马的官员、接官的桥舆、搬运的伕役、跟班的仆从……一片繁忙。
进了胥门，画卷呈现出一片肃穆的景象。宽阔的大路两边，各有数十名顶带袍服的大员沿街依次跪列。一对对骑马挎刀的御前侍卫在前面引导，九龙曲柄黄华盖下，高宗皇帝身着石青色行褂，头戴红绒结顶青色行冠，骑在一匹白马上，后面十几名御前大臣和带刀侍卫簇拥着皇上缓辔行进。豹尾班侍卫还未走进胥门。路旁的衙署和沿街民户门前都设立香案，焚香燃烛。胥门内路边设有结彩戏台，几名演员正在装扮，准备登场。几名带刀的官吏在城门旁侍立。
再往前，直到饮马桥头，长长的道前街两旁跪满了顶带袍服的官员，高大的结彩牌坊相距不远就有一座，坊额上大字楷书：“圣恩浩荡”、“帝治光华”。大街中间，一对对挎刀御前侍卫策马走过，后面一顶黄色九龙曲柄伞，由一名骑马的侍卫高高举着，左右有几名侍卫护持着骑马前进。这是皇上临幸姑苏在前引导的导盖。
沿街店铺比户相连，家家门前都摆着香案，香烟缭绕。路边的几座戏台都已粉墨作场，戏台上的管弦歌声和石板上的马蹄声杂踏喧嚣混成一片，似乎从画面传了出来。几处巷口都设立了蓝布帷障，许多行人骡马被拦在外面回避。桥下清波粼粼，姑苏城春树万家，一片升平欢乐的景象。
过了饮马桥，大路向南折行，依然是衢巷纵横、楼舍栉比，又是几处悬灯结彩的牌坊，前边两座牌坊的坊额上大字楷书：“天开寿域”、“世际春台”。几处锣鼓管弦的戏台，遥遥相望。店铺门前挤满了沿街站立的人群，官民老少，还有僧人道士挤在中间，都在恭候一睹皇上的“天颜”。这时几匹快马飞奔东去，似是传报“圣驾”将临。巷口也都设立了帷幕，帷幕外行人三三两两在相互议论，有人还从帷幕缝隙向街心张望。
画面沿大路东转，过了带城桥，转过路口的大戏台，一条长街上气氛肃静下来。跪列道旁的官员、沿街拥挤着的人群都不见了。只见三三两两的官员校尉分布在牌坊左右，沿长街依次竖立的几座牌坊上写着：“圣寿齐天”、“壤击衢谣”、“响彻嵩衡”……这条长街就是带城桥下塘。长街北面，一片片楼堂厅榭，掩映在绿荫花木之中。仔细看去，在一处殿堂前的绿荫中，那座著名的太湖石——瑞云峰呈现出来。画家巧妙的告诉人们：这里就是高宗皇帝下榻的苏州织造署行宫了。行宫周围还可以看见远处悬灯结彩的戏台和围在台前的观众。（27）
沿运河入浙江，“缅昔皇祖圣祖仁皇帝时巡所至，优奖士类，一时硕学通才，多蒙鉴拔”，议定：江苏、安徽进献诗赋之士子赴江宁考试，浙江进献者在杭州考试。寻浙江考中谢墉等三人，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江苏、安徽考中钱大昕等五人，亦照浙江之例擢用。嗣后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南巡省方，凡进献诗赋人员皆分别考试，派大臣阅卷进呈，取中人员，准作举人，授为内阁中书，学习行走，其原系进士者，授内阁中书，遇缺补用。（28）驻跸杭州圣因寺行宫，幸敷文书院，幸城外观潮楼，阅兵。颁赐江浙各书院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29）遣官祭明臣王守仁祠（赐匾曰“名世真才”）。亲祭会稽禹陵，行三跪九叩礼。
三月初，回銮，渡钱塘江，至杭州。阅兵。谕浙江士庶崇实敦让，子弟力田。先是，舒赫德等奏，钱塘江大溜趋中小亹，（30）畅行无滞，浙江海塘工程稳固，南巡时不必亲临阅视，可于杭州城候潮门外观潮楼察看潮势。故此次南巡未亲阅海塘，亦因齐召南言，而未巡幸浙东。（31）
驻跸苏州。幸宋臣范仲淹祠（赐园名“高义”）。并赐其后裔范宏兴等貂币。遣官祭晋臣卞壶祠（赐匾曰“典午孤忠”）、宋臣曹彬庙（曰“仁者有勇”）、明臣徐达墓（曰“元勋伟略”）、常遇春墓（曰“勇动风云”）、方孝孺祠（曰“浩气同扶”）。
三月下旬，驻跸江宁府行宫，阅兵。祭明太祖陵，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令加意保护明孝陵，陵区不准樵采放牧。
至京口祭江，奉皇太后渡江。行至高家堰，阅视堤工，循堤而南，越三滚坝，至蒋家闸，遂筹定洪泽湖五坝水志，畅开清口。四月，御舟驻跸顺河集，改陆路。至山东泰安府，岱庙瞻礼。
五月初四，奉皇太后返回京师，幸圆明园。首次南巡经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历时一百一十天，行程五千八百余里。
此次南巡各项开销，据日后江苏巡抚庄有恭所奏，预备道路、桥梁等类例应报部者，动支司库正项银十四万九千七百九十六两；名胜、陈设等类不应报部者，动用商捐银十五万两、司库闲款及各属公帮罚项银二十六万八千五百五十五两，共计五十六万八千三百五十一两。（32）
3．南巡风波，以伪奏稿案为始的文字狱
南巡，也有令人不愉快的一面。
南巡所耗费的财力物力，其数目是难以统计的。乾隆十五年五月，初次南巡尚在准备之中，河南道御史钱琦上奏揭发江南总督黄廷桂授意知县，“令铺设备极华靡，器用备极精致，多者用至千余金，少亦五六百金，且有随从员役任意勒索，该督复差员往查，惟恐稍有简略”。皇上却认为“言之不免过当”，可能是以为办差为苦之人，“或散布流言，张大其事”。据时人记载，黄廷桂严催督急，州县奉行不善，科派地方绅富各人承办，人心惶惶。刑部员外郎蒋楫，家住苏州，“乃独力捐办（苏州地方）御跸临幸大路，计费白金三十余万两，亲自督工，昼夜不倦”。（33）仅苏州府修御路即用银三十万两。其他还有许多扰民之处，难以数计。（34）
自乾隆十三年末黄廷桂总督两江，其为政风格颇为江南士民所不满，至办南巡大差，督责严刻操切，更使民情汹汹。（35）时袁枚居乡，特致书黄廷桂，谓公治西川，又治甘肃，皆边地也。苗夷相邻，机贵神速，非得已也。若南民柔弱，无所用之。公侦事委之武弁，武弁托之兵丁，此辈不知是非，东驰西突，所在驿骚，即付有司鞫讯，逐层核转，纵或深明无罪，立释拘系，而被访之人，已弃产破家而不可救。故曰“公可以治边防，不可以治中土”。
又谓南巡所治桥梁山川，原许开除正供，不必门征户罚，况诏书重叠，唯恐累民，而公故欲反之。公之言曰：“南民狡狯，无忠爱之心，故一大创之。”不知钟爱者，民之油然自生者也，非可以威力取也。
又谓公之盱衡厉色，呵官吏而忤朝贵者，岂公之性哉，盖公之术也。从来英明之君，恶人沽名，尤恶人立党。上之英明冠百代者，公知之深矣。务在孤行一意，时时为率作兴事毫无顾忌之状，使官民诅我詈我，而我之不好名，明矣。内而九卿六曹，外而抚司提镇，从不以寒暄相接，使人人口无好语，则我之绝攀援而无党也，又明矣。纵有过失，难免弹射，而一托之于招怨有素，使上若曰：“黄某者，孤立之臣也。彼只知有君耳，愚民憎之，同列忌之，是宁足相排笮耶”。愈毁之，乃益所以深誉之，久而人人知其毁之无益，则不复有以蜚语上闻者矣。（36）
闰五月，上谕：黄廷桂在两江总督之任两载有余，朕详加体察，伊于江省不甚相宜。盖南人风气柔弱，而黄廷桂性情刚躁，几于水火之不相入。此番办南巡差务诸事，该省吏民畏惧之心胜，而悦服之意少。黄廷桂喜怒之间亦不得领要，受其呵斥者，固不能无怨；即为奖许者，亦不为感。久之，将何以行其威令。必令久于江省，未免用违其长。陕甘民情，本属阳刚，于黄廷桂性情为宜。（37）命黄廷桂调陕甘总督。乾隆十三年第一次“金川之役”，前线需人，黄廷桂就与尹继善有过一次调换；现在又有了一次互换，从不久就发生的“西师之役”来看，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旗人，都是皇帝特别信任的大臣。而最终皇帝“盖棺定论”，黄廷桂被赞为“五督臣”之首，相比而言，更得人望的尹继善只居其次。
直到乾隆十九年二月，还有大僚动用正项，采买备建行宫木植，已运到工之事，致为皇上批评。
南巡，本是为展示满族统治者的“新形象”，但没想到会受到那么多的批评，对今上来说，这恐怕就是最令人不快的一件事了。
自乾隆十三年东巡，地方大吏务求办差华美，以为取悦固宠之计，山东、河南绅民先后受到扰累。迨十四年备办首次南巡，总督黄廷桂督责苛急，三江两浙绅衿士庶，乃至地方官吏更激忿难平。
至迟在乾隆十七年四月，山东发觉所谓《孙嘉淦奏稿》（一说正月即已在湖北发现）。众人纷纷传抄，并在各地流播开来。伪稿累万言，以所谓“五不解十大过”，指责皇上即位以来之种种过误，尤为指斥南巡，（38）难怪皇上如此震怒！八月初五，云贵总督硕色首发其事。由是开始厉行查办伪稿作者，至十八年三月仓促收场，一个历时一年零七个月的追查“伪奏稿”的大案，便在十四个省份展开。
在审讯中发现，伪奏稿主要来自南方的一些省份，热衷于传播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