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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政府体制的实际运作来看，把它称为“专制政治”并不准确，也不公正，它会使人误入歧途。这种体制实际是简单纯粹的家长制统治。所以可以确切地说，孝道是土生土长的唯一的中国人的宗教。
表面看来皇帝的权力似乎是绝对地无边无际，但事实上不是那么一回事。皇帝就像每个家庭中专断的大家长，行使自己的职权，不多不少，恰如其分。宗法制观念是理解中国整个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一块敲门砖，是这一体制中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在中国，老百姓的不满往往不是由于官府专制和干涉过多，而是由于官府对他们漠不关心，过问太少。
在评判官吏的政绩和才能表现方面，人们享有高度独立的言论自由。这种普遍民主的精神在一般西方人看来是一个最典型的畸形物，因为他们找不到打开中国政治体制这个谜团的钥匙（《真正的中国佬》中的《中国人的政府》）。
看来，不但一百年前的外国人打不开这个谜团，现代中国人也迷惑于其中了，而这个迷惑不是从别处，正是从那些外国人那里来的。
让各位难以释怀的是，是你知道许多中国历史上黑暗的“故事”，却不知道中国传统政治的“理儿”；也不知道，那些“事儿”与“理儿”虽然对立，却是同时存在的两回事，不应该拿那些“事儿”废了相应的“理儿”。就拿西方来说，在二十世纪出现了多少无比黑暗的事儿，从德国，到俄国，到中国，……那都是从西方传出的吧，你可曾同样地分析过那些西方的理儿？
一个老外对十九世纪中国政治的切近观察
我们后世人读史，一般都是从文字史料出发，可是，材料是“死”的，赶不上“活”的切身观察。不管记录中存在怎样的问题，让我们还是看看那些“口述历史”，看看“当事人”曾经是怎么说的吧：
中国人对官府的苛捐杂税和贪污腐化、歪曲正义的事情可以不置一词（更谈不上反抗），默默忍耐。实际上中国的民众绝不是感情迟钝、呆头呆脑，像有人所宣称的那样。他们一般也不是由于惧怕官府，或为躲避惩罚才忍受欺压。对待地方官，他们绝对没有像对皇帝那样谨言慎语，而会很自由大胆地指责和批评他们。对一般比较温和的敲诈勒索，他们不会起来反抗，除非确信反抗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实惠。但地方官的行为太过分时，他们就会立即作出反应。
清朝的地方官员一般要履行三种职责，他要负责维持一方的安定，要负责收取或减免朝廷的捐税，另外，他还要保证百姓对他毫无怨言，彼此相安无事。任何人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伤害了百姓的感情或者激起了民愤，或迟或早他一定要倒霉。无疑，公众舆论对规范各级官员的行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遇到这种情况，中国百姓有他们独特的处事方式，一方面他们克制和忍耐，一方面也有他们成功的抵制方式，并由此取得辉煌的胜利（《真正的中国佬》中的《中国的官与民》）。
于是，何天爵先生又举出一个例子，以证实这一番道理，并告诉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在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方式来发挥他们的作用。
这不是很有趣吗？
如果“歪批三国”，说中国的老百姓装作软弱，诱使地方官（或他的对立面）犯错误，作出过分的举动（在他的故事里是税收一涨再涨），这，该算是一种什么行为呢？
啥子个历史观点
《读书》上有文章提出：在中国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一言以蔽之，“国家建构”蔚为主纲，成为通常所说的“中国问题”的核心所在。而此刻中国，正处在由传统伦理文明秩序向现代法律文明秩序的转型之中，是为这一进程的收尾阶段。东西方各大文明都曾经历了从“宗教文明秩序”、“伦理文明秩序”到“法律文明秩序”的进程，中国似乎不脱此径（许章润：《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载《读书》2010年第9期）。
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周有光也有类似的提法，他说：人类的思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学思维”，都是迷信；第二个阶段是“玄学思维”，是讲信仰；第三个阶段是“科学思维”，讲究实证，三种思维全不一样（周有光：《今日中国的大学与大学教育》，载《读书》2010年第10期）。
这些个“历史观点”，这些个“顺序”，在我看来，真有点莫名其妙。而且，都是照搬外国（没一个是“中国中心观”）。其中一文还说：不讲民主，不就成君主吗？——各位看看，是否“驴唇不对马嘴”？——我想，有些人恐怕永远明白不了，我们中国可能是有着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的。并非这些乱七八糟的“老古板”。
照我说来，“将来有一天”，中国就会走上一个既非“专制”，又非“民主”，而是“回归传统”的“国家建构”，——表面看来，这只是“一个人的战争”，其实却非我一人的主张。
不过，许先生为了所谓“国家建构”，最终提出了中国现下“道统”申明的问题。这或可说明“吾道不孤”，不过“再建道统”，可没有现成的简单答案。
在近百年时间里，中国人“放”“废”了自己的“皇极”和“大公”（参见笔者与刘洋合作关于土地改革的文章，载《二十一世纪》2009年第2期），而依傍外人外力，贪图简便答案，宁肯大脑弱智化，偏爱那些白开水口号，以致迷信什么“科学”（记得过去党国曾专批过科学至上）、“民主”、“法制”、“阶级斗争”……看似简明扼要的东西，——其实，世上哪有那么简便的事呢！
不解决三大误读，就是假爱国
最近，网易读书视频发表了“高王凌谈中国历史的三大误读：人口负担、经济剥削、政治专制”，在我看来，这些自然都是大问题，有必要再谈，甚至反复地谈。
其原因之一，就是今天社会上仍充满了无数的“陈词滥调”、对中国文化的“污蔑之词”，比如：
一、人口（社会史）：人口过多，资源奇缺，环境破坏，食品短缺，民不聊生，发展无望……
二、地主（经济史）：强占土地，残酷剥削，欺男霸女，垄断乡里，暗无天日……
三、专制（政治史）：帝王世袭，专制集权，生杀予夺，无法无天，无自由无人权……
处于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文化还有何“可爱”可言？如果各位一方面高谈“爱国”，一方面漠视“三大误读”所涉及的那些问题，你不觉得这中间存在很大的无法调解的矛盾？那，你“爱”的究竟是什么？
以下我要说几句严厉的话了（往往我是留有余地的）：
这三个问题涉及“三宗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污蔑传统罪。怎能等闲视之？
谁若不能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有意无意地站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死敌一边；或是表面说一套，实际另一套，——那就更是用心险恶了！
我还要补充说明：有人总以为世界上只有“民主”与“专制”两个对立面，不管它是一种“常识”，还是“从小听来”的，我在访谈中已经表明：中国传统政治既不是“专制政治”，也不是“民主政治”，——以前你可能没听说过，以后可不要大惊小怪了！
此文可能冒犯了自百年以来，自九十年、六十年以来，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的无数毕业生和大人先生，那也是迫不得已，各位实在是该猛醒一醒，不再以讹传讹，将错就错了，因为，这都是罪过啊！
民主原来也有或然性问题
民主，也有个“或然性”问题？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竟然说“民主”也能导向“专制”？
倾读施京吾先生《从历史实践看民主与专制的关系》（《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他就说出了这一层意思。看来，施先生是比我专业多了（每每在文章里说了“自谦的话”，就会被批评者抓住，原来你只懂得一点点啊，有限的很啊——取消你的发言权，“打翻在地，再……”令人无所措手足）。
他说，“民主制”在历史上确实造成过严重后果。因此，我们不能一相情愿地认为，民主的历史与现实都是不能置喙的“好东西”，否则，宪政理论家们对“民主”的大量批判，岂不成了捕风捉影（按：浅薄如我辈，就不知道还有诸如此类的“大量批判”）？
比如，从雅各宾专政、拿破仑统治直至希特勒极权，他们的政权都是通过民主制“选举”产生的，都拥有“民意”基础。尽管这些暴力统治最终被推翻，但付出的代价异常惊人。
施先生接着声明，但我们别忙责备和否定“民主制”。
为什么呢？
因为在历史上，“君主制”也产生过许多罪恶，产生过“专制”（在大多数读者心中，中国历史上那罪恶那案例可是举不胜举啦）。但它（传统政治）与专制之间的关系（不过）是种“或然性”关系。
“民主制”也一样的：“君主制”是主权问题，其专制性是“或然性”问题；因而民主相对专制也只能产生“或然性”结果，它自身的无限性特征反而会暴露其专制性：拥有选票同样也能选出一个暴君。
好，就介绍到这里吧！
按：我写作此文，并不是要参与到“宪政理论家”的“大量批判”中去，凑什么分子，更不是要“反民主”（尽管很容易被这样误解）。我的意思，不过是给中国传统“辩诬”，或者至少，要给她一个“对等地位”罢了。
中国并非专制主义的又一举证
我在关于乾隆的一本小书《乾隆十三年》中写道：皇帝还有一些基本原则（如道统）要遵奉，有法律条文的限制需要顾及，怎能说“最后为一人决定”（这是儒家最基本的政治主张），就是“专制”或“专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