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毛泽东（2）
毛泽东在做关于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报告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日准备工作。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毛泽东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为建立抗日民 逋骋徽较撸涌谷彰褡褰？放战争做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毛泽东派周恩来、叶剑英等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初步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8月22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的路线。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军事问题报告。关于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强调必须坚持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立场，保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切不可丧失对蒋介石想通过抗日战争来消灭我党我军的警惕性。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按照目前敌情，日本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红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晋、察、冀三省之交地区。红军应以创建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为当前基本任务。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但着重于山地。会议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有11名成员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导作战。8月25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 1937年8月红军改编后，八路军迅速挥师东进，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准备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晋察冀绥四省交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但在我八路军日夜兼程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时，沿平绥路西犯之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于9月13日占领大同，主力沿同蒲铁路南下，向雁门关、茹越口进攻，另以一部向绥远进攻，敌华北方面军第5师团占领了蔚县、广灵、涞源，并向平型关进犯。9月中旬，敌华北方面军主力沿平汉铁路及其两侧南犯，另以一部沿滏阳河南犯。日军所到之处，国民党节节败退。在此形势下，毛泽东依据战局发展趋势，适时改变我军的战略部署，将原定3个师部署在晋察冀绥四省交界地区的计划，改变为分别依托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向着敌占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取四面包围的态势，这对八路军摆脱敌之迂回包围，扩大回旋余地，以及各师的相互策应，保持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和迅速实现战略展开，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加深八路军指战员对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的理解，21日，毛泽东又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八路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实施战略展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一些人轻视游击战争，对抗日游击战争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争上。同时，另外还有一些人存在着“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思想。“亡国论”者因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严重失利而情绪悲观，认为“再战必亡”。“速胜论”者则幻想依靠外援迅速结束战争。共产党内也有人过高地估计中国的力量，过低地估计日本的力量，存在着盲目轻敌思想。这对抗战十分不利。为了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定持久抗战必胜的信心，毛泽东于1938年5月至6月，先后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重要军事著作，全面阐述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正确军事路线、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处于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而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野蛮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持久性发生了。但日本是小国，兵力不足，必然在其占领区中有许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后单独作战，在战略上配合正面友军的正规战。并且由于共产党坚持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加，因而游击战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不是战术范围的，而是战略范围的。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又科学地预见到持久战将经历的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毛泽东这两篇论著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对统一和提高对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对全国坚持持久抗战，对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有着极大的动员和指导作用。 在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思想指引下，八路军完成在山西的战略展开后，即向整个华北实施战略展开。
第六部分毛泽东（3）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延安机场
当八路军向华北挺进时，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1937年10月12日，分布在南方8个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等，指出：新四军开展游击战争，“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5月4日，毛泽东又指示新四军军部：“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进”，“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新四军各支队陆续开赴华中敌后。 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是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日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国民党军广大官兵虽然浴血奋战，但由于其最高当局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因而作战失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局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实行全面的抗战路线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挺进华北华中敌后，歼敌5。4万人，缴获各种枪1。2万余枝，收复大片国土，创建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冀鲁豫、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友军作战，并使自己由出师时的4万人发展到18万余人，对制止日军的进攻，加速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无力继续对华实行全面进攻，转而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改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打击我党我军，并将重点置于华北。而国民党内部则发生严重分化，汪精卫当上了汉奸，蒋介石逐渐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反共事件。 针对业已变化的形势，中共中央于9月16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确定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的全面抗战的总任务。确定了坚持游击战和“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与华南的战略任务。八路军为完成“巩固华北”的战略任务，各部主力向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平原和山东等地区进军。新四军为了完成“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向皖东、豫皖苏边、苏北、豫鄂边等地区进军。华南地区党组织为了完成“发展华南”的战略任务，领导了珠江三角洲、海南岛等地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开始到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抗击着58％～62％的侵华日军（不含关东军）和全部伪军，由于我军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方针，不仅粉碎敌人1000人以上至5万人的“扫荡”近100次，作战万余次，歼灭大量日伪军，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而且使自己和抗日根据地获得了大发展，至1940年底，部队发展到50万人，抗日根据地人口达1亿多，成为坚持持久抗战的中坚力量。
第六部分毛泽东（4）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朱德、贺龙在延安
1941年至1942年，是敌后抗战严重困难的时期。在这两年间，日本侵略者集中其主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实行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在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进行频繁的大规模的“扫荡”，在华中进行“清乡”。其中1000人以上至1万人的“扫荡”达132次，1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扫荡”达27次。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多次制造反共军事摩擦。在敌伪顽的夹击下，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至近40万人，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十分困难。 在两年艰苦斗争中，毛泽东并没有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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