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之心”；后世君相“因循苟且以养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复返三代”，＇20＇——乾隆皇帝也许恰是受到这样的刺激，而以他的行动正面回应了这一挑战：“我们为什么不能超迈前人，比历代都做得好”？而这一点，也是他的父皇，亲自上马批斗吕留良的雍正皇帝所不能做到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指出，就其统治“特性”而言，清代政治除了儒家理念外，也不是没有着另外的一面。＇21＇于是乾隆“回向三代”终于也就成为了“昙花一现”。＇22＇
就在“回复三代”的同时，朝廷从新振兴了儒学。改正了雍正时搀杂佛学的局面。如严饬僧人，甄别僧道，＇23＇降低僧道待遇，等等。＇24＇
皇上曾于《御批纲鉴》（卷39）批道：
“儒、玄、文、史，自元嘉中始立四学，……事杂言庞，尚足兴教化乎？”
为使思想能“定于一”，特提倡经学。乾隆元年三月，尚书杨名时奏荐进士庄亨阳、举人潘永季、蔡德峻、秦蕙田、吴鼐、拔贡生官献瑶、监生夏宗澜等七人，皆留心经学。著该部调来引见，用为国子监属员。
元年四月，以“从来经学盛，则人才多”，命广布御纂经书，谕：
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道隆羲顼，学贯天人……而尤以经学为首重。御纂《周易折中》、《尚书汇纂》、《诗经汇纂》、《春秋汇纂》等编，又有《朱子全书》、《性理精义》，正学昌明，著作大备，……著直省抚藩诸臣，加意招募坊贾人等，听其刷印，通行鬻卖。
定生员试经解，对诸生中能通一经者，则加意栽培。
六月，诏开“三礼馆”，以“五经乃政教之原，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命纂《三礼义疏》，谕总理事务王大臣：
昔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阐明经学，……特命大臣等纂集《易》、《书》、《诗》、《春秋》四经传说。……而《礼记》一书尚未修纂。又《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应取汉唐宋元以来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
自乾隆三年二月举行经筵。十月，以“士人以品行为先，学问以经义为重”，训士子留心经学，上谕：
学问必有根柢，方为实学……书艺之外，当令究心经学，以为明道经世之本。其如何因地制宜，试以经义，俾士子不徒视为具文者，在学政酌量行之。
乾隆六年，命续纂《律吕正义后编》，考其本未。七年，考定雩祭典礼。十二年，《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刻成，于经文误字以及传注笺疏之未协者，参互以求其是，各为考证。乾隆十三年，定祀典祭器。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以“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诏举保荐经学宿儒，有若故侍郎蔡闻之、宗人府府丞任启运等“潜心经学者”，谕：
今海宇升平，学士大夫举得精研本业，其穷年矻矻，宗仰儒先者，当不乏人。奈何令终老牖下，而词苑中寡经术士也。内大学士九卿、外督抚，其公举所知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能潜心经学者，……称朕意焉。＇25＇
《啸亭杂录》曰：上初即位，一时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经术者。上特下诏，命大臣保荐经术之士，辇至都下，课其学之纯疵。特拜顾栋高为祭酒，陈祖范、吴鼎等皆授司业。又特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命方苞、任启运等裒集《三礼》。故一时耆儒夙学，布列朝班，而汉学始大著，龌龊之儒，自碾足而退矣。＇26＇
其最初目的，仍是“回向原典”，＇27＇ 以期恢复儒学的原始精神。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云：自汉代郑康成殁后，经学衰而清谈出，清谈盛而佛教行，禅学盛而道学兴，心学盛而天主教出，源流远近，一线可寻，国家之所以不亡，而中夏之所以不胥化为夷者，正以高宗纯皇帝昌明正学，大阐群经，士子服教畏神，一切新奇曼衍荒忽杳冥之说，不能徧浃于人心。而世之妄人，尚谓近日之乱，由汉学太盛不讲心性之故，何其愚而无忌惮哉！＇28＇
过去人们以为经学（汉学）的兴起，乃是朝廷“压迫”的结果，现在看来，不如说是“提倡”的结果，事在乾隆初年。嗣后，四库馆臣多为“反理学”之“考据派”巨子，可为一证。
同时，于乾隆五年十月，以“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训诸臣研精理学，谕：
朕命翰詹科道诸臣每日进呈经史讲义，……而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
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也。……此宋儒之书所以有功后学，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也。
又针对汉学兴盛之弊端，或谓调和汉宋，曰：
今之议经者，间或援引汉唐笺疏之说，夫典章制度，汉唐诸儒，有所传述考据，固不可废。而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后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日月而行也。
《郎潜纪闻》：乾隆初年，上方嚮用儒术，尚书杨名时、孙嘉淦、大学士赵国麟，咸以耆寿名德领太学事，相与倡明正学，陶植邦彦。＇29＇
另一方面，“经世之学”已蔚然而起。乾隆十三年四月，策试天下贡士，其第一问，为“农政”：
农桑，王政之本也。列圣重熙累洽，休养蕃滋，思所以裕其衣食，亦既屡申劝课之令矣。而人不能无遗力，地不能无遗利。果……大吏惟以簿书期会为急，即著之功令，用以为殿最，率具文从事欤？
第二问为“粮政”，当时重点考虑的一大问题（详见后文）：
迩年米价之贵徧天下，朕多方筹划，税免矣，而腾涌如故；仓发矣，而市值仍昂，岂皆有司之奉行未善欤？或且欲停采买以纾其急，严囤户以畅其流，禁富民之射利，以裕其所出，果皆切中事情欤？采买停，则所在仓庾，不数年而告匮，缓急将何以济？青黄不接之时，市无现粮，贫民翘首官仓，使粒米无存，有司能坐视而不为补救欤？生谷止有此数，积于官必亏于民，其较然者；然积之害，与散之利，当熟筹之。而非明著其由，何以使官民两利？
其三为“荒政”：
至水旱偏灾，朕不惜帑藏，广为赈恤。而实惠之未能下逮者，其弊安在？……古荒政之切于时事，可行者有几？……此外或有裨于实用，可入告者否欤？
第四为“治水”：
治河转漕，以饷京师。黄河之由豫入徐，奋迅急疾，大溜横趋，堤工在在危险，……舍加高培厚之外，别有长策，可一劳而永逸者否欤？
所言涉及垦政、农政、粮政、荒政、赋税、矿政、河工、漕政等等，直可视为一篇经世派的宣言了。＇30＇
在以往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一向最受重视的就是“考据学”了，于十七世纪和十九世纪之外，并不认为十八世纪存在一个“经世学派”。
这与清人的看法有所不同，相对于孔门的“德行之科”（义理之学）、“言语之科”（辞章之学）、“文学之科”（考据、汉学），曾国藩特增“经济之学”（“政事之科”），为儒学四要项，“缺一不可”。＇31＇张之洞亦称“理学家”外，尚有“经济家”一名目，“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经世文编》中”；“不惟读其书，并当师其人耳”。
儒家《大学》八条目，虽说修、齐、治、平“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最终目的还是要落实在“治国”、“平天下”之上。于此立定脚跟，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企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正是清代十八世纪“经世学者”的志向。
其实，“经世之学”不仅存在于十七世纪（胜朝遗老），及十九世纪（所谓改革派），也存在于十八世纪，不过内容有所不同罢了。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中收集的，主要就是十八世纪的作品。
如曾国藩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32＇张之洞所说的“经济家”，有名臣孙嘉淦、李绂、陈宏谋、朱轼、鄂尔泰、舒赫德、方观承、刘统勋，“诸家皆经济显著者”。＇33＇何一不是十八世纪的经世派人物？
此外，见于《清史稿》的有：陈宏谋（数省）、陈大受（安徽）、塞楞额（江西）、杨永斌（广东）、潘思榘（安徽）、斐宗锡（安徽）、阿尔泰（四川）、沈善富（安徽）；
见于《清实录》的省级官员有：张广泗（贵州）、陈玉dg（贵州）、陈悳荣（贵州），姜顺龙（四川），黄廷桂（甘肃）、张允随（云南）、方观承（直隶）、准泰（安徽）、陆燿（山东）、蒋溥（湖南）、郝玉麟（两江）、庄有恭（江苏）；
见于《皇朝经世文编》的有：尹会一（河南）、毕沅（陕西）、乔光烈（陕西）、岳震川（陕西）、宋如林（贵州）、李拔（福建）、俞森（陕西）、杨锡绂（湖南、广西）。
而《切问斋文钞》的作者陆燿＇34＇、今文学宗师庄存与＇35＇，乃至史学家章学诚等人，＇36＇可以说都是十八世纪经世派的“谱系”中的重要人物。
其讨论范围，见于《清史稿·食货志》中有：
户口、田制、赋役、仓库、漕运、盐法、钱法、茶法、矿政、征榷、会计。
见于《皇朝经世文编·户政》者有：
理财（两卷）、养民（一卷）、赋役（三卷）、屯垦（一卷）、八旗生计（一卷）、农政（三卷）、仓储（两卷）、荒政（五卷）、漕运（三卷）、盐课（两卷）、榷酤（一卷）、钱币（两卷）。
是皆与“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