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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初，日本首相犬养毅遇刺身亡，凶手是一名日本右翼组织的学生，这一事件标志着日本宪政时代走向终结。
1932年3月，德国总统大选开始，德国总统兴登堡宣布参加竞选寻求连任，与此同时，德国纳粹党也推举该党元首希特勒为候选人，经过一番角逐，兴登堡赢得连任，并任命与纳粹结盟的巴本出面组织新一届政府，巴本随即宣布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国会选举，纳粹赢得选举，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当年底，巴本政府倒台，经过一番较量，纳粹党元首希特勒被兴登堡任命为政府总理。
同年秋天，日本驻新几内亚陆军部队，即所谓“南洋守备队”炸毁位于新几内亚岛中北部地区“中立地带线”以东的一段铁轨，并声称是巴布亚共和国边防部队所为，随即于次日大举进攻巴布亚共和国，在几天之内完全占领这个由澳大利亚提供保护的小国，澳大利亚政府随即宣布全国总动员，并向国联申请调查铁轨被炸真相。
1933年，国联派出一个国际调查小组，前往新几内亚地区调查巴布亚冲突真相，作为中立国，美国、中国也应邀各派遣了一名观察员，协助国联调查巴布亚冲突真相。
……
在一片纷乱中，1930年代拉开了帷幕。
第985章 1933年（上）
公元1933年，9月1日，上海黄浦港，招商局码头。
一艘客轮在港口之外的主航道一侧抛锚停机，等待着拖轮将客轮拖上码头停靠，趁着等待拖轮靠过来的时候，乘客们走上甲板，眺望黄浦江两岸的风景，其中有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他是从南洋过来的，他的名字叫熊成基。
站在甲板上，眺望黄浦江，熊成基感慨万分，站在他身边的那些随员也都是同样心情，去国多年，这次回国，他们才终于明白一个道理，无论他们护照上写的国籍是哪一国，至少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那颗奔腾在他们胸腔中的中国心，无论走到哪里，他们还是中国人。
“那就是黄浦招商局码头了，当年‘戊申革命’之后，陶先生就是在那里登岸的，当时我还在武汉协助赵振华主持军事，没有前来迎接陶先生，不过当时黄克强先生倒是在码头主持欢迎仪式，如今已过去二十多年，陶先生和黄先生都已谢世，中国的面貌也大变样了，当年，这招商局码头还是南市管辖，现在却已并入黄浦区了，世事如斯，让人感慨啊。”
熊成基向随员中几位从来没有来过上海的青年人介绍了一番，然后沉默下去，心潮起伏，他想起了陶成章，想起了黄兴、孙文，也想起了蔡锷、宋教仁，这些人现在都已不在人世，他们没有看到宪政的实现，但是熊成基却看到了。
只是，这眼前的一切，是真实的么？还是短暂的幻影？宪政制度是否已经稳固了呢？这一切，目前来看，都不能做肯定的答复，历史已经证明，宪政制度的真正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或许会出现反复，意大利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德国现在似乎也有这个趋势。
丢开烦恼，熊成基注视着眼前的黄浦江两岸，注视着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故土。
黄浦江还是那条黄浦江，但是城市早已不是当年的那座城市，江岸东边是浦东，西边则是当年号称“十里洋场”的租界旧址，过去，租界那边就是国中之国，化外之区，法国租界、英美公共租界就在那里，共和之后，鉴于上海港的特殊经济地位，中枢政府决定在浦东地区建立起工业新区，从那之后，浦东的风貌就开始迅速改变，过去，那里基本上就是乡村，但是几年之后，浦东地区已成轻工业重点发展区，上海租界被收回之后，整个上海地区的工业与商业布局基本上就确定下来，浦东、闸北就是工业区，原来的租界区和南市就扮演着商业中心的角色，这里没有工厂，但是却能通过金融手段控制工厂的生产和销售，这一地区被统称为“黄浦区”，虽然后来，该区又被划分为几个小区，但是通常来讲，本地人仍将这一商业区称之为黄浦。
站在轮船的甲板上，那黄浦江两岸的风景是截然不同的，一边烟囱林立，另一边高楼大厦，如果在经济繁荣时期，烟囱林立的那一边通常是看不见蓝天的，烟囱中冒出的滚滚黑烟遮天蔽日，那是工厂在加紧生产紧俏工业品，而高楼大厦的那一边则是车水马龙，纸醉金迷，每当夜幕降临，那沿江大道上灯火璀璨，号称“东方巴黎”。
上海，以其无与伦比的地理优势成为整个远东地区规模最大、商业最繁荣的城市，为了供养这座城市中生活的市民，并方便对外贸易，中枢政府特意扩充了市区范围，整个上海面积极广，就连位于长江口的崇明岛也归上海市政府管辖，因此，“大上海”的称呼是极其合适的。
在经济繁荣时期，上海就是所有实业家心目中的圣地，前往上海淘金的人络绎不绝，似乎每一个敢于打拼的商人都在上海找到了发财的捷径，诚然，在激烈的商业与工业竞争中，失败者黯然退场，但是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胜利者的狂欢，经济繁荣时期的上海，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1930年，仅仅一年之内，在本地依靠股票和期货投机买卖而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人就有数十位。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浦东的工厂烟囱虽然还可以看到黑烟，但是已不能遮天蔽日，黄浦的商业街虽然仍可以看到人们摩肩接踵的景象，但是那已不是参加舞会的舞客在争抢舞厅门票，而是为了争抢几个打字员或者看门人的工作职位而进行着激烈的求职竞争。
这就是世界经济危机给人的最直观的印象，自从1931年纽约证券市场股价崩盘之后，世界经济就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落，旧的国际市场秩序已不复存在，各国都在以邻为壑，为了保护本国商业市场而建立起严密的国际贸易壁垒，整个国际市场已经面目全非，“出口”已经变成一个极为敏感的字眼，过去一直被人所羡慕的出口贸易商现在已经成了破产商人的代名词，从1931年到1933年，这几年里，世界各国的出口贸易遭到致命一击，在这场国际市场争夺战中，处境最惨的有两个国家，一个在欧洲，德国，另一个在亚洲，日本，这两个国家虽然在历史、政治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在世界经济危机面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国内市场狭小，根本无法满足那巨大的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堆积如山的工业品的销售。
相比德国、日本，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充足人口、辽阔疆域的亚洲大国，由于国内市场的存在，以及关税壁垒的保护，现在的经济处境要好得多，经济上的困境虽然也带来了社会与政治上的动荡，但是毕竟没有危及到社会的整体安定，国家仍然是和平的，国民也保持着一份脆弱的镇定，至少部分国民是坚信国家最终会走出困境的。
虽然中国的国民还是镇定为主，但是面对日益困苦的生活，以及失业所带来的焦虑情绪，在某些时候还是会表现出一些剧烈的反应，罢工、罢市、罢课、示威……这些自发的行动已经不是新闻，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现在的中国，虽然农业人口仍占国民的多数，但是依靠工业和商业谋生的国民数量已经占到了国民总数的十分之一，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个数字代表着一个崭新阶层的迅速崛起，这些国民完全依靠工业和商业繁荣维持生计，当工业和商业萧条之后，他们的生计就会成为问题，他们没有土地，所拥有的不过是一双勤劳的手以及一颗吃苦耐劳的心，工作对于他们而言非常重要。
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中，首先遭到冲击的就是工业和商业，由于出口贸易急剧萎缩，工业品价格暴跌，这引起了连锁反应，于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店铺关门，店员失业，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的动荡，犯罪率高涨，国民脾气暴躁，往往因为一点口角之争而发展为肢体冲突，甚至刀枪相向，相应的，中枢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得不采用更为严苛的法律，震慑犯罪。
遭到经济危机冲击的不仅有工业与商业部门，农业也在这场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中遭到沉重打击，具体表现就是农业丰收，但是农民收入却迅速下降，甚至破产，因为农产品的价格比工业品的价格跌得更猛，将一车农产品装上火车、汽车，然后运送到城市销售之后，农场主们突然发现，他们每做一笔这种交易，就会亏损一笔金钱，汽油费、人工费、交易税、劫掠者的洗劫、小工的盗窃、饥民的哄抢……这都是潜在的风险，也是实实在在的成本，经过计算之后，于是，农场主们做出了相同的选择，那就是不再出售农产品，上好的稻米、小麦宁可烂在谷仓里也不运到城市去销售，甚至根本就不从地里收割上来，因为请人收割也是需要成本的，哪怕是自己用收割机进行收割，也是需要计算柴油成本的。
相比之下，反倒是小农过得比农场主“惬意”一些，因为他们基本上采用人力耕种农田，不需要承担农业机械购买与维护的成本，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只要土地面积不超过纳税线，他们完全不必操心田赋问题，虽然农产品价格下跌也使小农生活变得清贫，但是相比失业工人，他们的生活至少还是安定的。
不过佃户和农业工人就惨了，由于没有自己的土地，佃户只能租种地主土地，虽然有《地租率限制法》的保护，地主不可能提高地租，但是这部法律并不能保证农产品的价格不发动剧烈波动，因此，当全世界的农产品价格都开始暴跌之后，佃户也不得不跟着农场主一起承受农业萧条所带来的困苦生活，至于农业工人，比佃户更惨，至少佃户受相关租佃法律保护，地主不可能随便解除土地租佃契约，但是农业工人却因为农场主降低成本的目的而失去工作，只能进入城市，踯躅在济贫站，等待着每日两餐的政府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