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兄清泉公以偏废，自徐州道告归汴，公迎住西院，为延医调治，每值风曜暄和，兄弟扶杖同游，听莺钓鱼，颇极壎篪之乐。常弄舟小池，清泉公垂纶，公持篙立船尾。有好事者流传照相，遐迩请索，几无虚日。公生平一无嗜好，衣饰饮馔，初不请求。居官时，终日治事，僚属进见，则口与接谈，手仍批判。最恶贪渎之吏，劾治必严，其律己则甚洁也。归田后，出孝钦后所赐金，改缮亭馆，与宾僚赋诗为乐。其次子公子克文梓《圭塘唱和集》行世。所谓圭塘者，即公宅前横渡洹流之桥名也。公子十二人，长次两公子已出仕，三公子克良以下均在家塾读书，公延请中西名师，晨夕督课，功过赏罚，皆有定程。二年冬，清泉公捐馆，公痛雁行摧折，抑抑不欢者累月。时朝局纷如乱麻，明达之士，已知大乱将起，朝士多邀公出山，公默不应。三年八月二十日，公五十三岁诞辰，亲友治觞为公上寿，强而后可。不知鄂军起义，烽火照江，已先一夕，警报纷传矣。《容庵弟子记》卷四。
“袁既罢官，本欲归项城旧里，嗣因故宅不适居住，乃迁于彰德，出宦囊大兴土木。是地前临洹水，右抱行山，风景绝佳，不啻世外桃源也。每当风日暄和，袁偕其从兄世廉、弟世传扶杖河干，小步踯躅，或披蓑垂纶，俨然一退隐高士。有谓其在京供职之将领及军卒，凡与项城有密切关系者，皆托故辞职或退伍，陆续潜来彰德依袁。袁诘其故，则皆曰：‘吾侪向隶宫保麾下，感恩戴德，沦浃骨髓，然尔时似淡焉相忘。至公去后，继公而抚驭吾侪者，终不及公之深入人心。吾侪殆如孺子之失瞻依，公今放逐归里，吾侪安忍贪微秩而远睽颜色乎？’言已泣下，盖项城自小站练兵时，其对于部曲悉以权术的恩泽及人，以故士卒咸倾心效命。虽转任直督外，尚暇时恒招若辈温语抚循，故若辈心中第知有‘袁宫保’三字，并不知满清君主及国家也。袁闻众语，辄叹曰：‘尔曹既至，姑安之。’于是加以优待，凡将领薪资，咸按照其服务时支给，至兵士饷糈，亦如数予之。或拨田数亩，令其耕种，即以所得租金养赡其妻子。而从前司掌交牍者，亦闻风来归袁，咸畀以私家之记室，统计每月所需约三万余金，即于长芦余款匿报之二百万金项下取给焉。识者，可以知其蓄意矣。”（《袁世凯轶事》）
“袁世凯被载沣赶下台去，叫他回籍养疴。他并没回到原籍项城县，而是在河南卫辉府停下来，次年夏天再迁往彰德府。”
袁世凯在养寿园“彰德在太行山脚下，是京汉路经过的地方，交通十分便利。袁在城外洹上村筑有精舍，门前洹水流过，他架一小桥以通往来，题名曰‘圭塘’。他此时还不过五十来岁，却倚老卖老自称‘洹上老人’。他经常跟一批亲朋幕僚饮酒赋诗，刻有《圭塘唱和集》。有一天，他化装为渔翁，披上一件蓑衣，泛舟于烟波缥缈之中，特意拍了一张照片。他还作了一首诗，题曰《烟蓑雨笠一渔翁》，和者不乏其人。他把这张照片和诗集分赠给北京亲友。这些琐琐生活，看起来似乎无关宏旨，可是袁并不长于作诗，为什么下台后忽然要做起诗人来，还要拍摄这张怪模怪样的照片赠给亲友，当然别有深意。”
“他下台的时候，清政府派有武弁一人‘随身保护’。他知道他身后的这条影子是朝廷派来监视他的，因此特别加以款待，平日大鱼大肉，年节多加犒赏。这位武弁受了许多好处，在打报告时少不得美言几句，说他如何安于隐居生活，如何感激天恩，等等。袁觉得这样做还是不够的，于是又变戏法，一会儿装诗人，一会儿又装渔翁，以示闲云野鹤之身，并无政治野心。其实，这个大野心家无时无刻不在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他跟庆亲王奕、北洋军各级将领以及英国公使朱尔典等人的关系，始终保持不断。他的老朋友徐世昌以及谋臣策士杨士琦、杨度之流，经常跟他暗通消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在北京农工商部挂了一个右参议的官衔，事实上是他的‘驻京办事处长’。他家中设有电报房，经常跟各省督抚通电往来。他身边还豢养着一批幕僚清客，明里陪他饮酒赋诗，暗中替他出谋划策。”（《袁世凯演义》）
第三节复出
民国纪元前一年，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军起，清总督瑞澂逃，海内纷纷响应，清廷震骇。因庆王、徐世昌保荐，再起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水陆诸师进攻。
初以北洋劲旅克汉阳，而同时民军亦克南京，各省或反正或独立。清廷见事急，乃下罪己诏，罢皇族内阁，以袁为内阁大臣。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当然要派兵去讨伐。派什么军队好呢？摄政王载沣所统率的禁卫军，既非久经训练之师，又要留在京城保驾。当时能够迅速调动而又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只有北洋军。派谁去做统帅呢？有人建议启用袁世凯，理由是北洋军是在他的手里建成的，派他去督师，可收‘指挥若定’之效。”
“就在这时候，英国公使朱尔典在北京大放空气说，袁世凯是当代精通军事的大员，而北洋军又是他一手练成的，必须启用他才能指挥如意，否则夜长梦多，只恐前途不妙。美国公使嘉乐恒也在公使团会议上，主张促使清政府启用袁。同时，奕在朝廷里面敲边鼓，认为朱尔典等人的意见值得考虑。载沣本来是个胆小鬼，自己不敢作主，向隆裕太后请旨定夺。可是，隆裕不比西太后，遇事畏首畏尾，拿不出主意来。她召开御前会议，征求满族王公的意见。奕在会议上又极口称赞袁世凯忠心耿耿，才足戡乱。10月14日，清政府下诏启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叫他会同荫昌指挥前方各军。”
“袁向清政府提出六个条件，归纳起来只有三个：‘要早日实行君主立宪，要用和平手段麻痹革命党，要把全部兵权交给他。’清政府‘10月27日，命袁世凯以湖广总督兼任钦差大臣，节制前方各军。’”
“袁受命为钦差大臣的这一天，冯国璋下了鼓励士气的总攻击令。第二天，第二镇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率部沿铁路线向刘家庙反攻。在此以前，清政府所属建威、江元等舰已向革命军投降，由刘家庙江面开回汉口江面停泊，但是革命军既未派人接收，也无妥善处置，它们便又自动地开往武汉下游，对时局采取了观望的态度。此时受了清政府的运动，又开回丹水池江面，配合北洋军反攻，军舰上的炮弹打在革命军的侧翼和后方，使革命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地位。同时，革命军前敌指挥张景良受敌人收买，放火焚烧军火库，军心因而动摇，革命军接连放弃刘家庙、大智门等阵地，28日退守汉口市区。”（《袁世凯演义》）
第九章 辛亥革命之前后
第一节南北之对立
袁世凯复出后，宣布其政见如下见辛亥年十月十一十二两日《时报》。：
中国数百年来号称专制，其实即专制亦不完全，致民人不知尊敬政府，民人亦不明白政府应担责任。现在所以鼓动民人，而民人乐从者，无非曰不纳税、无政府耳，此亦由国无责任政府，数百年于兹之故。
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
除上所陈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见，学界、军界、绅界、商界奋发议论，若任其处处各为一小团体，则意见不能融洽，或且发生瓜分之祸！
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之计！
余爱中国之民，较之共和党人主持急进者，有过之无不及。故我所兢兢者，在改革之实行。明知所担责任宏大，顾余非为名誉权利起见，但欲为中国恢复秩序，意在有益于中国，使无波折耳。故余仍望和议有成。凡民人意在保全中国者，务使其各党满意，恢复和平，建设一坚固之政府。余知国民意见明通，当不愿目睹其本国之破坏，故欲进共和党人与之筹议方略，使终战局，破除各种情意暌隔，而将从前种种不便于民者，一概除去。至各省纷纷独立，余观之与和议亦不甚暌离，当时政府之权力，既不能行于各省省会，其省会中必有数人宣布近于独立之政体，其实非全然独立，有数省，权尚在保守派之手，则迹近中立耳。其题目在推翻专制，其目的在保治安，保护人民财产，愈言共和，愈见中立。故余拟召集各省之人民，以研究此中国究应为何等政体之大问题。
此问题既如此重大，故凡事应心平意和论之，不可靠一时之热忱。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
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若何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
余之志愿既如是宏大，必有误解余意者，或且受四方之攻击，事非不知之，顾余必不因稍受波折，遂更变余最高应尽之职。盖余之作为，盖为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计也。
袁氏非有革命思想者，不仅无革命思想，且反对革命；其乘时而起，主张君主立宪，“留存本朝皇帝”，非忠于清，其意盖别有所在，证于其后之行事可知。当时《时报》载有《袁世凯之隐衷》一则云见辛亥年十一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