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今袁世凯叛国，罪状显然，万目睽睽，东西具瞻，义师声讨，名正言顺，已下三巴，奄有南服，长江动摇，山、陕震撼，桴鼓急进，指顾功成。倘犹许其有调停之余地，以一纸空文，取消帝制，惑其狡辩，遽尔罢兵，国民靦颜，仍复戴之以为总统，则是卑陋龌龊之奴隶性更大表暴于世界，国民人格道德，堕落千丈，腾笑五洲，蒙羞万古？欧人之斥犹太遗民曰‘怯狗’者，将旋踵而以斥我矣！且吾民亦何所取，复眷恋于袁世凯，乃不忍蹙之使穷，迫之使退，而絷之以尽于法也？袁世凯试政四年，其所表见者惟苛捐重敛，只以自肥，授爵封官，无非植党，媚之者登九天，逆之者下九狱，爱憎惟己，生杀自专，不知有国民，不知有议会，不知有《约法》，不知有公论，昏霾塞天，毒瘴满地，野蛮横暴，自拟天骄。国民国民！问曾有一事愜意，而足以贷其死乎？窃尝论之，吾国近三十年来，文明进化之大障碍物，厥惟袁氏一人！乃若甲午之败衅，戊戌之政变，庚子之骚乱，辛亥之和议，癸丑之用兵，及今之三次革命，无一不与袁氏有直接间接互相发生之关系！苟不及时铲除之，诚恐国亡种奴之惨剧，必编排于彼昏之手！曲终人散，山河夕阳，吊故国之蚯墟，挥遗民之涕泪，虽指天斫地，痛言袁贼，尔时晚矣！况今袁氏诡谋称帝，伪令煌煌，变更国体，既已窃取帝国之皇冠，则早叛离民国之总统。而称臣具奏，皇帝陛下，种种伪逆之字样，改元封爵，置监立储，种种叛乱之行为，尤昭昭在人耳目。迄义旗一麾，四海响应，情窘势蹙，迫而变计，忽然取消帝制，仍冀僭称总统，国人非聋非哑，岂无听睹？《约法》具在，约文俨然，此等卑鄙恶劣狡猾无赖之伎俩，显于国宪，何能重辱吾民？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且彼所谓取消者，不过取消其名号，实未取消其地位，盘据新宫，指挥旧属，暂示退让，以杀国人之愤怒，而缓各省之响应，一旦事过境迁，故态复作，仍谋帝制，谁能担保？故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公民等惧国家之其亡，念匹夫之有责，睹兹横流，安忍缄默？按照《约法》第四十二条，应由副总统黎元洪君代行民国大总统职权！挽救危机，维持大局，不患无人，我国民速宜椎鼓进兵，各方响动，迫令退位，执付法庭，永绝乱根，而维国本。庶几国民人格，进跃于欧、美文化之邦，政海风潮，砥定于共和新造之国，好乱者国有常刑，野心家悬为殷鉴，国人勉旃，前途幸福！陕西井勿幕、范辅，湖北彭养光、曹亚伯，安徽方汉城、高亚东，江西李鲲、俞原、陈大浩，山西李素、吴映光，河南夏述唐、郑耀午，云南陈昌言、赵维藩，贵州朱英、王继仁，广东吴光鉴、徐达、卓誉善，广西萧焕荣、廖楷，浙江宋左林、陈逸，江苏诸翔、张东荪，直隶段谛真、张万里，奉天祁心澄、吴世泰，湖南龙璋、邹介藩、刘鸷东，山东吴作舟、尤起凡，福建雷家驹、包鸿生，甘肃李得珍、高尚志，四川陈可均、马继如。”
第十二章 去世及身后之论评
第一节去世
袁自南方独立，内政、外交、军事之纷扰，已昼夜焦虑，体力不支，帝制失败，更羞愤万状，迨其亲信川督陈宦、湘督汤芗铭反戈独立之报至，遂以忧愤死！遗令云：“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余力拙，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溯自就任以来，昼作夜息，殚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治，抚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休养林泉，遂我初服；不意感疾，寝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人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忠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
袁世凯去世后，继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前排右四）
与副总统冯国璋（前排右三）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前排右五）等军政要员合影是令为袁氏左右所拟，希望推戴黎副总统继位，以便保留势位，实与袁氏无关。一年来轰动之帝制活剧，遂于此告终！
是役也，穷一国之力，以从事于不可得之数，身败名裂为天下笑戮，亦可哀矣！袁氏既死，本《约法》以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七日就职，民国虽复活，而北洋军人四分五裂，天下事益不可为矣！
“6月6日下午，政府公报发表：‘袁大总统于本日上午10时40分，以尿毒病薨逝，停柩居仁堂。遗令以副总统继位。’同日发表袁的遗令。”（《袁世凯演义》）
第二节身后之论评
袁世凯之大投机，辛亥革命造成其个人之野心与地位，癸丑之役，削平异己，于是即进而易共和为帝制，终于不蹶不止。论者谓袁氏称帝之罪小，而以金钱销铄人心之罪大，顾以金钱销铄人心，原欲达其称帝之目的，言虽近于倒果为因，然实为有识之士所深痛。盖袁氏倒行逆施，丧权辱国，竭全国之财源，以逞一人之物欲，固无论矣。至其坠国人之操守，使四维溃，嚣风张，民欲横决，隐患贻传，乃至开无穷之恶例，酿此后之凌夷，纪纲不振，积渐有自，太息痛恨，谁为桓灵乎？！
民国五年十二月，《申报》载辛博森《论中国退化之由来》，中有一节云：“溯自三年半以前，国会方始诞生之日，世人对于中国民主政治之前途，期望方殷，袁世凯竟利用签订善后大借款，得五强国之赞许，推倒国会之势力，而实行专制，此种外交，使中国政治趋于墨西哥之下！外人方鼓掌颂为明达者之所为，是何异授人以利刃，力辟所司之机关而使之运行耶？自一千八百六十年之祸作以来，外人绝未尝以明达之眼光观察中国，其待中国之淡漠残刻，殆无与为匹。迨中国共和成立，外人莞尔而笑，盖非以推倒腐朽之满清故，而实以中国抗御外入侵略之能力消灭故也。彼尝展示华人，苟中国得存立为国家，实惟幸事。”
其意盖指往日日本战费赔款之外，又益以庚子赔款之重负，使中国颠蹶若干时日不能振拔之目的已达，而袁氏所为，又皆为饮鸩止渴之自杀政策也。
袁氏与民国之关系綦大，其事业罪案，当时与盖棺后之论述甚多，洪宪帝制取消后，袁尚恋栈，各方劝退，冀免流血。伍廷芳致书袁氏，略云：
（上略）……试问袁大总统莅任四年，有何功德于民否？为何人民怨望若此？各省吏治未见整顿，仅于设官分治，稍事更张，并不实行德政，贪官污吏，依旧暴敛横征，只知募债加捐，花样百出，商民怨声载道。近复允开三省烟禁，辱国病民。今更听从筹安会诸人谋复帝制，设大典筹备处，以万民之膏血，博一己之尊荣，逼令将士倒戈，四民解体，影响全国，几成一局残棋，谓前清政治不良，谁料于今尤甚。（中略）盖当时组织共和之际，原欲改良政治，兴旺中华，不使专制再行发现，纵不能蒸蒸日上，或可较前清稍胜一筹，试问今日较前清如何？频年四方不靖，内讧外患，相逼而来，即观敝省一隅，海盗横行，掳人勒赎，数见不鲜，糜烂地方，目不忍睹，此皆由政治未能改良也。我公雄谋伟略，胆量过人，欲假武力以治天下，虽治乱世用重典，前人亦有是言，然必有实惠以加于民，乃能心悦而诚服。况今二十世纪时代，较前我国闭关时代，大有不同，若泥古法以治民，未免胶柱鼓瑟。盖用于古时则可，用于今时则不可，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也。（中略）我公槃槃大才，海内共仰，特于共和政体，微形隔膜，缘我公仅到朝鲜一国，未曾遍历东西洋，未亲见各友邦文明政治，又不谙外国语言文字，所寓目者惟翻译等数书籍而已，以致无从着手，亦何怪公之不能实行共和耶？（下略）
康南海致袁前后二书，亟录如下：
康有为劝袁世凯退位书：
慰亭总统老弟大鉴：两年来，承公笃念故人，礼隆三聘，频电咨访，累劳存问，令仆丧毕，必至京师，猥以居庐，莫酬厚意。今当大变，不忍三缄，栋折榱坏，侨将压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惟明公垂察焉。自筹安会发生，举国骚然，吾窃谓今之纷纷者，皆似锁国闭关之所为，皆未闻立国之根本，又未筹对外之情势者也。夫以今中国之岌岌也，苟能救国而富强之，则为共和总统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为共和、立宪、帝制，皆药方也，药方无美恶，以能愈病为良方，治体无美恶，以能强国为善治。若公能富强自立，则虽反共和而称帝，若拿破仑然，国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则国且危殆，总统亦不能保，复何纷纷焉？
自公为总统以来，政权专制，过于皇帝，以共和之国，而可以无国会无议员，虽德帝不能比焉，威权之盛，可谓极矣。然外蒙、西藏万里割弃，青岛战争，山东蹂躏，及十五款之忍辱，举国震惊，至第五项之后商，共忧奴虏。中国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方当欧战至酣，列强日夜所摩厉者武事也，忽闻公改行帝制，日夕所筹备者典礼也，行事太反，内外震骇，遂召五国干涉，一再警告，及遣大使东贺加冕大典，道路传闻，谓于割第五项军政、财政、警政、兵工厂外，尚割吉林全省及渤海全疆，以易帝位，未知然否？然以堂堂万里之中国元首，称帝则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