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非有革命思想者，不仅无革命思想，且反对革命；其乘时而起，主张君主立宪，“留存本朝皇帝”，非忠于清，其意盖别有所在，证于其后之行事可知。当时《时报》载有《袁世凯之隐衷》一则云见辛亥年十一月十日《时报》。：
袁世凯之隐衷。北京诸大老对于共和政体，颇有愿表同情者，所不能解决然者，惟一班穷老旗员，恐废却君主，伊辈之饮啄，即尔断绝，是以不免惶恐。然表面亦无反对之迹，以彼本无反对之能力也。袁世凯惧第一期之大统领为他人所得，而又无能为毛遂之谋，故于各方面密遣心腹，竭力运动，已则扬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宜于今日之中国。实则一俟运动成熟，遂尔实行，其所以反对共和者，意固别有所在。而载涛、良弼辈，亦将此等阴谋，早已窥破，暗斗之机，于是更炽矣。袁初到北京，即向人云：内阁大臣三年一任，为期太迫，恐于政治不能多所举措。识者莫不嗤之。今于共和前途，如是作梗，推其心，殆欲将万世一系之专制君主易为袁姓而始快意也者。以袁氏生平之历史，对于满清，惟知弄权植势；于属吏，则专以贪黩不识字之流为爪牙；至于民事，则除却捕党人、遏民气、敛财肥己而外无所能云。
观此，袁之不见信于当时已可知。
方民清两军停战言和，袁氏并无诚意。辛亥十一月十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直隶、奉天、山东、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十七省代表会于南京，始建临时共和政府，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元年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正式成立。袁投箸而起，声言南北协约，以君主立宪为前提，而唐、伍两全权擅用共和政体，逾其职权；且协约未决，南人先组织政府，公选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遂罢唐绍仪全权，自任交涉之事，往来反复，徒驳片言只字，而不入本题。世凯一面又使清廷出内帑备战，又假太后旨胁亲贵报效军需，然世凯非真欲与民军较优劣，亦非真有爱于清廷，共和之必成非不知，清帝退位，又其所甚愿，顾其复梁鼎芬书云：
（上略）仆以衰病之躯，息影洹上，杜门却扫，于今三年，私冀抱瓮灌园，长为老农以没世。遭遇时变，夺我烟霞，诏旨敦迫，急于星火，坚辞再四，迄不获请，扶疾就道，仓猝誓师，军事未终，寻综阁务，艰巨投遗，非所夙期，自维绵薄，曷克负荷？所谓责孱夫以举鼎，策驽马使绝尘，惴惴于心，若赏深谷。第念先朝顾托之重，时局祸变之深，不敢偷安，勉当大任。受事以来，跼天踏地，人心尽去，既瓦解而土崩，库储已空，将釜悬而炊绝。内之则主少国危，方孤立于众谤群疑之地；外之则交疏援寡，群欲逞其因利顺便之思，正不徒共和独立之响言日盈，炸弹手枪之恫喝，咸与为仇己也。险象环生，棘手万状，怀忧茹愤，谁可告言。惟有益坚尽瘁之初心，勉竭鄙力所能至，奋此愚忠，战彼群魔；但求皇统之能保存，领土之不破碎，免瓜分之惨，纾种灭之忧。慄倦寸私，惟在于此，成败利钝，非所逆睹，知我罪我，付之千秋。一俟大局稍安，国事粗定，便当敬避贤路，翩然挂冠。成都之桑，东陵之瓜，足娱此生，庶毕乃愿。执事忠肝贯金石，古谊若龟鉴，行见翌赞明廷，辅世进化，致富强，兴太平，自有莫大之事业。在仆敬当为国与民馨香祝之，而断非仆之衰朽，所敢自任者矣。（下略）
又，其时袁每对人云：“余深荷国恩，虽时势至此，岂忍负孤儿寡妇乎？”其容貌，其言语，其态度，粹然一爱新觉罗之大忠臣。然此仅以眩宗社党之耳目，其实养其实力以临大敌，志固窃有所伺也。时岑春煊致电袁世凯云：
北京内阁袁总理鉴：今日国民多数均以共和为目的，朝廷既有召国会决政体之谕，自系采取多数。我皇上之从民所欲，不私天下，以尧舜之心为心，为海内外所共见。民军感于朝廷礼让为国，罢战息民，故亦众口一辞，必以尊崇皇室为报，上下相交，各尽其道，为世界历史开未有之局，诚吾国之光荣也。唐使南来，国民咸以平和有望，列强忠告，企盼尤殷。春煊养疴沪上，蒿目时艰，念公为国为民，必能主持定议；不图撤回和使，重启战端！皇上不以君位自私，而公必反遏其德意，国民以人道为重，而公必自逞其兵威，从此战祸相寻，永无恢复和平之望，生灵涂炭，同就沦亡，上贻主忧，下益民祸，谁尸其咎？惟公一人！道路传言，方谓民军选定总统，公因失望，遽反所为，春煊实不愿以疑贤者也。总之，为皇室计，为国民计，惟有恪守唐使议定条款，从速取决国会，早定大计，庶几上安下全，举国蒙福，春煊亦得偷安林下，则受赐良多矣。事机危迫，敢贡苔荛，伏维鉴察！岑春煊，哿。见《时报》元年一月十日。
当时革命军人对于袁氏深致疑怀者，固不乏人，光复军总司令兼吴淞军政分府李燮和上孙大总统书，论和战之局宜早定云见一年一月十九日《时报》。：
（上略）一月以来，最足为失机误事之尤者，莫如议和一事。夫和有何可议者，民主君主，两言而决耳，岂有调停之余地。战亦何可议者，北伐北伐，闻之耳熟矣，卒无事实之进行。坐是抢攘月余，势成坐困，老师匮财，攘权夺利，凡种种不良之现象，皆缘是以生。若天下之大局不定，河山之歌舞依然，我恐洪氏末年之覆辙，将于今日复蹈之也。夫袁氏之不足恃，岂待今日而后知之？
溯彼一生之历史，不过一反复无常之小人耳。甲午中东之役，戊戌之政变，庚子之拳乱，合之此次之事交，凡国中经一次之扰乱者，即于彼增加一绝大之势力。彼盖乘时窃势，舞术自恣之人耳，安知所谓尽力民国，又安知所谓效忠满廷？凡其竭智尽技，纵横捭阖而为之者，无非为彼个人之计。夫为个人者，但思乘时窥便，以弋个人之利益，而无丝毫公众之利益置其眼中，故其所为，恒不可以常情测度，岂惟不可以常情测度，即彼身居局中者，亦无从测度己身之所为。何则？彼以术驭人，而不悟彼乃为术所驭也！故袁氏者，断不可恃者也。恃袁氏无异恃袁氏之术。袁氏之术，乃其所以自欺欺人者也。彼自身且不可恃，独奈何欲率天下之人，以赖袁氏之术乎？故今日者，必须去依赖袁氏之心，而后可以议战。以神圣庄严之大总统，奉之于袁氏足下，而袁氏蹴尔而不屑，宁非神州男子之奇辱耶？顾犹有持慎重之说者，以为战限延长，非吾民之福，南人北伐，非地势所宜。燮和独以凡事之可以平和解决者，则以平和解决之，凡事之不能以平和解决者，则战争者，所以促进平和，而断非扰乱平和之具！假令两军相持不决，前途之平和，可希冀乎？不能希冀，而犹欲假和议之美名，以涂饰天下人之耳目，吾未见其可也。
今日之所恃者，在能战耳，在能战而后能和耳。若夫抢攘纷扰于不和不战、忽和忽战之间，则人心之恐怖，靡有已时，商业之壅滞，犹如昔日，岂必杀人流血，而后为损失耶！况夫相持愈久，则外交之枝节愈多，此次各国，所以取不干涉主义者，尊重人道耳，敬畏舆论耳，非有爱我之心也。我内部而稍有可乘，彼必不肯牺牲自国之利益，以曲徇我为事。今俄之于蒙古，其明征矣。是故无论自对内对外言之，民主君主之解决，宜速而不宜迟。而其解决之手段，不外于平和与武力二者。然就今日之时势观之，断非平和可以解决，则徒讲一时弥缝之策，希冀战留守南京时期的黄兴争之不再开者，名虽尊重人道，实则违背人道。何则？以其迁延愈久而损失愈大也。故今日之战，为人道而战，决非破坏人道之举也。
近者议和屡有破裂之势，然袁氏犹时出其诡计，或谓派梁士诒莅沪，或传派唐绍仪续议，无非欲以迷离惝恍之手段，以懈我已固之人心，而支持其破碎之残局。幸我国民幡然知袁氏之侮我，于是有誓师北伐之举。燮和不才，今已秣马厉兵，从诸君子后，若公犹迟疑不决，当机不断，或且误听袁氏再求和议之举，则误我神州大局，沦胥我炎黄冑裔者，公将不能辞其咎矣！
至于南军北伐，泥于历史之见者，徒以西北可以制东南，而东南不能制西北，遂谓地利实然，恐徒劳而无功。不知汉高起于丰沛，明太起于濠泗，在历史上已有其事。矧夫此次倡义，非徒恃兵力也，尤在人心趋向。东南之人，趋向共和，固已成为事实，即西北之人，其表面虽仍服从满洲，其精神早已趋向民国。其尚持君主顽见者，不过少数顽迷之官僚派耳。北方义士，无拳无勇，困于专制之积威，兵力之蹂躏，方且屡蹶屡起，以为我南方民军之响应，而我顾对岸观火，若秦、越人之视肥瘠，其谬者且倡为南北分治之论，以离间我南北人之心，破坏我神州之统一。呜呼！其何以对我北方同胞矣。且夫混一南北，建设共和国家者，亦视夫我国民之决心何如耳。我国民若无此决心，则虽已破坏之各省，不必其能建设，若其有此决心，则我谓天下之事，何事不可以期成？区区北虏，又奚足当我入之一撼者，呜呼！国家之基础，建于国民心理之上，我国民而畏难苟安之国民，不欲收混一之功，则亦已耳；不然者，以武汉一隅，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今日乃以十六省之疆土，而受制于贼虏，此燮和所大惑不解者也。夫武、汉之事，起于国民之决心，今日之北伐，亦诉之于国民之决心而已。而所以日讨国民而训之儆之者，则公之职务也。此所谓急定和战之局势者一也。（下略）
二十七日《时事新报》载袁幕友有密电至南京，通告大总统及江苏都督，其大意谓：
若南方能举袁氏为全国大总统，则彼此当息干戈，永归于好，而袁氏亦必尽力迫胁清帝退位，誓守共和，为民国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