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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二月，安徽巡抚潘思榘奏：臣饬劝农人，于路傍地隙，广植榆柳果树。再芦粟一种，宜于山地，不择肥瘠，六安州民种植甚广，土人称为六谷。又豫省红蓣，易莳多收。东省裨子，土名穇子，较高粱更耐水潦。臣俱谕令试种。并趁此农务未殷，疏通沟洫，以备水旱。得旨：此可谓留心本计。嘉悦览之。
以上所述，多是省一级大吏所作所为，如同我们曾在地方志中所见（如四川等地），县一级官吏积极劝农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
政府在各地的劝农行为，直接带动了国家权力的扩展，造成了对地方传统职守的突破。
乾隆二年五月，上谕，重农务本，责在有司。令以农事考课督抚牧令。＇2＇同月，特旨准本年新进士条奏地方利弊。＇3＇六月，复因“地方辽阔，事务殷繁，（牧令）势难一身遍为晓谕”，令仿《周礼》《遂师》之制，于乡民中择其熟谙农务者，每一州县，量设数人，协助县令“董率而劝戒之”，“或开渠筑埝，以备蓄泄灌溉；或树桑养蚕，以资民生利用，务使农桑之业，曲尽地之所宜”。又因地方官“久于其任，与民相亲，方能区画尽善”，令谋展宽考课期限。＇4＇
经济事务的职责，对地方官员一向多是名义上的，乾隆二年七月，再次申饬地方有司扩大所司职责，全面关心“留意于稼穑桑麻”。并训州县知事亲行经理，巡历乡村，所至之处询民疾苦，课民农桑，宣布教化，崇本抑末。乡愚无知则面加开导之，庶几上下之情，通达无阻，而休戚相关；亲爱之诚，油然自生，而提撕易入。如此从容岁月，始可以收循良之实效，不愧为民父母之称。＇5＇
二年十一月，云南巡抚张允随因牧令熟谙农功者少，请定规条选举上农，以其“专司教导”，谕令通行各省。＇6＇两江总督那苏图请拣用废员，督劝农务。得旨：“牧民之官，课督农桑，乃第一要务”，不得“分其责于他人”。＇7＇
乾隆六年，河南巡抚雅尔图奏，各州县择熟谙农务之老农，一县“不过三四人，以之劝率，势有不及”；＇8＇现行保甲设有村长，管牌民百户，“伊等皆谙练农务，拟将劝农一事，即责专管”；于每岁首春，传集州县，“先令将所管百户，各田土肥瘠，向收若干，造册存县，岁底核其功过”。＇9＇
乾隆八年六月，再训督抚率属重农，谕：养民之本莫要于务农，州县考成固应用是为殿最。而向来功令不专以此课吏者，因其事甚朴，无可炫长，其迹似迂，骤难见效；又或上司之察勘难周，有司之条教易饰，不似催科、听断、捕盗等事之显而有据也。（但不知）本计既端，末事亦次第就理，民生大有裨益，即治道亦渐致郅隆。＇10＇
乾隆九年，训督抚劝课州县，实行教养，复令州县“亲履田间”，深入劝导，“询问疾苦，讲求利益；度其原隰，相其泉流，审物土之宜，因闾阎之便”，兴利除害，“教养兼施”。身所不及之处，有约正、值月人等，分布四乡，代为化导，“或给之廪饩，或加之奖诱”；“务使一州一县之民，情联势合，如父子兄弟之相为扶掖，如头目手足之相为捍卫”。＇11＇
又令地方宣讲《上谕十六条》、《圣谕广训》，除城中外，亦须及于集镇村庄、远方僻壤。一应有关教民谕旨，不可徒张告示，视为虚文。＇12＇
并令各省督抚，将历年所奉教养百姓之事，悉心条对。并以“地方一切学校、农桑、河渠、水利诸政”，考核州县，岁终奏闻。＇13＇
乾隆十年，两江请“择力田淳谨者，设为乡长，专司劝戒”，“并于州县巡查到村之日，据实禀陈，年终考核”；因“教稼劝农，地方官职所当为”，未允复设专员。＇14＇
乾隆十二、十三年，定守令久任例，以使守令得“从容展布”，“实能为地方兴起教化，劝课农桑，兴利祛弊”。＇15＇
这些终使得一时之内，政府之手，伸到一些从未插手过的地方，国家干预也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如果说十八世纪在世界历史范围出现了一些“共时现象”，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权力的加强。而从斯科特所说“国家的视角”观察，＇16＇它们皆可视为典型例证，有助于我们把近几个世纪的历史贯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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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崔纪籍隶蒲州，习见凿井灌田之利。据云遇旱年，小井仍可灌三四亩，大井灌十余亩。前康熙庚子、辛丑，晋省连续旱二年，无井州县流离载道，而蒲属五邑独完，即井力之明效大验也。陕省富平、蒲城亦藉此免荒。因此欲据秦、晋成效，思于陕西全省推广，赵慎畛：《榆巢杂识》上卷，中华书局，2001，页61。
＇2＇ 乾隆二年五月庚子谕，《高宗实录》卷42。
＇3＇ 《郎潜纪闻》二笔卷13（页577）。
＇4＇ 乾隆二年六月己末谕，《高宗实录》卷44。
＇5＇ 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
＇6＇ 乾隆二年十一月丁卯，《高宗实录》卷56。
＇7＇ 乾隆二年十一月，《高宗实录》卷57。
＇8＇ 先是，乾隆二年（十一月丁卯），滇抚张允随奏请奖励老农，拟有十条规则，以十得八九者为上农，即于其内选老成谨厚之人专司教导；又请定酒礼花红奖赏之例，经部议准通行，赵慎畛：《榆巢杂识》，页53。
＇9＇ 乾隆六年十一月，《高宗实录》卷155。
＇10＇ 乾隆八年六月壬申谕，《高宗实录》卷195，又见《清朝文献通考》卷4。
＇11＇ 乾隆九年五月庚子谕，《高宗实录》卷217。
＇12＇ 乾隆二年八月丁丑、八年闰四月丁卯，《高宗实录》卷49、卷190。
＇13＇ 乾隆九年二月癸丑、九月丁亥，《高宗实录》卷210、卷224。
＇14＇ 乾隆十年正月，《高宗实录》卷233。
＇15＇ 乾隆十二年四月丁丑、十三年十二月丙午，《高宗实录》卷289、卷331。
＇16＇ 参见斯科特：《国家的视角》（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
9。国家视角，兴举各项建设
政府应否大幅度的插手劝农等社会经济事务，在古今历史上时有争议。如王夫之曾在《读＜通鉴 ＞论》中说，“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驰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日蹙”，因此“劝农”反而会导致“伤农”。自此以后，这种争议不断发生。
乾隆五年十一月，署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请劝农诸事：一，水田宜劝修渠堰，一，山土宜广行垦辟，增种杂粮，一，树木宜多行栽种，一，蚕桑（山蚕）宜劝民兴举，一，劝民种棉织布，一，工本宜酌量借给。
刑部左侍郎张照即提出不同意见，说：臣前目睹黔省形势，觉与所提不合。如兴修水利一条，黔地古谚有之：“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黔省自平溪、清浪以下，无地非山，间有四山不相连接，旷而且平，若四五里，即建县治。若只一里半里，即是村镇，无隙可耕。若田则多在山上，何处可以开渠？然山田无水百谷亦生者，以常有雨。是不特无地可以修渠，亦无所用修渠也。又如添种杂粮，岂不甚利？但承平八十余年，岂至今尚不知种植？则其天时地利，必有异于他省者，虽加劝导，窃恐徒滋扰累。
张照的意见，与王夫之所批评的相当接近。大学士九卿虽不大同意他的意见，却也认为黔省无蚕桑木棉之利者，“似不尽由民愚妇惰”，而另有其具体原因。＇1＇
对此两议具奏，皇上不好断定孰是孰非，最明智的办法，无疑是征求当地官员意见。六年七月，继任署贵州总督张广泗复奏：黔省各属“未开之田，多因泉源远隔，无力疏引”。不仅有渠可开，而且开之有益。因请官为督劝，借工本开修水田。并报告说，自劝民养蚕（山蚕）以来，已经试有成效。＇2＇
七年六月，陈德荣又奏，贵阳（府）贵筑、开州、（遵义府）仁怀、（镇远府）施秉、（义兴府）普安、安南、（安顺府）镇宁、（都匀府）荔波、（平越府）余庆等府州县之各堡坪，皆可引水垦田，四五千亩不等。现亲履查勘，给本兴工。又今年饲养山蚕，亦已结茧。＇3＇
为什么一定需要官府劝农？农民难道自己不会种地？政府在这里又能起到什么难以替代的作用？
在争论发生地贵州，“耕种之外，别无利生之业”，即有条件也不知开发利用。乾隆三年，陈玉dg来任遵义知府，就任后“日夕思所以利民”，因在巡历时发现当地多槲，即家乡“青、莱间树”，故想引进山蚕，“以富吾民”。“开先须人”，清代大多数地方官员出身乡间，对农业生产知识有较多的了解，由此才可能引入、发掘新的生产项目。长期实行的回避本籍的流官制度，以及官员的任职期较短（新的规定亦不过三年五年），又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一种地方官员的经常性的流动状况（如陈宏谋外任三十余年历十二省达二十一次），无虑也增加了生产知识的交流机会。“乡愚无知”，＇4＇对于许多地方来说，社会闭塞，信息不畅，更需要一定外部信息的输入。
找到饲养山蚕这一途径之后，陈玉dg首先要做的，就是遣人回山东购买蚕种、雇请蚕师。以后几经波折，往返再三，取回蚕种。于是遣蚕师四人，分教四乡；织师二人，教民缫煮络导牵织诸法。“事事亲酌之，白其利病”，到乾隆七年终于成功。再以蚕师、织师之徒各数十人，皆自教其乡里。从此使遵义成为贵州最富饶的地区。＇5＇可见提供初步信息之外，引进基本原料（如种籽）及生产方法，是官府劝农的又一层作用。中国因缺乏社会中层组织，农村自家庭或家族以上，基本处于无组织状态之中，对于一件新事物的推广，可能就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