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字斟句酌，点易数四，乃始定议。夫朝廷睠念东藩，日人潜师袭朝，疾雷不及掩耳，故不惜糜饷劳师，越疆远戍。今既有互相知照之约，若将来日本用兵，我得随时为备。即西国侵夺朝鲜土地，我亦可会商派兵互相援助，此皆无碍中国字小之体，而有益于朝鲜大局者也。至议处统将、偿恤难民二节，一非情理，一无证据，本可置之不理。惟伊藤谓此二节不定办法，既无以复君命，更无以息众忿，亦系实情。然我军保护属藩，名正言顺，诚如圣谕谓’提督所办并无不合，断不能曲徇其请’。因念驻朝庆军系臣部曲，姑由臣行文戒饬，以明出自己意，与国无干。譬如子弟与人争斗，其父兄出为调停，固是常情。至伊所呈各口供，谓有华兵杀掠日民情事，难保非彼藉词。但既经其国取有口供，正可就此追查。如查明实有某营某兵上街滋事，确有见证，定照军法严办，以示无私，绝无赔偿可议也。以上两节，即由臣照会伊藤，俾得转圜完案。遂于初四日申刻，彼此齐集公所，将订立专条逐细校对，公同画押盖印，各执一本为据。谨将约本封送军机处进呈御览，恭候批准。臣等禀承朝谟，反覆辩折，幸免陨越。以后彼此照约撤兵，永息争端，俾朝鲜整军经武，徐为自固之谋，并无伤中、日两国和好之谊，庶于全局有裨也。’由是中国戍朝鲜兵遂罢归。”（《清史稿》卷三一三）
要而论之，袁世凯当日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日方无从措手。即日军奋然而作，然以当日海陆军论，尚不知鹿死谁手。袁之外交，诚有剽悍之手腕哉。虽然假令清胜而日败，则日本必图恢复；清则战胜而骄，兵备益弛，后此之败，较甲午或更有甚焉。设清败而日胜，是甲午之役移诸十一年前，则清之沈沈酣睡又当旱省也。
第四节李鸿章之保荐
《天津条约》定后，两国之兵均于是年七八月间陆续撤退，袁世凯亦随营归国。当束装时，遍交韩之事大派，如执要政之金允檀、金炳始辈，皆与订莫逆交。盖袁之精明狡猾，知清国迩时大局，国内恐难立功，欲求立功，当于异域。故袁虽归，其心仍恋恋朝鲜。及归，一面交李鸿章左右亲信，使道其才智，一面将韩事条陈于李。今择其要事数则于下：
（一）韩王昏聩糊涂，最易受人煽惑，又复见异思迁。我国家不派明正大员驻彼监督，久必为日俄所愚，叛我独立。
（二）韩之臣民多数皆主独立自主，欲脱我范围。今驻兵全撤，独立派之范围，必日见膨胀。
（三）我国家现派驻韩之陈树棠，其名为办理商务委员。东西各国皆有特派公使。以委员对于代表国家之公使，名分相去甚远。遇有外交，进退皆难，且久为各国公使所鄙。虽上国对于属邦，不能同于各国简派驻使，亦当酌派位分稍尊之员，增其权限。且我国家在朝鲜应办之事，实不止于商务，今仅定名为商务委员，是自缩其权力，可否仿照元朝故事，派大臣监国。
（四）大院君智谋才略，实胜其子数倍，颇为其国人所尊敬，且深明大义。光绪八年不得已而虏归，兹宜晓以大义，赦其回归，使其父子同心协力，于其国计颇有裨益。
李鸿章像袁世凯以上之意见，颇为李鸿章赏识。加以李左右人又多赞袁才略，于是李将袁条陈并附己之意见，达知清政府。政府主政诸人不加断决，嘱李鸿章自行出奏。李以政府既不反对，遂将袁两次在韩功绩并其条陈及大院君赦回与清国有益之旨，奏达清廷。奉旨赏袁世凯以知府用，并加三品衔。
“（光绪）十三年，鸿章遵旨筹议朝鲜通使各国体制，奏言：电饬驻扎朝鲜办理交涉通商事宜升用道补用知府袁世凯，转商伊国应派驻扎公使，不必用‘全权’字样。旋于九月二十三日接据袁世凯电禀：准朝鲜外署照称：‘奉国王传教，前派各使久已束装，如候由咨文往返筹商，恐须时日，请先电达北洋大臣筹覆。’并据其国王咨称：‘近年泰西各国屡请派使修聘，诸国幅员权力十倍朝鲜，不可不派大公使。惟派使之初，未谙体制，未先商请中朝，派定后即饬外署知照各国，以备接待。兹忽改派，深恐见疑。仍请准派全权公使前往，待报聘事竣调回，或以参赞等员代理，庶可节省经费；并饬使至西国后，与中国大臣仍恪遵旧制。’等语，辞意甚为逊顺。臣复加筹度，更将有关体制者先为约定三端：一，韩使初至各国，应请由中国大臣挈赴外部；一，遇有宴会交际，应随中国大臣之后；一，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先密商中国大臣核示，并声明此皆属邦分内之体制，与各国无干，各国不得过问。当即电饬袁世凯转达国王照办。兹复准王咨称：‘于十月杪饬驻美公使朴定阳、驻英德俄意法公使赵臣熙先后前往，所定三端并饬遵行。’臣查朝鲜派使往驻泰西，其国原约有遣使互驻之条，遂未先商请中国，遽以全权公使报闻各国。此时虑以改派失信，自是实情。既称遣使后与中朝使臣往来恪遵旧制，臣所定拟三端又经遵行，于属邦事例并无违碍。”（《清史稿》卷三一三）
所有赦回李罡应一切事宜，著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妥商具奏。李鸿章得清廷谕旨，遂会商总理衙门，派袁世凯为护送员，赦大院君归国，并密授机宜。袁告大院君曰，汝今得归，皆我于李中堂前力保，慎勿负中堂恩及世凯意。并令大院君盟誓，归国后当令韩王永远臣服。并有种种约束。
第五节护送大院君返国
是年秋九月，袁世凯奉清廷命，携赦书送大院君返国，名曰大赦还乡。
“是年，释李罡应归国，熙奉表谢恩，贡方物，留抵正贡。”（《清史稿》卷三一三）
“袁自与日本开衅，由朝鲜解职归国后，屡上书言朝鲜事，以此于李鸿章。李知其少年浮躁，不学无术，置弗答。时朝鲜王之父大院君被拘留于天津，廷议遣回，袁乃曰与鸿章之左右相结纳，竭力献媚，使揄扬其在朝鲜时之举动，谓为夙孚人望，鸿章笑颔之。既而又重贿鸿章幕客，托为说项，遂以护送大院君回国之事委之。袁临行时，忽请率兵往，鸿章斥曰：‘中国已与日本订约，彼此不得以兵赴朝鲜，尔未闻耶？’袁唯唯，始与大院君乘轮东渡。而朝鲜王妃闵氏深忌大院君，且恶袁。时有洪在义者，曾救妃死，袁乃先使人纳重金于洪，使言于妃，谓抵京时必迎候如礼。妃雅不欲，袁因出所携珠宝、绸缎尽以馈之，妃大悦，始设幕于南门外，以备郊迎。大院君既归，袁留朝鲜十余日，回天津谒李鸿章，自诩其调和朝鲜王室之功。又谓朝鲜欲与俄人相结，请预防之，鸿章以为能，故有派充朝鲜商务委员之事。”（《袁世凯轶事》）
呜呼，以国君之父，虏之归之，皆出自他国，已属公理所无，又曰“大赦还乡”，故各国报纸皆以此四字题著为论说，訾议繁兴，韩君臣皆耻之，而王妃尤甚。抵汉城日，王妃使杀壬午变乱所牵涉者三人，以耻大院君。袁世凯送大院君归，其意欲使韩王父子相牵制，以紊其朝纲。韩多变故，清可藉以侵吞，袁之才略亦可藉逞。故先请李鸿章致书韩王曰：袁世凯两次带兵贵邦，扶危定倾，人民信重，大皇帝以其深悉韩之情形，派充护送委员。庶使殿下父子融洽无间，保全天伦云云。至是闻韩杀此三人，遂恫吓其王曰，天恩高厚，赦回太公，皆凯向李中堂前力求。今太公抵国，毒杀三人，不但太公无色，即凯亦无颜对大皇帝与李中堂矣。一旦天威震怒，凯窃为大王忧之。且贵国每岁上书，哀求天恩释放太公，兹如愿赦回，即有此举，匪特大皇帝视大王上书非本意，即各国亦皆耻大王无父子恩。彼昏暗韩王，安能当袁之辩论与其恫吓哉？遂求计于袁。袁告金允植曰，天朝久知韩王不孝，无父即无君，恐将来必调兵至韩。前此派我送太公，即拟留为监国大臣，凯力辞，故未明降谕旨。第命李中堂谕我探王举动。此事我如直陈，即天恩高厚，不加征伐，亦必派大臣监国。即我辞，而国家人材众多，必另简贤员，恐不能如世凯一再包容，为王曲讳也。韩王大恐，使金允植再求袁计。袁密告金曰，王果改过自新，惟有仰体大皇帝与李中堂意旨，请派贤员襄理朝政，非此不明心迹，然亦实于贵国有益。金等揣知袁意，请其王函达李鸿章，称袁驻韩最久，情形熟悉，获益良多，乞李转奏派袁驻韩，俾得将伯之助。袁所谋既遂，又于金允植等口内探得韩之秘事，归报李鸿章，并编陈节略，称此系与韩王及执政诸大臣笔谈，统呈于李。此袁世凯充驻韩办事大臣之原因也。录其呈李笔谈节略，以见袁之作为云。
与韩王笔谈札记：
李中堂因屡接殿下遣使省问太公，并密恳代奏放还，因感大王孝思纯笃，迭为具情奏恳。兹蒙大皇帝锡类推仁，恩准赦还，全大王仁孝之名。李中堂深谋远虑，恐无知愚人从中播弄，激生事端，选使不才护送东来。名为护送，实则调和贵国家庭之变。不意抵汉（城）未经二日，即闻毒杀一人，大辟二人，俱言为治壬午乱党。闻之骇然，殊有负大皇帝厚泽、李中堂苦心，即区区亦与无光焉。凯明知不才，不能胜任，惟愿宣布皇帝大德、中堂厚意，不料如此爽然失望。询诸执政，均云非干太公，只为治乱党耳。然何以不先不后，而独于太公甫至之日，打草惊蛇耶？太公在李中堂前，自誓归国后绝不干预朝政，惟有杜门谢客，以终余年而已。如今所为，将何以安老者耶？中国当道惟愿朝鲜君臣父子各自相安，庶无东顾之忧，此俱为朝鲜计，岂为中国计耶？凯所以呶呶不休者，为大王伦常大节、君国大计起见，其实与凯何干？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