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阁下,对于托洛茨基同志的建议,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卡拉汉注意到了赵北的表情,于是迫不及待的问了一句。
“贵党所主张的革命事业,我个人深表理解,对于俄国人民正在遭受的战争痛苦,我也深表同情。不过有一个基本事实还请阁下转告托洛茨基先生,我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刚刚开始工业化,既不是对抗列强的盟友,也不是举行革命的社会,目前,我国最需要的不是革命理论,而是解决国民衣食住行等问题,以及提高国民素质,并使国家实现初步的工业化,在一个农业社会里,我个人认为,是不能实现你们所主张的理想社会的。
另外,我认为,如果贵党确实有打碎国际旧秩序的信心的话,倒不如将目光放在东欧地区和中欧地区,因为那些地区不仅与俄国距离最近,而且也在欧洲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与折磨,那些国家的人民急切的渴望一场改造社会的革命,而贵党的主张显然适合东欧地区与中欧地区。
关于这一点,我也想写一封信,请卡拉汉先生在回国的时候转交给那位托洛茨基先生,告诉他,这是我对欧洲战后形势的一点分析和看法,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多少,但是若论战略眼光,自信心还是有的。而且,我也同时会给贵党领袖写一封类似的信,使他明白,中国目前并不是敌视苏俄的,我们之所以参加国际干涉,只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避免远东地区的战乱蔓延开去,最终导致局势糜烂,不可收拾。关于这一点,还请贵党领袖谅解。”
赵北一番话,不仅回答了卡拉汉的问题,同时也解释了一下此次出兵干涉俄国远东地区的用意,当然,这只是外交辞令,苏俄方面肯定不会单纯到相信他的这个解释,实际上就连卡拉汉也认为,中国之所以出兵海参崴,就是为了向彼得格勒方面施加压力,迫使其在边界谈判中做出最大让步。
题外话说完之后,双方就边界划分问题进行了一番磋商,然后,晚宴正式开始,持续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迅速结束了,接着,双方继续就边界谈判问题进行磋商,一直谈到深夜十一点钟才结束,卡拉汉就在西山饭店休息,而赵北则迅速返回了总统府。
回到总统府之后,赵北没有立即休息,而是召集了两名外务部的俄语翻译,在侍从室里准备那两封写给苏俄革命领袖的信件。
依靠那超越历史的见识,赵北非常谨慎的选择着措辞,而且为了避免给对方以神棍的印象,他不得不多次修改这两封信。
赵北到底在这两封信里写下了什么内容,后世的历史学家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确实知道这两封信是存在的,因为后世陆续解禁的苏俄时期秘密文件上曾多次提到过这两封神秘的“1918年来信”,而且相关文件与名人信件都曾明确指出这两封信都是来自中国总统府,写信者就是“远东狂人”,但是,这两封信却始终下落不明,一般认为这两封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于战火。
“1918年来信”之所以让历史学家这么感兴趣,除了相关文件与信件语焉不详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两封信直接关系到了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世界大萧条之前这段时间的政治走向,根据解禁的苏俄时期官方文件,这一时期,苏俄政府的许多对外政策无不受到这两封信的直接影响。
当然,赵北在写信的时候自然不会知道后世的历史学家会对这两封充满了神秘色彩与政治预言的信感兴趣,他只知道,这只是他对历史的又一次关键性干预,至于会带来什么后果,他却无法预言了,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苏俄按照信上的指点去应付欧洲事务的话,或许,欧洲的局势将变得更加混乱,会直接牵制英国、法国等国政府的注意力。
写完信之后,已是黎明时分了,推开窗户,赵北向天边望去,看见了一丝淡淡的朝霞,如同血一样的红。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赤色黎明。
望着那天边的朝霞,赵北长舒口气,无论如何,他的1918年开局不错。
第934章 1918年
公元1918年,对于欧洲人而言,这个年份仍旧与“战争和饥饿”划上了等号,一边是欧洲西线的战事,一边是蔓延整个欧洲的饥荒和瘟疫,这个时期的欧洲,仿佛遭到了诅咒,裹胁着饥饿而来的是那场让人胆战心惊的“西班牙流感”。
“西班牙流感”,这场爆发于美国兵营并很快蔓延到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瘟疫几乎使欧洲的战争停下来,但是也仅仅只是“几乎”,虽然在短短一周之内,英国的伦敦就有一万八千人因为瘟疫而死去,以致于伦敦的棺材不够使用,但是这丝毫不能动摇英国政府继续战争的信念,在战争时期,无论是军人的阵亡数字还是平民的死亡数字,对于政客而言仅仅只是数字,它不代表胜利,代表胜利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德国的无条件投降。
可是问题在于,既然英国政府都有足够的信心坚持战争,那么,为什么德国政府就不能拥有足够的胜利信心呢?
对于德国而言,1918年的春天就像东普鲁士的农田一样充满了希望,是对战争胜利的希望,因为就在1918年的春天,苏维埃俄国政府与德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一份被称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和平协议,而根据这份条件苛刻的和平协议,德国不仅立即拥有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而且也拥有了波兰、芬兰、乌克兰、高加索等地区的领土和人口,而相应的,俄国则失去了以上这些地区的领土和人口,并立即退出了这场似乎看不见尽头的欧洲战争。
得到了土地,得到了劳动力,德国政府信心十足,决心继续向西线的协约国军队发动全面进攻,天空是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呼啸,地面是坦克与步兵的步步推进,在立体战争面前,所有的参战国都几乎将血流尽,为了应付越来越惊人的军事开支和政府赤字,各参战国都开始实行紧急经济措施,一方面是贬值本国纸钞的币值和信用,另一方面则是拿出国库中的黄金和白银去向那些没有参与欧洲战争的中立国购买各种急需的战争物资,甚至是劳动力,在这种经济背景之下,参战国的平民生活更加艰辛,面包和奶油几乎从餐桌上完全消失了,就连用来喂养牲口的燕麦也成了平民餐桌上难得一见的美食。
协约国因为控制着海洋,平民的生活尚且可以维持,但是同盟国平民的生活就变得非常痛苦了,虽然德国的宣传机器总是在宣传《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将给德国带来的美好生活,可是,至少在1918年夏季结束之前,乌克兰平原的小麦是不会运回德国的,而高加索地区的石油也不可能改变德国军队燃料极度匮乏的处境,因为没有足够的火车,也没有足够的船只,仅有的火车和船只也必须优先保证西线军队所需物资的调动,至于民用物资,基本上只能依靠人民自己想办法了。
协约国的人民在呼吁和平,同盟国的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更为强烈,虽然在战时体制下这些和平的呼声非常虚弱,可是谁也不能否认,当所有的平民都开始向往和平的时候,政客们对战争情绪的任何煽动方式都将失去效果。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总统威尔逊首先于1918年初提出了他的那个“十四点纲领”,要求欧洲交战各国立即停止战争,并缔结没有苛刻条件的和平条约,而且按照自决原则重新划分欧洲版图,从而奠定未来几百年的欧洲和平的基础。
但是,美国的提议并没有立即得到响应,尤其是当德国与苏俄缔结《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之后,协约国集团的所有参战国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德国的贪婪胃口并没有因为这场陷入泥淖的欧洲战争而有一丝一毫的减弱,相反,随着从俄国夺取大片领土的胜利,德国人似乎又看到了战胜协约国的希望,于是,在德国政客们“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的口号声中,许多德国人还是在对和平的憧憬中选择了继续战争,虽然在同时,德国的许多平民也从俄国的苏维埃革命中看到了另一条道路,但是至少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签订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德国人对于美国总统的“十四点纲领”是不屑一顾的。
为了尽快迫使法国屈服,德国军队在距离巴黎不远的阵地上架起了一种超级大炮,这种拥有三十多公尺长炮管的列车炮可以将重型炮弹发射到一百公里之外,因为专门被用来炮击巴黎并制造恐慌,因此被称为“巴黎大炮”。
但是“巴黎大炮”并没有摧毁法国人的抵抗精神,法国仍在战斗,英国也仍在战斗,美国军队更是源源而来,在欧洲大陆与盟友并肩作战,当然,与美国军队一起来到欧洲的还有流感,这场流感不仅席卷了欧洲,而且也蔓延到了世界所有与战争地区有直接联系的国家和地区,就连遥远的亚洲也不例外。
作为应对措施,在“西班牙流感”爆发初期,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就已做好了防疫措施,虽然并未完全阻止流感蔓延,但是无疑降低了感染人数,最终避免使工业和经济遭到瘟疫的毁灭性破坏。
但是,亚洲地区在1918年最引人注目的不是远离欧洲战火和瘟疫,而是几件关系重大的国际事务:
首先,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签订之后几天,中国与苏维埃俄国政府也签订了一份条约,这份条约是关于两国之间边界重新划分问题的,因为是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和北京外务部所在地西总布胡同同时签署,因此,该条约被称为《塔夫利达——西总布条约》,根据这份条约,中国不仅收回了沙皇俄国通过与满清王朝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恰克图条约》、《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伊犁界约》、《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一系列条约所掠夺的所有中亚地区领土以及贝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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