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去在中国地区理论的研究中，曾按照各地区的发展水平，把它们分作几个阶段（或类型），每个阶段又各有其特点，其第一项，就是人口方面的特征；它的表现之一，就是随着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速度“自然”会不断放慢。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地区，人口增长由先前的较高速度，转变为后一时期的较低速度，乃是一个规律（24）。而这，正是各地区发展的通例，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实际上，清代全国人口增长率也呈现出这种“依次递减”的现象。不能由此即推导出某一地区就一定有什么人口生育上的控制措施（如江浙），而其他地区则谈不到（如川广云贵）。实际上，在清代那些开发较晚的地区，大都经历了此一过程，按照这样的推理，它们是不是也具有同样而有效的人口机制了？
不过，我的研究主要还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出发（或更多地强调经济方面的原因），而未能从各个方面去进一步寻求各地区人口增长（或不增长）的具体原因（25）。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也曾多次向同学们谈及此点。实际上，在各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人口状况如何，可能都有人口方面（如自觉和不自觉的人口控制）的因素在起着作用（例如清代以前广西等一些地区是怎样实现其人口的“零增长”的即很值得研究）（26）。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尽力想办法找出它们，而不是将之“置之度外”。
二、关于中国人口增长率
据说，上述有效的人口机制，导致了中国妇女的已婚生育率较低（大约只有6个以下，同样条件下的欧洲妇女却有将近9个）（27），本节接下来想讨论的是，这样一个结论将可能引发的一些问题。
首先的问题是，中国妇女是否一生只生五六个孩子？如有学者以为，只能将3。66当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每一妇女养育率的最高值（28）。也有学者提出，传统中国在计划生育之前的已婚生育率在6。5左右，比英国妇女只少生1。5个孩子，相差不多（29）；或实际生育率为8个孩子，与西欧妇女的生育率没有根本的差别（30）。但我以为，这里问题的关键不仅在该数值的正确与否，而在于它将会导致出一个怎样的人口增长率？
在我看来，中国妇女若一生只生五六个孩子。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生育率了。建立一个精确的模型计算它将达到怎样的年递增率，恐怕非本文所能承担。但假定死亡率能高到夺去一半儿童的生命，我估计，在二三十年间，人口仍将有加倍的增长。如清人洪亮吉云：设有男子一人，娶妇生子，以“生三计之”（即一变为五矣），“子各娶妇即有八人”，将复生孙九人（即八变十七矣）；故云户口“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31），皆有成倍的增加。正像有学者指出的，这5至6个孩子的所谓“低生育率”，已经达到了中国在二十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年均增长率高达20‰（32）；这哪里是什么“低速成长”了（33）？岂不仍可视为没有节制的生育（34）？
当然，我这里所作的，还算不得什么“科学论证”，而不过是“抛砖引玉”罢了。至于我们能否建立一套数学模型，对其加以计算，也有令人可虑之处。如有学者指出，鉴于中国人口史料本身的严重缺陷及“修复”上的困难，因此不能把它作为严肃“科学分析”对象；如若硬把它们放在一起，将会产生“不伦不类”的结果（35）。
这一个论点，还将暴露如下的潜在问题，——即与清代人口的“低速成长”论发生冲突。
以清代人口增长为例，李中清认为，中国人口直到近代以前在总体水平上维持低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低于0。5‰，远低于其他地区和国家（36）。而作为对立一派的曹树基在这一点上则与之持有近似的论点，认为清代前期的人口高速增长“是一个虚构的命题”，其年平均增长率不足7‰，而从1644年到1851年的增长率也只有4。9‰而已。因此人们感觉不到人口增长的速度，只能感觉到其增长的总量（37）。
这样说来，在人口的增长率与妇女的生育率之间，不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又怎样才能自圆其说？
要么，是二者之中有一个发生了问题，要么就是两者都有错误。在本节的最后部分，我想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李中清的人口图表早已受到识者的批评，认为不应删去其间人口的下降部分（例如十九世纪太平天国起义和光绪年间华北的旱灾）。同样，明清之际中国人口曾有相当大幅度的下降，也不应当忽视。对于这一时期的人口数量，李中清认为，1700年中国大约有1。6亿（38）；曹树基则认为，在这之前的1688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6亿（39），正是这两个数值，导致了他们得出了中国人口维持“低增长”的结论。
显然，这里问题的关键就是清代初年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了？鉴于清初近一百年时间里政府只有人丁编审，没有人口统计，如何“以丁折口”，就成为一个难度既大争议复多的问题。在舍弃了丁口折算的方法以后，笔者曾经使用“回测”（或曰“倒推”）的方法，对清初中国人口数字作出估算（40）。
为什么不使用“预测”而采用“回测”？这主要是因为明代人口数字无法利用，而其后相邻的乾隆年间数字则相对可靠一些。但问题是，应当采用乾隆年间哪一个数值作为基点？又应采用哪一个增长率作为依据？从计算方法上说，这两个数据缺一不可，但其间争议却也不小。前边所说的“不足7‰”，就是不同的说法之一。1983年南京中国人口会议曾讨论过这一问题。葛剑雄曾表示，他的汉代数字，就是根据对清代的这一认识得来的，或可考虑修正。笔者的观点是，清代乾隆年间（从乾隆七年到五十九年；不取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数字）的人口年增长率为13‰左右。而出于种种原因，康熙、雍正年间的增长率可能更高，也许达到15‰或更高一些（特别是在乾隆以前的五十年间）。于是，以此“回测”计算出1700年中国大约有一亿人。上述增长率是否过高？在历史上有没有过“先例”？实际上，汉代从公元57年至157年约一个世纪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曾达到9。9‰；宋代从公元976年至1110年一百三十余年间，户数年增长率也曾达到14。4‰（同期人口增长率为10。2‰）。可见并没有什么稀奇（41）。
我为什么不同意说清代的人口增长率比较低，或把明清两朝“等同看待”？这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如果把明代人口数字估计过高，就产生一个大问题，即怎样看待明清两代的经济增长？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我经过反复平衡、考虑，总是认为明代经济发展远远不如清代，因此才有这个认识。
这样看来，关于传统中国人口增长率的高低之辩，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而不能轻易定论。
三、关于人口作用问题
在这场辩论中，双方还围绕着“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的存在与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如曹树基认为，中国人口的模式可以简化为“过剩—缓解—重新过剩”；人口过剩的难题（始终）缠绕着中国人，成为我们生存和发展的梦魇（42）。李中清则认为，中国不存在“人口过剩”（甚至在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下游也是这样）（43）。不仅如此，在李伯重看来，中国历史上曾否存在“人口压力”都不无可疑了（44）。这些论点不但本身意义重大，还带来如下的一些问题：我们应如何看待清代经济发展的动力，又如何评价人口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先谈人口压力问题。我觉得，“人口压力”应是一个中性的名词，不但不应将“人口压力”与“人口危机”等同看待，也不一定要把它与什么“障碍”或所谓“阻碍”因素联系起来。把一个“力”（或曰“感受力”）的概念，当成衡量某种发展（或不发展）程度的指标，好像（经济发展）问题解决得好，就没有了人口压力；没解决好，才会有人口压力（45），这种看法似也不无问题。以古观今，或以今观古，道理恐怕都是一样的。
再者，从历史学角度来讲，有一个“主－客观”或“认识论”的问题，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我们不能光凭后人的看法，而要看到前人（或曰“当事人”）的观感才是。美国学者柯文一再强调，要从当事人的直接体验出发，可能正包含有这个意思（46）。清人自十八世纪初发现了人口问题的存在（康熙皇帝），即受其驱策，而思想，而行动，吾人不能一味指责他“不合逻辑”或“有悖史实”，甚或进而否认古人故事。明显的事实是，当时中国人口还不如明代之多，但偏是在这一时期而非其后，清人针对着人口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经济对策（从朝廷到地方），并将之着力推行，付诸实践（47）。其内容可概括为经济作物种植及商品经济的开展，规模效益及跨省区经济交流的扩大，以及工业的相应发展，等等（因此我也坚持使用“经济发展”的概念，而不随意以“经济增长”取而代之）（48）。这些，大约都可称为清人面对人口压力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对此学界曾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传统经济的发展多是被动的、迫于压力不得不为的，如迫于天灾、迫于官府或地主压迫、迫于粮食紧张等。如此一路被动消极下去，势必不到“走投无路”不止。其实，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历程中，正是人口的增加，每每给予中国经济以新的活力，推动它向前发展和“升级换代”。如此看来，它并非什么被动应付，而恰是一种积极进取，是充满生命力、活泼向上的（49）。我们难道能因为它曾获得某种成功，就否认中国曾有“人口压力”存在？或是相反，因为它有过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