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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的不是张之洞，我要说的是现在那些实业公司，如果真要让他们做大，那总要一天。他们会和政府官僚勾结，说什么国有公司**严重啊、任人唯亲啊、形式主义啊。这些情况不说以后，现在都有，可他们鼓吹这个其实还是想让政府把这些国有公司低价贱卖给他们。这么一来，那又是一大帮日本财阀再现，不断干涉国家政策。一件政策执行下去不可能大家都能得益，比如对俄战争，那些茶商就损失惨重，茶农也损失惨重。但政府不可能因为茶叶而变更即有政策，总是要有人牺牲的。
盲目的振兴实业，会弄出一大堆干涉政府的财阀外，再就是大部分的工厂都会聚集于沿海城市。特别是沪上。这从军事上来说是极其危险的，现在武昌、汉口还有汉阳合并为武汉，最终成为直辖市。就是考虑到军事战略的安全。
除了军事，再有就是物流成本。以马鞍山铁厂为例，他的钢铁原本没人上门求购。客户都跑到沪上去了，那里才是钢铁大市场，结果便是四川的客户买钢铁过马鞍山铁厂不入，在沪上买了钢铁后再把从马鞍山拉到沪上的钢沿着长江拉回四川。其他不说，运费、装卸费就每吨最少就多了一两五钱。
一味的振兴实业，只会形成财阀干政，而财阀干政又会造成极为严重贫富不均，这就会使国家不稳定；而全国产业布局不平衡，则会使东部的人越来越富，西部的人越来越穷，弄得最后，又会有李自成高迎祥之类的人揭竿而起。明末的时候不就是这样么，东林党那些道德君子一上台就要崇祯皇帝免除江南一带的商税，让陕西边军饿着肚子……”
“竟成兄，我记得以前你有一次讲话是说，‘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我们要先选择效率……’”宋教仁打断道：“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如此。现在欧战大战正炽，可洋人最终还是要回来的，不尽快发展实业，那等洋人东顾，洋货重来，那可就……”
宋教仁居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杨锐苦笑道：“我之前是说过这话的，但那个时候所考虑的工业化路径和现在不同。以我看，真要振兴实业，有三条路径，以前我认为我们可以走第二条，但后来发现不行，只得改到第三条。”
“请竟成兄细说。”宋教仁道，他也想过振兴实业的办法，但分不出路径。
“先说第二条吧，其实也就是日本现在所走的这条路，我称之为外贸模式。”杨锐道：“日本人能发家，靠的是什么，最开始是生丝，而后呢，甲午年抢了我们两亿三千万两，再在日俄的时候借款筹款十多亿两，这工业才有现在之规模。
他的做法，无非是先把土地从各地领主手里买下来，再均分给农民。然后呢，高征税，高盘剥，收来的钱拿去贷给财阀们买机器建工厂，这些工厂不是为了日本人自己建的，而是给外国人建的，他的生丝是出口的，他的棉纱也是出口的。他有两个大市场，一是美国，再是中国。对美国，打不过，所以就卖美国没有的生丝；对中国，打得过，所以卖的是我们自己也有的棉纱。
生丝棉纱越卖越多，日本就越来越富，工厂规模就越来越大，可这么做是有代价的，第一就是要使劲盘剥农民，不把他们弄成一无所有绝不罢休。只有这样，才有钱拿去贷给财阀建工厂，也只有这样，工厂里的工人工资才会越来越低；
这样做的第二个代价，那就是打不起战，为何日本人这么快就和谈了，就是两国一开战，工厂就停转，工人全部失业，打胜了还有赔款，可打败了那就要全国大乱。我们现在愿意开放市场，愿意保证其在东北的利益，那台湾丢了也就丢了，相比而言。还是东北和整个中国的市场和原料更重要；
再有就是抗不了风险，这和战争是同理。假使哪一天美国经济疲软，你说这生丝卖给谁？这就不是工厂停转、工人失业的问题。而是农民彻底破产的问题，生丝的关键在桑树，桑树不是棉花，不是今年种了明年就可以不种的。政府盘剥的那么厉害，年年只够吃饭而无积蓄，一旦哪天美国经济疲软，结果就是农民第一年强忍，第二年借钱，第三年砍树上吊。到这个时候。那就迟了。
之前我以为我们也能走这条路，但想来想起，还是不行。日本太小，中国太大，要是中国工人所占人口的比例和日本一样了，那所有列强都要封锁反对了。到时候各国对我们的入口关税加到百分之两百，那工厂建了还有什么意思，不都等着倒闭吗？
只有洋人没有的产业，比如柴油机、无线电、合成氨、铝合金、飞机、钢化玻璃、保险丝、白炽灯、电动机、空调、冰箱、收音机。我们才能顺利出口。因为这些是我们有优势的，但是这些东西能有多久的优势还很难说，等洋人破解了其中的机密，那最终他们就会以势压人。通过提高关税保护本国市场，并且会利用外交手段把我们挤出其他国家的市场。到最后能剩下的，只能是保险丝、铝合金这种市场狭小的东西。或是像草编一样，是洋人早就不做的产业。这就是没有殖民地、没有海军的苦衷。”
杨锐说道这里忽然想到了日本。优势产业最终会变的毫无优势，能保住他的办法是有两个。一是和洋人合伙，比如通化柴油机厂战后就打算让美孚石油入股，以洛克菲勒的势力在全世界推动柴油机销售；再就和日本人合伙。狗日的虽然没有殖民地，但有一支欧战后世界第三规模的海军，南美那些国家要是敢拒绝中国货，是能拿去声色俱厉吓吓人的。
杨锐想着怎么保住这些优势产业，听罢他话语的宋教仁点头道，“竟成说的是正理，日本国势虽然强盛，但百姓却很穷，东京的工资还不如沪上一半。不过这既是第二条路，我再请教第一条和第三条。”
“第一和第三都是一样的，市场在内不在外。”杨锐道。“第一条是慢速，第三条是极速。何为极速？就是把田地均完之后，再把耕地全部收归国有，成立大农场，农民全部变成农工，产出的粮食除了口粮全部调走，这些粮食拿去国外换机器，换来机器建工厂。
既然都变成农工了，那就用不着生丝、水果糖、花棉布、香皂、玩具什么的了。这些工厂只生产一种衣服，一种鞋、一种布、一种自行车，除了这些生活必备品，能生产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生产用品，比如大农场里可以用拖拉机，那就大造拖拉机，比如修铁路要钢铁，那就大炼钢轨；也不要什么市场买卖了，全国的商品由政府定价，全按计划分配……”
“这也不错啊！”杨度趁着杨锐喝茶时说道，他是国家至上主义者，对极速模式欢迎的很。
“看上去是不错，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总是会有代价的。”杨锐道：“农工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不必多说，但造出来的东西会是什么？之前我说国有公司能办好，是因为国有公司也是公司，他和私营公司只有股东性质不同，市场竞争是一样的，生产的东西如果不好或者东西太贵，还是没人要。
计划分配则不同。这是分给你的，你要也要，不要也得要，没有竞争，只有行政命令。既然都没有竞争了，那就没有创新，现在做出来的东西不说能不能用，可十年、二十年后，那就要比那些不断在市场上竞争的东西差一大截，这不单是产品差，连机器、技术都要更差。最后怎么办？只能再花钱去买机器、引进技术，把工厂翻新一遍；又再过二十年，又要再从外面买机器买技术，就这么没完没了。所有工厂还都要靠国家养着，一旦那天断奶，那全会倒闭。”
“难道就不能不按照计划分配？”杨度听了半天，忽然觉得是因为计划分配存在弊端，就想不要计划分配。
“你不计划分配，你东西卖给谁？谁又能买得起？”杨锐反问。“这种办法其实就是让大家不要花钱去喝花酒，除了吃饭以外，任何消费都禁止，剩下的钱全买拖拉机、抽水机；而且工厂能造一千台，那就分配一千台，不管是不够还是多余，反正他就生产那么多；设计什么那就生产什么，不管你要还是不要，反正他就这么造。这种工厂只能**着，一旦停转，机器会生锈、技术会生疏，之前花的那些钱等于白花了。
我感觉，这条路只能是面临战争才走。开国那两年，我们不是这样干的么，花钱买车床、买机器，建了比原来多几倍、十几倍的军工厂、钢铁厂、造船厂、化工厂。如果欧洲不开战，那我们就亏大了，如果日本人也不开战，那我们亏的更大，二十年后产品更新换代，这些机器绝大多数都会报废。
所以想来想去，只能走振兴农业的路子，或者说走富裕百姓的路子，百姓有钱了，那什么工厂都有，什么东西都能买得起，百姓没钱，出口出不了，造出来的东西只能堆着。而要让百姓有钱，那就要土地改革，死一亿四千万佃户，就不如死三百万地主。当然，这话极端，但意思这个意思，国家的强盛，总是有人要付出代价的，日本选择的是农民，我们选择的是地主。”
“竟成，话是这么说，可这一户平均下来就十五、二十亩不到的地，靠种地富裕那得有多难啊？”宋教仁摇头。他明白这就是杨锐所说的先农后工之路，他虽是¤╭⌒╮ ╭⌒╮欢迎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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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田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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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却也知道田里要多收三五斗有多难，这条路虽好，但在他看来不现实。
“这个并不难解决。”杨锐自信于自己的优势，道：“全国耕地十二亿亩，但还能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