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进一步揭示南越国的百官制度如同汉朝，少内也应是内史的属官。
除铭刻的铜器外，还有一件上刻“乘舆”的银洗一件。此器物出土于东墙根下层，出土时与铜钥放在一起，并压于一个铜鼎之下。其形状为直口、平沿、折腹、圆底、素面。底部划5道波线，平沿处的正面和背面都有铭刻，其中正面刻“三”字，背面刻“六升界（共）左今三斤二两、乘舆”等共11个字，从字面上看，刻划浅细，不规整，考古学家麦英豪对其书写内容的释解为：某地（或某官署）共（供）献的“乘舆”用器，重“三斤二两”，容“六升”。“共”下右侧刻一“左”字，似为“左工”省文，口沿上的“三”字，应是器物编号。
至于铭刻“乘舆”两字，原指皇帝、诸侯乘坐的车子。《孟子·梁惠王下》载：“今乘舆已驾矣。”贾谊《新书·等齐》也有“天子车曰乘舆，诸侯车曰乘舆”的记载。随后泛指皇帝用的器物，并作为皇帝的代称。蔡岂《独断上》中曾有“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又“天子至尊，不敢谍读言之，故托之于乘舆。乘犹载也，舆犹车也。夭子以天下为家，不以京师宫室为常处，则当乘车舆以行天下，故群臣托乘舆以言之，或谓之车驾”等句。此银洗鉴刻“乘舆”两字，表明这是南越…｝ r的专用器；“乘舆”喻御服器械百物，也袭用汉廷称谓。
继铜器、银洗器的铭刻之后，后藏室还出土了一枚字样看起来有些特别的封泥，封泥近长方形，长2，3厘米、宽3。5厘米、厚＇。5厘米，出土时一角崩损，泥块底部有木匣痕和穿绳凹沟。右侧隐约可见指纹痕迹。印面方形，田字格，边长2甲1厘米，印文篆书“粼榔候印”四字，其中“候印”两字较清楚，“粼”字右侧残损，而“榔”字几被抹平，只从残痕中隐约可辨。“粼榔候”到底代表或说明了什么，史籍无征。据考古学家黄展岳推断，“粼郑”当为地名。候，《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卫尉、中尉、将作少府、属国都尉、城门校尉属官皆有候，掌武职，司守卫，与此封泥“粼郑候”皆不合，故疑为南越国自置。十几年前，著名历史学家陈直先生据传世封泥“临苗守印”、“济北守印”、“即墨太守”等郡名皆非汉廷设置，故推定为齐国自置之郡，并谓西汉初中期王国，皆分割各县，自置郡名。陈氏又据汉印有“胶西候印”、“苗川候印”、“苍梧候印”和封泥“豫章候印”，“临茁候印”等，推定郡守属官有候，此皆汉表所失载。“粼郑候印”封泥的发现，为陈氏之说增添一例实证。据陈氏说以此类推，“粼榔”应是南越国自置之郡名，候乃粼郡守之属官。ii螂”地望不详，从南越国与长沙国长期为敌，以及“粼榔”属汉化地名等方面考虑，推测“郑榔”可能在南越国北境，与长沙国毗邻，粼郑候之职责似应与汉代边郡太守都尉下之候官相近。
由于“粼绑候印”封泥出于后藏室，可知室中部分器物应为“郡榔候”所膊送。整个后藏室，里面全是各种日常用具，除煮食的鼎、烤炉、银洗器外，还有盛物的陶罐等。有些罐里头还放有剁得大小相似的猪骨，有去了头和爪的禾花雀，还有鱼、海贝、虾等等，称得上是山珍海味俱全。显然，这些都是为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准备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工作，整个象岗古墓地下宫殿的秘密终于揭开了。从出土的各种实物分析判断，象岗古墓的墓主，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胡。
南越王墓的形制
当发掘工作完成之后，关于整个南越王墓的构筑格局也随之显现出来。从总体上看，这座古墓先在象岗小石山的山顶向纵深劈开20米，凿出一个平面如“凸”字形的竖穴，前端两侧再加掏洞以建造耳室。全墓用红砂岩石砌筑，分前后两部分，共7个墓室。前部为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部正中是主棺室和后藏室，两侧为东、西侧室。前室顶部及四壁均有彩绘云纹图案，装饰富丽，象征墓主生前的宴乐厅堂，室中置帷帐、车具。东耳室是礼、乐、宴饮用器藏所，置编钟、编罄及大型酒器。西耳室置青铜礼器，各种铜、陶生活用具、兵器、甲青、铁工具、车马帷帐、金银珠宝、象牙、漆木器及丝织品、五色药石与砚石丸墨等等，数量达四五百件，是全墓储藏器物最多、最丰富的一个库藏。墓主棺撑置于后部主室正中，墓主身着丝缕玉衣。后藏室储放着膳食用具和珍送。东侧室为姬妾藏所，西侧室为从死的危丁厨役之室。全墓的构筑格局以及随葬品陈置都是仿照人生前前朝〔堂）后寝〔室）居处布局设计的。
据《史记·南越列传》载，南越第一主赵佗自尊号为“南越武帝”，“乘黄屋左鑫，称制，与中国律”。南越王墓是否可视作“按天子葬制”而营建的帝陵？只要就汉代天子诸侯葬制与南越王墓的形制作一个简要的比较便见分晓。
秦之后的西汉共有1｝座皇帝陵，除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分别位于西安市东部的白鹿原和杜东原外，其他9座分布在咸阳。西汉帝陵的地而建制内容基本相同。以宣帝杜陵为例，高大的封土堆呈覆斗形〔所谓覆斗形，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意即将斗覆置，下大上小，顶部和底部都呈方形），封土下部和上部都呈方形，边长分别为175米与50米，高29米。封土周围夯筑围墙，为陵园。杜陵陵园平面方形，边长4劝米，墙基宽8米，陵园四面墙垣正中各开辟一门，杜陵园东南是杜陵寝园，陵园四而墙的平面呈长方形，长173。8米，宽120米，在东、西、南三面开门。寝园内有大型殿址，文献上称为寝殿和便殿。寝殿和便殿都是祭祀场所，其中寝殿要‘旧上四食”，天天如此，就像皇帝还活着一样伺候。
帝陵附近的建筑，除了寝园外，还有庙园。庙园的中心是陵庙，四周筑有围墙，围墙四而各开一门，陵庙也是举行祭祀的场所，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频繁的祭祀。
“陵”，意为高大的土山，汉代坟墓称“陵”者其墓主身份除皇帝、皇后、太上皇外，还有诸侯王、王后等。《后汉书·礼仪志》中就曾称诸侯王墓为“陵”。从1970年考古人员发掘的山东曲阜九龙山3号墓来看，系葬于西汉中期的鲁王或王后墓，在此墓道内填塞的大石块上，发现有“王陵塞石广四尺”的铭刻，这个铭刻说明当时确实称诸侯王墓为“王陵”。
结合历史典籍和考古发掘，王陵的地面建制内容包括高大的坟丘、围绕坟丘的坟垣以及祠庙等形制。汉代坟丘的高度与墓主的身份密切相关。文献记载，西汉帝陵：坟高十二丈（约合今28。8米），武帝坟高二十丈（约合今48米）。《周礼·春宫·冢人》郑玄注曰：汉律列侯坟高四丈（约合今9。6米），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从这段文献记载可以看到，汉代坟丘的高度由当时的法律予以规定，是非常严格的。文献中还有这样的记载，说有人死后，其家人将死者的坟丘修建得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高度，结果，有的人被削去了官职，有的人不得不将坟丘高度削低以符合当时的礼制。广陵王陵高13米，河北石家庄北小沿村赵王陵高15米，定县40号中山王陵高16米，定县北庄中山王陵高16米，山东临淄齐王陵高24米。王陵坟丘底部呈圆形或椭圆形，与帝陵覆斗形封土有别。坟丘是用黄土一层层夯打起来的，夯打用的黄土，一部分是挖墓穴时取出的，一部分则要从其他地方运来，由此可见建筑王陵的工程是浩大的。不过，这样的制度也有例外，如汉文帝就别出心裁地规定他的霸陵“因其山，不起坟”，为的是“欲为省，毋烦民”。另据考古发掘所见，汉初诸侯王仍沿袭旧式的穿土为扩的墓扩形式。汉武帝时，出现了在山崖内开凿巨大的横穴式洞室作墓扩，这种墓一般称为崖洞墓。崖洞墓是在山脚或山半腰较平坦的地方开凿露天墓道，再于墓道底部向山体中开凿出洞室而成。崖洞墓一般由墓道、墓门、耳室、墓室、侧室组成。不管是竖穴墓还是崖洞墓，墓的规模都是巨大的。修建如此巨大的陵墓，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因此，诸候王活着时就要动工修建自己的陵墓，文献中一般把这种现象称为“豫作寿冢”。
如徐州北洞山楚王陵开凿在一座海拔｝4米的石灰岩山体中，筑陵者觉其不崇，又在山顶上夯起高大的封土堆。另外，河南商丘永城梁王陵区已发现的数座崖洞墓，如夫子山l号墓、南山墓、黄土山墓、西黄土山墓等，它们所在山体的顶部也都夯筑有10米以上的封土，其中黄土山墓的封土呈马鞍形，夫子山l号墓封土呈覆斗形：，自高祖刘邦建汉（公元前206年），到献帝刘协失汉（220年），若将王莽新政权存在的16年计算在内，两汉（西汉和东汉）前后共存在了4｝6年。西汉早期〔高祖一景帝），王陵兼用竖穴墓和崖洞墓，竖穴墓中以“黄肠题凑”墓居多，崖洞墓刚刚出现。西汉中晚期（武帝一王莽），竖穴木悴墓和“黄肠题凑”墓继续使用，崖洞墓非常流行，数量大增。东汉时期，木撑墓不用了，“黄肠题凑”墓被“石题凑”（用石代替木材筑砌停室）墓代替，崖洞墓被砖室墓代替。砖室墓成为最主要的一种墓葬形制。
南越王墓是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露出盖顶的。发现时，象岗已被下挖了17米多，墓坑的开口情况已不可知，封土情况就更不清楚了。类似于南越王在岩石上建造竖穴墓室的，还有湖南长沙象鼻嘴1号墓、陡壁山汉墓以及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红土山汉墓在发掘前仍保存有高出岩石面约10。2米封土堆。建于岩石山丘上的竖穴墓，或于其上再筑封土，或不筑封土。如前所述，南越王葬埋非常隐秘。孙权派数千兵士南下岭南寻找赵佗等南越王陵墓，欲掘家盗取墓中财宝，结果只找到了三主赵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