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条是：第一，战争指导方针。以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完整，争取民族自由、生存，建立三民主义富裕康乐之国家为目的。对日之凌辱一再忍让，原望争取时间，俾积极建设国防，充实军备，增进国力。待和平绝望之时，举全国力量对敌进行持久消耗战。口号是：奋斗到底，以求最后胜利。第二，备战现期之指导大纲。对战事必须有充分之准备而行之。对日之挑衅，要委曲求全，以求宕延战争爆发之时间，以便于备战时期增进国力，整编国军，整理交通通讯，开发资源以发展军需工业，实行征兵制度，策定整军五年计划。第三，军事。整顿军事教育，举办庐山训练班，提高军队素质，促进精诚团结，增进国军战斗力。备战未完成以前，对敌之挑衅，备求限于地方性，以免爆发全面战事。第四，政治。全力贯彻攘外必先安内之主张，先肃清国内之乱，绥靖地方，安抚边疆，然后一致攘外。第五，外交。向世界各国揭发日本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之阴谋，提醒英美之警觉，使全世界皆知日本是破坏集体安全之祸首，希望以此获得国际的同情与支援。第六，财政。稳定金融以利我战事之进行，宣布法币政策，对战时所需之财力、物力、粮食、日用品以及军需等物品谋求自给自足。
第一部分白崇禧 上将（2）
白崇禧上将（右）与吕文贞少将在一起
淞沪抗战时，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身份常到前线视察战况。淞沪属于第三战区，冯玉祥为其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白崇禧认为冯玉祥不亲临前线指挥，便向蒋介石建议改任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被蒋介石所采纳。 对于保卫首都南京，白崇禧本来认为，“南京是总理指定之首都，为总理陵寝之所在地，不忍为军事破坏，应宣布为不设防之城市，以主力退至城西部、西南部一带，一部集结于浦口，监视南京，掩护徐州，保留实力，以便机动打击敌人”。但白崇禧在军事会议上见蒋介石首先宣布防守南京，便没有说出自己的计划。后来，南京未能坚守，仓促撤退，损失很大。 1938年3月24日，白崇禧随蒋介石到徐州、台儿庄一带视察。事毕，白崇禧留下协助李宗仁指挥。在此期间，白崇禧除协助李宗仁策划部署之外，还经常代表蒋介石到前线慰问部队，鼓舞士气。中国军民英勇奋战，与日军台儿庄交锋获捷，顿时举国欢庆，民心大振。国民党武汉行都游行人数超过10万，游行队伍用卡车载着李宗仁、白崇禧的巨幅画像为先导。 1938年7月中旬，正值武汉会战之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因治疗牙疾不能主事。蒋介石于7月17日命令白崇禧代理战区司令长官职。白崇禧接任后，进一步部署保卫武汉的外围部队，取得较好效果。10月25日，军事委员会下令放弃武汉，防守武汉的部队逐渐转移。10月下旬，白崇禧将指挥权交还李宗仁。 1938年11月，白崇禧兼任桂林行营主任，负责指挥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第四战区（张发奎）、第七战区（余汉谋）、第九战区（薛岳）。 继武汉会战之后，白崇禧又相继参与指挥南昌会战、桂南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取得较大的战果。但是，在指挥昆仑关作战时，由于未能按照命令击退日军，白崇禧被蒋介石召回重庆，专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从此至抗战结束，专司幕僚。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与白崇禧秉承蒋介石旨意，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向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诬蔑中共抗日武装“破坏抗战”、“不服从军令、政令”，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地区。此电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前奏。两个月后，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 作为蒋介石的幕僚，白崇禧提出过许多建议并被采纳。1939年，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副参谋总长与军训部长、航空委员会委员、校阅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于校阅成都空军回到重庆后，向军事委员会提出三条建议，均被采纳。即：第一，设立空军幼年学校。第二，设立空军军士学校。第三，成立空军通信兵学校。 作为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比较重视军队训练。1939年冬，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游击战的需要，白崇禧收集游击战资料，由军学编译处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分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之教材与实施游击战之依据。 白崇禧认为，“为将之道，要能带兵，要能练兵，要能用兵。开诚布公，信赏必罚，此带兵之道；技艺纯熟，指臂相使，此练兵之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为用兵之道。此外，最要者，革命军应加强政治训练与教育”。这是白崇禧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以及抗日战争的胜利中悟出的道理。抗战胜利后，白崇禧搜集有关军事教育材料，参考当时国民党军情，写成《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一书。 1946年6月，白崇禧任国防部长。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白崇禧受蒋介石之命，于3月17日飞抵台湾处理。同年11月10日，蒋介石召见白崇禧，命令在九江设立国防部指挥所。白崇禧得以在前线直接指挥部队，对抗大别山区的中共刘邓大军。 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和国民党军队的溃退，白崇禧也曾有过“备战求和”、“求和备战”的两手准备，甚至秘送黄绍到香港找李济深调停他与中共的矛盾、派人到石家庄与中共领导人密谈。但其求和的实质是要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随着人民解放军渡江的胜利，白崇禧的这种指望落空，被迫率部队由武汉溃退湖南和广西。 1949年12月，白崇禧本人飞往台湾。1950年，白崇禧出任国民党“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因心脏病在台北去世，终年73岁。 （刘志青）
第一部分板垣征四郎 大将（1）
板垣征四郎（Itagaki Seihiro，1885—1948），日本法西斯战犯，日军大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任师团长、陆军大臣、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朝鲜军司令官、最高军事参议官和第7方面军司令官等要职。 板垣征四郎于1885年1月21日出生在日本岩手县岩手町的名门望族家庭。1891年4月进入沼宫内寻常小学，1893年9月转入盛冈市仁王高等小学，1897年4月进入盛冈中学，1899年9月进入仙台陆军幼年学校，1901年9月进入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903年5月毕业。 板垣征四郎于1903年12月考入陆军士官学校，为第16期学员，次年10月毕业，赴仙台任第4步兵联队少尉军官，随后参加日俄战争。1906年改赴天津驻军任职。1907年12月晋升为中尉。1908年出任陆军士官学校学员队参谋。1913年8月晋升为大尉，任仙台第4步兵联队中队长。1913年12月考入陆军大学，1916年11月毕业。1917年4月23日，与大喜久子结婚，先后生有三男两女。 1917年8月，板垣征四郎任参谋本部参谋，驻在中国昆明。1919年4月，赴华中派遣队司令部（汉口）任职。同年7月，任华中派遣队参谋，与石原莞尔共事。1920年4月，晋升为少佐。1921年4月，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参谋兼陆军大学军事教官。1923年8月，晋升为中佐。同年9月，任关东戒严司令部参谋、临时震灾救护事务局事务官。1924年6月，任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助理，先后在林弥三吉和本庄繁领导下工作。1926年8月，再任参谋本部参谋兼陆军大学教官。1927年5月，出任冈山第33步兵旅团司令部参谋，同年7月任第10师团司令部参谋。1928年3月，晋升为大佐，出任天津第33步兵联队联队长。1929年3月率部调驻奉天，5月改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29年7月至1931年7月，板垣征四郎与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在中国东北境内组织“参谋旅行”，考察各地兵要地志，计划对中国东北军“以寡制众”，得到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的暗中支持。在此期间，板垣征四郎曾赴陆军士官学校鼓动：日本“以国家命运为赌注，坚决进行日清、日俄两次大战，才得以在大陆的一角建立特殊地位”，如果进而掌握“满蒙”这个战略枢纽，则“退而可以保卫朝鲜，进而可以牵制俄国向东发展，并且对中国掌握着有力的发言权”；“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源泉”，因而“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板垣征四郎在关东军第2师团则宣称：解决“满蒙问题”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满蒙”“变为日本的领土”，并使其对整个中国“能立于制其于死命的地位”。1931年6月，日本参谋本部秘密制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该大纲很快就传达到关东军，关东军据此秘密部署作战行动。关东军原计划9月28日在柳条湖炸毁铁路，进而侵占整个中国东北，但该计划却严重泄密，板垣、石原根据法西斯“樱会”的负责人桥本欣五郎的指示，于1931年9月18日直接策划制造了柳条湖铁路爆炸事件，继而板垣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命令关东军实施预定的作战行动。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的结果是中国东北的沦陷。 在日本侵略者策划成立东北傀儡政权的过程中，板垣征四郎奉命再次充当急先锋。1931年9月22日，板垣在沈阳参加关东军秘密会议。会议炮制出“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提出以溥仪为“元首”建立“新政权”，“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握”。板垣在会后秘访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促其“独立”。9月27日，张景惠宣布成立“东省特区治安维持会”并自任会长，暗中策划“独立”。在板垣派人策动下，9月28日，清朝“闲散皇族”熙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