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方家在济宁州的几处产业。
李孟对这个自然没有什么异议，这些请求实际上都是给灵山商行增添收入的，他当然大力赞成。
说起来有些好笑，浙江有良港，可惜是控制在浙江海商的手中，南直隶也有良港，可惜不允许私人使用，能取得海贸货物的渠道，相对经济核算的居然是胶州，江南奢华地，对外洋的东西需求比较大，方家做这些生意也算是贴补。
三天后反正就要出发，李孟索性是让方应仁去找侯山去谈，这些细务他就没必要关心了。
眼下的侯山也在忙着搬迁的事情，侯山的地位跟着李孟水涨船高，从前见到孔府的孔三德，侯山要称“老爷”，后来则是“德爷”，现在，侯山的称呼里面要是再有个“爷”字，孔三德是肯定不让，说是两人年纪差不多，兄弟称呼就最好了。
几天后，李孟和家眷们在亲兵营、马军还有两营兵马的护卫上路，赶往济南，因为许多灵山卫、鳌山卫出身的兵卒家眷都是在济南府那边被授予田地，全家搬迁了过去，李孟手下的军兵们也没有表现出来什么不舍。
女眷和老太监他们都是马车，一路上倒也没有什么疲惫，李孟骑马率军护卫，这一路上走的都是官道，沿途上都有屯田田庄和依附于胶州营系统的地主士绅，给养扎营这类的事情倒是不用愁。
这一路上，李孟都是在想方应仁谈的那些话，张江率军进驻淮北之前和现在，黄平的情报系统花费了很大力气在两淮盐商身上，方家在扬州盐商之中是个什么地位，李孟还是明白的。
那天方应仁说的话虽然是遮遮掩掩，可对于李孟来说，到没有什么不明白的，那些没人教授规矩的盐商，显然都是些没有官方背景，或者是其后台已经是败落的。
这样的盐商无依无靠，下手也是最容易和最没有阻力的，所谓整饬盐业市场，在里面扣出来一两成的份额，恐怕就是要在这些盐商身上打主意了。
至于要守王法，那当然就是说暗地里用什么方法来吞并这些产业无所谓，但明面上一定要让人挑不出毛病来。
只要是合法合理的把这些盐商的产业吞并，他们的出产和销售全部是方家来负责，所得的收入和利润，则是给李孟六成。
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方家给山东总兵送了个大便宜，但方家也是凭空的扩充了一大块家业，而且见血动手的体力活还要李孟来干，别看方家是四成，但在两淮盐商中所占的份额加大，附加的好处可远远的超过那一成。
李孟也是得到了进入两淮盐业的机会，两淮盐业和现在的山东私盐销售不同，这种纯粹的，只属于这个时代的盐业生意，李孟和手下人或者是外行或者是半懂不懂，也需要方家这样一个代理人。
方老太爷的确是老奸巨猾，找了个很好的切入点来和李孟这边结盟，并且提前表示了自家的善意，这的确是互惠互利的好事。
至于如何动手，李孟实际上在方应仁突然登门之前，就已经是有了方法，要不是方家老二讲述的足够有说服力，当然，更主要的是来的及时。要不然，李孟的这个法子也会用在他们方家身上了，方家的运气真是不错。
距离济南城还有一天多路程的时候，来自济南的传令兵快马和李孟这支队伍会合，带来的消息很是突然，京师的传旨钦差已经是到了济南，旨意的大概意思也已经是弄清，要求山东总兵李孟，入河南平贼。
第294章 翁婿之谊 一视同仁
崇祯年，江北各省连年的大灾，北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山西都是民不聊生，不过最为凄惨的还是河南。
要说自然灾害的程度，河南并不比山东和其他各省厉害，但是人祸酷烈，河南中州地，若在寻常日子，地处中原，交通四通八达。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也算是一等一的好地方，结果断断续续的，大明朝廷在河南封了八个藩王，其余的皇亲国戚，还有致仕官员更是多不胜数。
这些亲藩勋贵占据大量的土地，最为财雄势大的福王，当年封王就藩的时候，河南省的田地甚至都不够封赏，还要到其他的省份去分划。这还是朝中大臣和万历皇帝力争的结果。
这么少的人占据这么多的土地，偏偏因为这些人的身份功名，他们的土地和佃户是不用缴纳朝廷的赋税和服徭役。
可大明的任何一次加赋，比如说练饷、辽饷都是把河南包括在征税的范围之内，这些税赋，承担者只能是那些无地和少地的贫民百姓，而且层层加派的这个弊政，在河南尤其的厉害。
每一次加赋，都有大批的农民破产，这些农民的田地自然是被藩王，皇亲，勋贵们侵吞掉了，这些农民大部分成为流民，成为大明帝国祸乱的根源，剩下的农民更少，所要负担的税赋和压迫也就更重。
如此这般的恶性循环，让河南的平民百姓的生存生态已经是变得极为的脆弱，根本承受不起一点点的风吹草动。
比如说崇祯十二年和十三年的大旱灾，山东有类似军事专制体制的集体农庄，兴修水利，合理调控各项的资源，勉强能顶过去，但河南有什么，只有张献忠的屡次侵扰，大明总兵猛如虎和左良玉的残暴搜刮，当然还有好像是没有尽头的剥削和压迫。
崇祯十三年三月间，河南省已经路无行人，百里无人烟，大股大股的流民啸聚在一起，杀官造反。
在几年前李自成在河南大会群雄之后，河南地本来再没有什么成气候的乱兵盗贼，可如今几万人以上的大团伙就有十几个，河南地除却靠近北直隶和靠近湖广两处的州县之外，其余的地方都是乱成了一团。
官兵和地主士绅们都是呆在城池之中，依靠黄河和伊水等大河的运力保持进出，依靠城池的工事来确保安全。
河南上下对这些大伙盗贼的态度是，只要是在乡间的话，就当作不存在，官兵能剿灭则剿灭，不能剿灭则不予理睬，每天只是一封封的告急文书发到朝廷去，可朝廷在湖广四川一带、北直隶锦州一带，集中了大明七成左右的兵马，根本抽不出什么余力来剿灭，只能是坐任横行。
但情况即便是如此的危急，却没有人想缓和这样的局面，土地兼并，无节制的税赋收取，这些恶政没有人想着去改善。
曾有某士人建言朝廷，建议朝廷中枢均田地，抑制兼并，却被崇祯皇帝驳斥说道：此策人情所不容。还有洛阳府某官言辞恳切的劝福王能否减低王庄田地的田赋和徭役，却被福王喝骂道“我朱家田地，我朱家子民，孤如何做，关卿何事。”
本来杨嗣昌给崇祯皇帝的谏言里面说道，湖广和四川对张献忠和李自成罗汝才的围剿，不仅仅是围剿这几名大贼，而且在剿灭大贼的同时，震慑天下的贼人宵小，让他们不敢有妄动的心思。
谁也没有想到，张献忠的大败，罗汝才的走投无路，对河南的平民百姓丝毫没有什么震慑的作用，反倒是闹得更加厉害。
几万人以上的大团伙之中，比较著名的有“宋江”和“李振海”“破天王”等等的大股，既然罗汝才用“曹操”作为绰号，那用“宋江”就也不算稀奇了。
河南地这些啸聚的乱民中，有三四股是陕西老八队，也就是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在河南活动的时候留下的残余。这些人的实力最强，也最有战斗力，聚集起来的民众也就是最多。
“宋江”说不上是最大的，也说不上是战斗力最强的，但却是打败仗最少的，而且他还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朝廷的征剿旨意之中。
因为从崇祯十三年的二月开始，“宋江”这一伙就开始在开封城周围活动，有几次城头上的官兵都能看到“宋江”部的人马，结果开封城眼下白天开放城门不敢超过三个时辰，稍有风吹草动就立刻是紧闭城门。
要知道河南大灾，本地的收成满足不了本地的需要，必须要依靠黄河水路上的补给，可“宋江”这伙人这么整日间出没在城池周围，城外的粮食和给养补充不进来，城内可是日间的窘迫。
而且“宋江”这伙贼兵在开封城周围可是实实在在的尝到了甜头，如今河南大乱，居住在城池的周围，在紧急的时候可以朝着城内跑，安全性比起乡下那些土围子要好很多，而且城内的物资丰富，在城外的生活也比在乡间好些。
这样就有大批还有些资财的平民百姓，甚至是小地主居住在城外，这些人好歹比那些出了一条命之外没有东西可抢的农民要肥许多，“宋江”几次来回都是颇有收获。
偏偏守卫开封城的副将陈永福，此时正在南阳府守卫大军的后勤辎重，开封城极为的空虚，好在这周王和一毛不拔的福王大不相同，这名藩王舍得花钱出粮，动员起来城内外的大批壮丁据城而守。
用民兵守城，虽然到现在还没有出什么漏子，可总归是让人不放心，更准确的说是心惊胆战，周王几次派出使者，去往京师求援求救，但崇祯皇帝已经是被鞑子的那次入塞吓坏了，北直隶的兵马虽然众多，却一个也不想派给河南。
南直隶的兵马在凤阳、庐州、安庆一代全力的戒备，也是抽调不出来一点兵马，山西的边兵一是消耗在前几年和蒙古还有女真鞑子的战斗之中，二来要戍守大同关口，同样是无法抽调兵马。
至于湖广、陕西的兵马，则还在湖广、四川一带追剿张献忠和罗汝才，也是无法抽调。
这件事情说起来颇为的有趣，山东的兵马几乎是被所有人无视了，当日间鞑子入寇北直隶和山东的时候，杨嗣昌调动兵马有误，又和太监高起潜合伙逼死了主战的督师卢象升，事后评定功过，又是大杀北直隶和山东两地的督抚、将领，用来推卸责任。
要说杨嗣昌差不多把所有的责任都是推给了别人，崇祯皇帝继续给他毫无保留的信任，但却有一个人破坏了他的计划，山东参将李孟齐河县击败鞑虏大军，斩首七百余，这等大功让杨嗣昌颇为的尴尬，惩罚肯定是无罪可加，其余任何的处置，都会牵扯出他在鞑虏入寇京畿、山东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