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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贾的思想体系得到刘邦以及众多臣僚的赞赏。以此为转折，汉王朝君巨反复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并引以为戒，逐渐认识到，秦始皇并非不欲为治，秦的速亡，正是由于举措（兵役摇役）太暴，用刑太过的缘故。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轻摇薄赋慎刑，才能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政权。在这一思想方针的指导下，以刘邦为首的西汉统治者，陆续采取了如下一些重要措施：
一、罢兵士归家乡。规定跟随刘邦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意留在关中为民的，免摇役卜三年，回关东的免摇役六年。军吏卒无爵或爵在大夫（五级爵）以下的，一律晋爵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级，并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摇赋。归农的军吏卒，按照爵级高低，授予田宅。这些被遣散的军吏卒，除少数高爵的上升为地主外，大部分还是一般农民。这些农民由于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获得了一份土地，又不需要服摇役，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成为汉初稳定农村封建秩序，恢复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命令在战乱中聚啸山泽的人各归本土，“复故爵田宅”，使地主追乡，农民返籍。“故爵”无疑指秦代的封爵，秦爵与田宅密不可分，“复故爵田宅”是对秦代中小地主既得利益的法律承认，有利于消除秦朝吏民的反抗情绪，这项安抚政策在汉初稳定封建秩序方面是成功的。
三、宣布因饥荒自卖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人”。这里限定的“自卖”只是当时奴埠买卖的一种形式，其他还有“略卖”、“出卖”等。如果再从自由民沦为奴婶的渠道论之，形式就更多了。因此，这项法令并不是要废除奴隶制，而是有限地释免一些“自卖”者，尽管如此，它对解放社会生产力还是有益的。
四、重农抑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重农有其历史必然性。重农抑商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始自商鞍变法，商秧认为工商业严重妨碍“重农”政策，因为在商品经济获得一定发展的前提下，从事工商更容易获利。对此，史学家司马迁曾概括指出：“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在工商业的利导下，大量农民纷纷脱离农业转而从事工商，这在农业生产力不甚发达的情况下是有害而无益的。正因为如此，刘邦君臣继承了这一政策，并具体规定：不许商人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商人从政做官，并加倍征收他们的人头税。
五、减轻田租，十五税一。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