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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先生面临的课题很难，他要弹劾的是一个没有什么把柄和过错，而又性格鲜明的人。明眼人都知道，狄青对于帝国，只有功，没有过。而狄青在任枢密使的四年中，也没什么小辫子让文人们抓住。狗长角穿黄袍家中现异光，正常人都知道那些话上不来台面。
有什么能难倒文坛领袖欧阳修呢？他连连向皇帝上书，就狄青事件展开连环式进攻，抛出两篇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文章，一篇是《论狄青札子》，一篇是《论水灾疏》。
欧阳修的论断如下：
一，近年来东京老是遇水灾，水是属阳的，而武将是属阴的，水患多是因为武人得以重用，要治水患，狄枢密使恐怕得先下台呆两天。
二，狄青任枢密使四年，虽然没有什么过错，可武将长时间执掌国家军政，那是很危险的，想当年……
三，罢免狄青也是关心和爱护他。树大招风，狄将军有这么多流言蜚语，搞得人心不安是因为他居于高位，现在把他调离岗位，也是“爱护”狄将军嘛！当小弟的受点委屈没什么的，你看我们谁不是几进几出，名利不过是浮云罢了。狄将军如果是忠臣死都不怕，当然也不会在乎枢密使这种虚名的。
才子就是才子，逻辑严密，让人无法反驳。
赵祯看到这样有才的文章，依然是留中不用。赵祯是个很清醒的皇帝，他知道他的帝国不仅需要会吵架的文人，更需要能打仗的将军。而且他本人也是“狄粉”，当初西北出了个狄青的时候，赵祯欣喜若狂，和帝国的军民一样，对这位面涅将军非常神往。西北战事吃紧，狄青不能回朝复命，于是赵祯让人画了一幅狄将军的画像，每天挂在宫中，睹画思人。
欧阳老大的奏章没反应，后继火力跟来，范镇、刘敞、吕景初、韩琦接着。嘉祐元年的帝国朝堂，文人们的子弹一直在飞，目标只有两个：赵祯和狄青。
最后，帝国宰相文彦博代表文人们和赵祯最后摊牌，今年的两大议题，一是继承人问题，二是狄青的枢密使问题，至少你得解决一个。
真的必须作出选择吗？赵祯问。
文彦博沉默着回应他。
谁都知道皇帝会怎么选择。
在落笔签署狄青的罢免文件前，赵祯又停住了笔，望着文彦博这位在嘉祐时期看起来最厚道的文人，说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
——狄青可是忠臣啊！
话外音：你们文人可是最重名节的，你们今天这样做，不怕以后在史书上留下残害忠臣的骂名吗？
而文宰相回的那句话更意味深长：
——当年太祖不也是周世宗手下的忠臣？
话外音：你老赵家当了偷吃禁果的婊子，就永远没有资格相信别人会做守身如玉的淑女烈妇。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狄青接到了他的枢密使罢免文件，出判陈州，接替他位置的是当初在定州高唱“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的韩琦。
狄青输了，这是一场他根本打不赢的“战争”。
但狄青仍然倔强，他输不要紧，他需要一个答案——为什么？
他找皇帝，赵祯不见他，赵祯本人也不知道答案，还不知怎么面对昔日的偶像。
于是他找到文彦博，要一个说法。
文彦博坐在中书省大院的太师椅上，不紧不慢地说，没有其他原因，皇帝怀疑你了。
一句话就打发了曾经的狄枢密使。
狄青认输，却不服，他也丢下了一句话：
——“无功而受两镇节麾，无罪而出典外藩。”
话外音只有三个字：不公平。
狄青离开了东京，那个地方不是他的舞台。
当然，陈州也不是，半年后，他在那个地方死了，死法很奇特，疽发髭卒，胡子长疽。史书上没记载第二个人有这种死法，不过帝国的文人说怎么死就怎么死的吧。狄青的生平本来就已经有很多“传奇”，有的真有的假，真真假假留给后人去分辨好了。
但帝国的文人们不免有些遗憾，特别是欧阳修，狄青如此刚烈屈死，使他“爱护国器”的幌子没了打处。而近百年后，一个叫秦桧的文人学会了欧阳修的这招，并起了一个名字，叫“莫须有”，中招的那个武将我们都知道叫岳飞。
秦桧和欧阳修的做法有区别吗？当然有，从法理角度来讲，秦桧是直接操刀杀人，而欧阳修的作法则叫间接伤害。
为此，一生几乎没什么污点的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背上了一个罪名——忠君误国。
或许把罪名独归于欧阳文忠公也是不公平的，他只不过是站在最前面的打手，狄青惨案更可以界定为一次精英集团群殴弱势群体事件，是一次集体犯罪，犯罪群体叫北宋文人。文彦博、韩琦、范镇、庞籍、包拯（传说中与狄青可是文武双曲星，他站出来为狄青说过一句话吗？当然没有）、司马光、王安石等嘉祐时期的文化名人们都是打手和从犯。
狄青死后，在民间和宫廷一样受到追捧，哲宗的长公主成年当婚，老爸问她中意谁，长公主说非狄青的儿子狄咏不嫁，哲宗一见狄咏，说不愧我闺女喜欢，和他老爸一样，帅呆了。而后来宋神宗赵顼上台后一心想富国强兵，也是愈发思念狄大将军，于是学赵祯一样，把狄青的像挂在宫中，顶礼膜拜。
当然，长公主最终也没能嫁给狄咏（门不当户不对，喜欢有什么用），而赵顼也是只能幽思古人，而无法“怜惜”眼前人，神宗一朝的枢密院也依然是文人们的天下，武人与狗不得入内，尽管赵顼手下也有种谔、王韶这样的名将。
帝国武将们的命运，在狄青死于陈州时就已经注定。
三
自从当年的那把火之后，狄青住过的那个园子，就再也没有人敢入住，于是渐渐荒废，后来划为了大相国寺的产业，成为了一个不起眼的菜园。
鲁达在菜园的日子是舒心的，一来在菜园里可以不用受寺里众多戒律寺规的约束，想吃肉吃肉，想喝酒喝酒，还有手下那帮泼皮供着奉着；二来相国寺僧人们的福利实在太好，也不似在渭州当兵时的穷酸。
手头也有了银子，闲暇无聊之际，鲁达偶尔也会出园来四处溜溜。
离开废园，鲁达立即进入另外一个天地——好一片人间的繁华盛世。
鲁达如果从相国寺走出来，从相国寺桥往西沿着汴河走，十来分钟的路程便能步行至州桥。
当时的东京城有四道穿城河，分别为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每河上皆有桥无数，而位于汴河处东京内城的州桥则最为著名。
州桥又名天汉桥，桥南北长17米、东西宽30米、孔高6。58米、拱跨5。8米，可通西河平船，桥边为青石柱，有石梁、石笋楯栏，近桥两岸皆是石壁，雕刻有海马、水兽、飞云等状，桥下密排石柱，为车驾御路。
州桥明月，是帝国八大风景观光旅游圣地之一。当年太祖南征北伐，凯旋而归，在此桥上接受万民敬仰，说不尽的意气风发；宛陵先生梅尧臣也在州桥上留下了“堤上残风雪，桥边盛酒楼。据鞍衰意尽，倚坎艳歌留”的名句；那位从不被东京的繁华盛世打动的王安石在州桥上也难免一时陶醉，赋诗云：“州桥踏月想山椒，回首衰湍未觉遥。今夜重闻旧呜咽，却看山月话州桥”；而很多年后，南宋诗人范成大使金，途经故都汴京时，州桥已物是人非，范大诗人不禁黯然泪下，写下了“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的千古伤心，那又是另一番滋味，另当别论。
州桥的正南直对帝国皇宫正门宣德楼，从宣德楼到州桥之间则是长约1000余米的御街，中间是皇家专用的御道，御道两边是供平民行走的人行道“御廊”（也允许摆摊点做买卖），人行道与御道之间有黑漆权子、朱漆权子、水沟隔离。
州桥以北到朱雀门，则是一条长约750米的饮食文化街，是当时东京最繁华的夜市。
中国古代的城市，在宋以前，实行的是井坊制，商业市场与市民的居住区是严格限制分开的，商业区称为井，居民区称之为坊。而到了北宋，这种井坊制却被打破。
当初赵匡胤在开封建立他的国都的时候，很有前瞻远见，都城的道路都建设得相当宽阔大气，但随着国家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宽阔的街道开始出现小商小贩，再后来，商贾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临街修建起了固定的铺面。
城市越来越繁华热闹，官方开始并不愿意把宽阔的国都大街变成马都无法畅行的闹市。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赵恒就组织帝国的干部职工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拆迁活动，强行拆除了东京很多侵街商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到了仁宗皇帝赵祯时，东京的街道又成了商业区，赵祯学老爹又搞了一次大拆迁。
而到了徽宗皇帝赵佶时，东京的临街商铺们又死灰复燃，赵佶公务私务都很忙，没心情再搞拆迁的事，说你们开就开吧，定期交税就行了，对赵佶来说，有了银子买石头比什么都重要。
于是北宋的国都，便有了一种全新的面貌，与北宋以前的城市有了天壤之别，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看成是现代化都市的雏形。
从州桥到朱雀门短短几百米的街道，就云集了几百家商铺酒楼，赵车家炭、张家酒店、王楼山洞花包子、薛家分茶、羊饭、熟羊肉铺、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都是东京有名的商号，在这里鲁达只需要花上十五文钱，就可以饱尝王楼、梅家、鹿家、曹家等熟食店出售的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等美味。
当然，如果一开始就用熟食塞满肚子，鲁达很快就会后悔的，往北走是更多的美食，旋煎羊、白肠、鲊脯、冻鱼头、姜豉子、抹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