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庚戌谕。
（45） 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甲申谕。
（46） 乾隆二十年四月丁卯谕，《高宗实录》卷487。
（47） 乾隆十七年十月癸巳谕。
（48） 乾隆十六年十月戊午谕。
（49） 乾隆十七年十月丙午谕。
（50）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丙午谕。
（51） 乾隆十七年六月壬辰谕。
二、二次南巡
6．东巡谒陵，木兰秋狝
乾隆十六年首次南巡之后，乾隆十七年八月，陕甘总督黄廷桂奏：据布政使张若震禀称，在京时蒙大学士公傅恒面谕，“皇上于二十三年西巡，一切事宜可从二十二年办起”。因西巡尚无定期，并未置备，唯应建行宫二处，一在西安省城，一在临潼温泉，现正筹办建造行宫木料。（1）其后，有关准噶尔内乱的消息越来越多，及至出兵平准，所谓“西巡”取消。此后皇上再没去潼关以西，这点就与皇祖康熙不能相比了。
平准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巡幸，但皇上还是拦不住的。乾隆十九年，正是决策平准和调拨兵马的一年，继乾隆八年首次东巡谒陵后，皇上决定第二次谒陵。
清人“敬天法祖”，今人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于此难于理解，更有甚者乃将其概目为“封建迷信”，在昔日即是“大不敬”了。入关之后，清人即在京师长安左门外建堂子，把萨满教信仰带到北京。每年元旦，皇上先“诣堂子行礼”，后回宫接受百官朝贺。次日，及仲春秋朔日，于坤宁宫祭神。为维持传统礼俗，朝廷还组织编写、出版了《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及《满洲四礼集》。（2）每年在特定时间，都要隆重举行仪式祭祖。这还不包括其他各种祭祖活动。
乾隆十九年五月，皇上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十二日驻跸避暑山庄。翌日御澹泊敬诚殿，召见自准噶尔来归的杜尔伯特新封亲王车凌等，垂询准噶尔内情。继康熙、雍正两朝用兵准噶尔之后，清人畏之如虎，轻易不敢言战。及至得知几年来准噶尔内乱确信，皇上认为机不可失，遂决定明年两路出兵平准。
七月，奉皇太后自避暑山庄启銮，取道内扎萨克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哲里木盟，前往盛京谒祖陵。八月亲登温德亨山，望祭长白山神；至松花江岸，祭江神。这还是皇上第一次来到白山黑水之间。九月，入盛京驻跸。
以盛京礼部侍郎世臣备办祭器潦草，且多错误，将其革职。复查出世臣诗稿中有“霜侵鬓朽叹途穷”、“秋色招人懒上朝”、“半轮秋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等句，降旨：夫纵情诗酒，最为居官恶习，以满员而官盛京，尚抑郁无聊，形诸吟咏，嗣后盛京各官，当深以此为戒。并命将此旨各书一通，悬之公署，令触目惊心，永垂炯鉴。
东巡的另一目的是接见使团，睦邻朝鲜。
十月，奉皇太后还京，第二次东巡历时一百五十三天。其后，皇上又于乾隆四十三年和四十八年，一共四次东巡谒祖陵，比他崇拜的祖父还多一次。史家评论，东巡谒陵表现出皇上对先祖的崇敬之心，而绝少游山玩水的主观动机。（3）
但满洲风俗每况愈下，却已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据说，平准决策之时，满洲王大臣内唯傅恒奏请办理，其他尽畏怯退缩。就要大规模用兵了，这怎么能行？返京越日，皇上即召见诸王满洲大臣等，谕：
朕此次恭谒祖陵，临幸故土，遍历山河形势，恭阅《实录》，仰见祖宗创业维艰。而众王贝勒大臣官员等辅佐亦为不易……尔等皆功勋后裔，盍思效法前人，报国立功，而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缩。朕于此不无深憾焉。
特别申明，本朝乾纲独断，决不可随便“从众”：
总之朕总理天下诸务，惟据理独断。应办之事，断不为众所阻挠。如其不可，众虽强为奏请，朕亦断不允行。是皆尔等所共知者。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懦，即失机宜，半途而废？
但满洲臣仆，习气至于此极。朕若姑息因循，不速为整顿，振兴旧俗，数年后不知何所底止也！（4）
庚申，谕：新授贵州镇远镇总兵诺伦系满洲世仆，今用汉字奏摺，似此则满洲旧制，竟至废弃。嗣后各省提督总兵官内，如系旗员补授者，除本章着照例仍用汉字外，奏摺俱缮写清字具奏。
己巳，谕：从前朕曾降旨，满洲人等不许照依汉人取名。今吏部带领引见知县甘珠尔，身系蒙古。乃穿凿取甘露珠之意，写以甘珠露，甚属悖谬。著所有满洲蒙古官员之名，于写汉字时，祇按满洲字语气写，毋得似此混取汉字之义，反致将满洲蒙古话所取之名废坏。
次年二月，谕：八旗满洲世仆，祇缘伊等在京，相沿日久，是以未经停止考试汉文。然一染汉习，反弃旧风。朕深恶之，屡经降旨训诫。其东三省之新满洲乌拉齐等尤非在京满洲可比，自应娴习骑射清语，以备任用，非必考试始能为官也。（5）
虽“清语为国家根本”，（6）由于满族人多能熟练运用汉语文，平时乐于讲满语、写满文的人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满语文逐渐废弃不用，被汉语文取代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皇上的警惕，因此采取不少办法鼓励满洲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如命令八旗三品以上大臣子弟须“娴熟国语、练习弓马”，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又确立宗室考试满语制度；设立族长，监督满语学习；编纂满语文工具书；停止“翻译考试”，以禁满族人热衷科举之风……
三月，谕：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自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漫，渐成恶习。即如鄂昌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若读书徒剽窃浮华，而不知敦本务实之道，岂孔门垂教之本意？况借以诋呵讽刺，居心日就险薄，不更为名教罪人耶？此等弊俗，断不可长。（7）
又于鄂昌署中查出诗稿书札，于其兄鄂容安之差往军营，云“奈何奈何”。谕：“满洲旧俗，遇有行师。无不踊跃争先，以不与为耻，不谓竟有此等败类也”。著从宽赐令自尽。（8）又谕：满洲本性朴实，不务虚名。近日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殊属恶习。此等习气，不可不痛加惩治。嗣后八旗满洲须以清语骑射为务，如能学习精娴，朕自加录用，初不在其学文否也。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
及至乾隆三十七年，阅三通馆进呈所纂《嘉礼》，上谕不得轻言易改衣冠，曰：前因编订《皇朝礼器图》，曾亲制序文，以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及批《通鉴辑览》，又一一发明其义，诚以衣冠为一代昭度，本不相沿袭。原各自有法程，所谓礼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浸弱，洊及沦胥，盖变本忘先，而隐患中之，覆辙具在，甚可畏也！况本朝所定朝祀之服，悉皆义本礼经。祀、礼要在乎诚敬感通，不在乎衣冠规制。设使轻言改服，即已先忘祖宗。所愿奕叶子孙，深维根本之计，毋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训，于以永绵国家亿万年无疆之景祚。（9）
直至归政前夕，仍谕：我皇清之制，与汉姓殊。朕归政后，特恐后来书生之见，犹不免以事不师古为言，且必有因此而怂恿改服制者。前代北魏、辽、金、元，惑于浮议，改汉衣冠，祭用衮冕，一再传而失国祚。是以祖宗垂训，无得改用汉人服色，实万万年贻谋燕翼之道。若后世无识之徒复有循古衣冠之议者，即可执此谕以破其迷。我世世子孙。其钦承无忽。（10）
比语言、衣冠更为重要的是弓马骑射，上谕：前因武职官员射箭，往往有及半即坠，或低掠地面者，朕曾降旨训饬。及今日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带领引见人员内，犹有仍前不堪之人。甚则明知弓力软弱，故将前手挑高，虽至软之弓。亦可及远。此等恶习，皆平日漫不经心，不勤加训练所致。（11）
“操演武艺，最为紧要，而操演之法，莫逾行围”。（12）木兰围场在承德北四百里处，东西相距三百里，南北二百里。木兰行围始于圣祖皇帝，在其授意下，蒙古诸部献出此地，以为搜猎之所。自康熙二十年，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圣祖一共出塞四十八次。世宗继位，除在京郊以外，却从没越过长城一步。尝面谕说：予之不往避暑山庄及木兰行者，盖因日不暇给；是予之过！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习，习武木兰，毋忘家法。（13）
因此皇帝在乾隆六年，就恢复了木兰秋狝。巡幸避暑山庄和秋狝木兰往往是夏至秋返，一般都在两个月以上，有时还长达三五个月。因此，其绝对巡幸时间远远超过包括谒陵在内的各种巡幸活动。以每次巡幸避暑山庄的时间为两个半月计算，五十二次巡幸，总计时间约在十年以上，相当于皇帝秉政全部年代的六分之一。因此，整个乾隆时期，避暑山庄成了清朝政府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西方传教士则把它称为清朝的“夏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据说清人从东北入关，有三个中心，盛京是老巢，相当岐周，为留都；承德是连接东北、蒙古的关节点，相当宗周，为陪都；北京是控制汉地和中国的中心，相当成周，是首都。骑马控弦的游牧民族，一般都有夏牧场和冬窝子，匈奴、鲜卑、突厥、蒙古莫不如此，清朝也是保持这样的习惯。其目的一是告诫满族子弟，不要忘本，二是抚绥蒙古，受其朝觐，固其盟好。（14）
为了磨砺自己和满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地处关塞之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