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同志来连队采访，现在战斗打响了，指导员先要把他们送回去。
指导员让老邓帮朝鲜同志把采访包背着，一边坐着谈话，一边等炮停。
从炮一开始响，连长就守在坑道口，看见炮火延伸，连长手一挥就带着一个排冲上去了。接着，指导员、老邓和朝鲜同志也来到坑道口，准备等我军的反击炮火开始之后，沿着运输线返回到团部去（师、团的前指离阵地不到三百米，但真正的师、团部离一线却要远得多）。就在这时，敌人的炮又响了。指导员赶紧指挥战士退回到坑道里，不一会，阵地上抬下一个人来，是连长。
连长的背被炸开了，像血糊的一样，抬进来后只动了几下就咽了气。指导员当时眼睛就红了，他和连长是老乡、老战友，年纪差不多，平时点一根烟都要两个人分着抽的，关系极好。指导员不让别人插手，自己找了床棉被把连长裹上，然后问上面的情况怎样？连长的通讯员哭着回答：“美国人，人很多。”指导员于是对朝鲜同志说：“对不起我不能送你们了。”
指导员安排老邓把两个朝鲜人送回去，并且让他把一个包交给团政治部，那里面有连队的战斗日志和全连战士的决心书。决心书的事，老邓知道，那是指导员写的，分苹果的时候还张罗着大家签名字。每次祖国人民送礼物给志愿军，前线部队就用决心书当作给慰问团的回礼。
指导员话还没有交代完，那个人民军的军官就把照相机挂到了老邓的脖子上，并且说“不用送我，我必须留下来”。旁边的那个朝鲜青年团的同志也坚决要留下。
这个军官姓洪，是人民军报的记者，他小时候在中国东北读书，能说很流利的中国话，抗战胜利后随金日成打回了朝鲜，在战斗中负过重伤，是个老兵了。这些情况当然是老邓日后听介绍才知道的，当时他甚至还不知道那个青年团员原来是个女同志（其实，坑道里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听到人民军洪军官的话，老邓说指导员当时就愣在那里了。洪记者先问清楚老邓的名字，掏出个信封刷刷写了几个字，要求老邓必须把他的信和文件转交到人民军政治部，然后转身就往外走，指导员这才想起阻拦他，可洪军官大声说了句“我级别比你高，听我的”，人就出去了。指导员没辄，只好带着部队顶着炮火冲了上去。
老邓说，当时他就觉得这个洪军官很了不起。因为头几天连里的副指导员牺牲了，副连长受伤还没有回来，而现在战斗才刚开始又损失了连长，连级干部只剩下指导员一个人，大家心里都有些发慌。洪军官一定是发现了这个苗头才决定挺身而出的。老邓说，朝鲜政治军官的军衔标志和其他军官的不一样，他看不懂。但是，“真正的政工干部就应该像他那样做”。
老邓一面赞赏着一面往团部跑。这时他还不知道，在他兜里装着的那封洪军官的信将会给他带来一枚朝鲜勋章。
洪军官不久就牺牲在阵地上了，他双腿被打断，手雷扔完，在敌人冲到跟前时仍从容地用手枪还击。战友们说，直到最后一刻，他都在大声地唱歌，虽然唱的是什么大家听不懂，但是很好听。
洪军官后来被朝鲜授予国家英雄的称号。由于他是牺牲在志愿军阵地上的，所以中国方面也给予他一级战斗英雄的表彰。同时，朝鲜方面还给了老邓一枚“三级国旗勋章”。这勋章马甲见过，镀金的，很大也很漂亮。
老邓到了团部，把东西交给政治部主任，主任一听说情况就急了，怎么能让人民军的同志留在阵地上呢？团长也马上呼叫阵地，可阵地上无线电员说找不到人了。确实，从团部这里探头看出去，密集的炮火打得山头上烟尘弥漫。老邓知道，在那样的情况下，阵地上的能见度不会超过5 米。团长马上命令两个作战参谋带领从警卫连抽调的30个人增援阵地，政治部主任也派出一个通联干事，要求他一定把朝鲜同志带下来。
在团部外边等人的时候，老邓遇见了后勤处的老乡。那老乡送给老邓一个急救包，这也是慰问团的礼物。和普通急救包不同的是它里面有个瓷瓶装的云南白药，而且瓶里居然有5 粒“回命丹”，老乡说“这可以救你五次命”。老邓一听当然很高兴。
增援部队集合完毕，老邓带着人就往阵地上跑。这时，敌人正不停地往交通线上打“干扰炮”，大家只好分散开来，一边躲炮一边前进。快到阵地的时候，一个参谋叫住老邓，他说刚才在团部时听见阵地上在喊“要炮！要炮！”估计当时敌人是冲上来了，现在阵地情况怎么样可吃不准，看见老邓脖子上挂了个铜号，他就让老邓先联系一下。于是老邓摘下喇叭就开始吹，吹了几遍，阵地上有回音了，大家就朝着回信号的地方摸上去。
到了地方一问情况，这才庆幸那个参谋有经验。原来这时候表面阵地已经被美军占领三分之二了。如果事先不联系一下，稀里糊涂跑上来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老邓找到指导员，把政治部主任的命令告诉他。指导员说洪军官已经牺牲了，只有那个青年团员还在，让老邓和通联干事去动员他下阵地。可那青年团员坐在地上不说话也不走，两人只好去拽，七拽八拽地才发现她竟然是个女的，弄得大家十分尴尬。
青年团员见自己的性别暴露了，这才哭着跟通联干事下了阵地。老邓跑回到指导员那里报告这桩新鲜事，正在琢磨问题的指导员一时都没回过神来，瞪着眼张着嘴傻了好一阵才冒出一句话：“俺的娘诶，这是个花木兰啊。”
这时候，由于表面阵地局势不明朗，敌我双方的炮火都只是在干扰对方的补给线。阵地上反而出现了暂时的平静。老邓也着手修整工事、收集整理弹药。
正忙着，听到指导员问：“山下面有两辆坦克，你敢去把他炸了吗？”
“敢啊，这有什么不敢的”，老邓答应得很痛快。
第九章
上甘岭防御地带的主阵地是两个主峰，在主峰前端及两侧有一些大小不等的山包，一条从南至北的公路就穿绕于这些山坡之间，公路在这里要经过一个叫“上甘岭村”的村庄，因此所谓上甘岭战役，实际上就是为了在“上甘岭村”截断这条公路而展开的一系列战斗。
老邓说，除了上甘岭两个主峰外，其他附近的山头我军和敌人差不多各控制一半，并且不断易手。老邓他们的阵地位于主峰的东南，公路经过他们所在山头的左侧，通往两个主峰之间的“上甘岭村”。也就是说，我军一旦彻底控制了这个山头，敌人的车辆及重型装备将无法到达主峰阵地前沿。
当时，志愿军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个山包，前些天，24军进攻时，只是占领了山包右边以及中段的大部分，而山坡最左侧，靠近公路边有两个敌军堡垒，由于得到了公路对面美军的强大支持，始终没有能够拿下来。端午节这天，美军就是从这个左侧发起进攻，在占领了大部分表面阵地之后，又把志愿军压制到了右边角上。
形势对老邓他们很不利，敌人随时可以沿着山脊的表面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击。这时候，弃守阵地当然是绝不允许考虑的。虽然志愿军也可以退回到坑道里，倚据坑口工事进行防御，但那样一来，坑道很容易被敌人封锁，再要想进行有效反攻就困难了。“从一上阵地，连长指导员就讲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守住阵地，阻止敌军通过公路，以实际行动支援主峰。”因此，如果退回坑道，虽然名义上我军在这个山头还保存有力量，但在战术作用上，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
基于这个原因，师、团首长给老邓他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直到天黑。
“天黑了就好办，我们的大部队从坑道那边上来，马上就能把敌人再赶回去。”眼前的这一小块阵地，不仅是掩护坑道和后方交通线的屏障，也是实施下一步反击的跳板。
说到反击作战，马甲听老邓头和老王头介绍过美军的一个特点，很有意思。美国人的工兵很厉害，修工事麻利。他们的部队一旦在前边占领了阵地，后面的工兵马上拖来各种各样的材料，几个小时就能把大大小小的工事、堡垒和障碍物建好，把枪、炮火力点、铁丝网探照灯什么的，布置得规规矩矩。如果工事修好了，美国兵防守得就很认真，可如果没有工事，美国人可不愿意像志愿军那样硬着脖子干，一般马马虎虎顶一下就跑了。针对这种情况，上甘岭战役后期，志愿军在与美军进行阵地争夺时，就十分注重使用炮火对敌人运输线实施干扰。这样，美军即使占领了阵地，他们的军工物资一时也上不来，接着，我们则马上利用敌人立足未稳，迅速展开夜间反击，争取夺回阵地。仗打到这份上，大家都精了。
反击是晚上的事，老邓他们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把阵地给守住。
从增援部队一上来，指导员和两个参谋就开会琢磨防守的事。志愿军目前所在这个“右边角”的正面，坡很陡，敌人步兵不大可能从这里进攻，因此，防守的重点无疑是左面方向的表面阵地。但是，在正面仍存在着一个隐患，据指导员说，敌人在公路边有两辆坦克，能对我军阵地进行直射，在刚才的战斗中，我们的重火力点都被它打掉了，而由于坦克位置太靠近山坡，我们的大炮又打不着它。如果等会敌人再进攻，这俩铁家伙肯定会顺着山沟开过来，那时候威胁就大了。
那个年轻点的参谋说：“不要紧，我带人干了它。”这时，指导员转头问老邓：“山下面有两辆坦克，你敢去把他炸了吗？”
“敢啊，这有什么不敢的”，答应得很痛快。
年纪大一些的魏参谋（就是提醒吹联络号的那位）站起来喊：“高大炮，高大炮！”于是，高大炮跑过来了。这个高大炮老邓认识，他本来就是连里的兵。上甘岭阵地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