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己酉，有人奏称，近日民骄之处有二，一在工程，一在赈济。赴工者领帑到手，私自潜逃；望赈者一有不得，哄堂闹市，因谕军机大臣等：
此等之事，多由地方官办理未善……如散赈一事，被灾之始，或大吏踏勘，冀邀声誉，每至以必不可得之数，虚为慰藉。愚民无知，信为实然。迨地方按例查办，绝不如前，而哄闹之端起。
又或被灾已重，待哺甚急，有司不能实时申报，以致民情惶怖，而哄闹之端亦起。
十一月，浙江巡抚常安奏覆：地方偶值旱涝，奸民挟饥民为护符，从中鼓惑，遂不免有哄堂闹市之事。上年办理浙省赈务，亲厘冒滥，访拏百有余案。得旨：所奏已得大体，“但尚须以忠厚恻怛之心，实力行之而已”。
十二月，江苏巡抚陈大受奏：委员确查阜宁县从前捏冒各户，现有自行首缴者，有销毁不敢赴领者。其舞弊捏造之书役地保，俱经查出，提讯究处。统计删除捏冒大小口三万二千有零。民情帖服。旨批：此非小弊，应重处若辈以示警。
甚至发生了因蠲免钱粮，乡民“转恃上恩”，欲将田租四六均分的事件。乾隆十一年八月壬辰，命督抚训饬刁风，谕：
从前御史等条奏民风渐骄，不宜任其日炽，朕尚以此言为太过。今闽省刁民聚党抗拒，高斌亦奏宿迁奸徒欲报全灾，希图普赈，挟制罢市一事。可知民气日骄，洵属不诬。朕乃蹈所谓莫知其子之恶矣，至于各省民情，固不无愚悍之处，亦缘各督抚谓朕保赤惠鲜，止知奉行德意，遂不觉渐流为姑息。不知父母无不爱之子，而于子之贤者，自必恩勤抚育；若不肖之子，又须重加惩创，岂容任其骄纵，以长奸恶？
这一时期，其它各类的聚众事件，如兵丁闹事也日渐增多。
乾隆十二年四月丙子，以近据各省奏报奸民聚众之案，如江南宿迁、山东兰山，皆因求赈；浙江临海，则因求雨；福建上杭，则因抗租；山西安邑、万泉，则因丁粮豁免等事，遂至聚集多人，抗官塞署，放火罢市，肆为不法。上谕：
此皆愚无知之百姓，平日于地方官毫无敬畏之心，因而望恩幸泽，无有餍足。稍有未遂，遇事生风，众情汹涌，此民气所由日骄，刁风所由日炽。所谓有一利即有一弊，扶起一边又倒一边。水懦民玩，信不虚也。
朕爱育群黎，惟惠养是务，亿兆善良者众，岂肯因一二莠民，顿尚威克。但怀保不可不厚，而去恶不可不严，……俾小民咸知国宪之当遵，命吏之当敬。敛戢其浮嚣之气，慑服其骄悍之心，禁于未然，较事发而后以法绳之者，所全多矣。
发出欲改变政策的信息。＇4＇特别提出不得“聚众”。
为什么不许“聚众”？这一提法与今天的政治经验恰好相反，因为所有的现代政治，都离不得“聚众”，离不开“群众”（不管是采取什么形式，甚或是无形的）。传统政治理念却不主张“从众”，不主张实行“多数原则”，许多跟“众”字有关的名词，如鼓众、恃众、纠众、随众、媚众等，都是贬义词。清代更是不许鼓动群众，不许“鼓众”、“惑众”（鼓惑众听），发帖子（传帖约众），作演说，拿过高的政治口号吸引民众（干誉）。
“聚众罢市，大干法纪”，＇5＇大清律例本有规定。但在清代不同时期，情况也不尽相同，如“从前顺治康熙年间，督抚等犹沿明季陋习，于抗官拒捕之案，每多暗为消弭，归于不办”；雍正年间有所改变，乾隆年间就变得格外严厉起来。上谕，自“朕临御以来，严饬封疆大臣，不许弥缝了事。匿不上闻”。＇6＇乾隆六年九月，御史李清芳奏陈，严禁学习拳棒，纠众会聚。九年正月，闽浙总督那苏图等奏，禁止民间联盟、械斗、谤讪、抗官、拒捕、罢考、罢市、造军火器械、揭旗聚众等事。随之，为之制订了更为严格的法律。乾隆十三年五月，刑部遵旨议定：
嗣后直省刁民，聚众殴官，积至四五十人以上者，为首照例拟斩立决，仍照强盗杀人例枭示。其有同谋聚众，转相纠约，下手殴官者，系同恶相济，亦应照光棍例，拟斩立决。其余为从之犯，照例拟绞监候。其被胁同行审无别情者，照例各杖一百。＇7＇
乾隆十二年五月癸丑，以近岁以来，科道官时有以民气渐骄为言，朕初不信，谕：
夫以普免钱粮，而民不以为恩；加赈厚恤，而民不生其感。偶或地方有司。办理少不如意，辄呼群咆哮，挟制官长。为督抚者，或避卞急之名，或存省事之见，不询根由，不顾大体，甚或参处官员，以图结案。
夫百姓之敢于恣肆妄为，亦由平日不知尊亲大义。而平日之不知大义，则由于朕厚加之以恩膏，而不先率之以教化。督抚亦惟知朕有爱民之心，而不思朕有教民之责。居恒煦呕燠休，惟恐咈百姓之意。百姓目无官长，竟若官长去留，可操之其手，及群不逞哗然而起，而官长则己挂名弹章。以致益煽，习为故常。犹劣子之倚慈母，有所恃而无恐，且抗衡焉……
今日之顽民聚众，干犯刑章，朕得不引为已过，深自愧悔也欤？然朕虽失教于前，尚思勤恳诲迪于后，以为黎庶劝。
对生衿参与，更表示要严惩不贷。十一月辛卯，谕：晋省两年中，如天镇之抢粮，乡宁、静乐、镇宁等处之聚众抗官，皆劣衿倡首。该学政从前未报劣行，宽纵之咎，已属难辞。
乾隆初政，皇上“念天下一家，流亡者穷而无告，故复定冬留春送之例”，严格实行了因灾流民的留养资送制度。“但意美而法未良”，盖从来勘灾，尚多匿饰，外来流民，无从核辨，惟有尊例资送而已；送回本籍不必核辨，惟有尊例补赈而已。定例：赈银月给钱二分，资送者日给钱二十，两相比较其利孰倍？于是游惰之民明知村落无灾难以入赈，不如预行外出，以求资送，又借资送文书以罔本籍，两相伪冒。＇8＇
所为乃是“爱民”，而突然发现，一旦如此，“民”还有那么“可爱”吗？
这一切似乎都可以另作解释，也可以说他本是一个纯朴的青年，经历了这样那样一番思想的转变，这才把心肠硬了起来。
乾隆十三年遂发生更大规模的闹粮事件，和更严厉的镇压。事情这回又是发生在江苏。
与以前闹粮事件不同，苏州是一个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工商业重镇，又是通往浙江的交通孔道，每年需要大量的粮食输入。这一年因连续受灾，粮价猛涨，＇9＇官府虽减价平粜，市价未能即平。四月十四日，苏州民人顾尧年自缚双臂，插竹粘纸，上写“无钱买米，穷民难过”等语，前赴巡抚衙门喊诉，欲求勒令米铺减价出售，从者甚众。巡抚安宁将其发往长洲县讯究，民人叶龙等聚众齐赴县堂吁请释放，混乱中将县堂暖阁打毁，并将顾尧年抢走。随后群众拥向巡抚行辕，将栅栏挤倒。营兵即刻出动，拿获闹事者三十八人。
得到消息后，皇上命将顾尧年聚众一案主犯及首犯立即杖毙，以儆刁徒，五月丁酉，谕：近年各省屡有聚众抗官之案，几至效尤成习。而吴中民情素属浇漓浮动，即如米价腾贵，地方官既为之劝谕，筹划平粜，而匪犯顾尧年仍复挺身而出，借端挟制，岂非光棍之尤？若不严行惩创，何以示警！并拟议在苏州添设八旗驻防（未果）。
顾尧年杖毙后，街巷出现匿名揭帖，内有立毙二十一人之语。随即青浦县罢市首犯二人也被毙于杖下。如此法外行刑，颇滋谤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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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乾隆十六年闰五月戊辰谕：民间物价。本自不齐。祇可随时调剂。不能概绳以官法。即如人生日用最急者。莫如食米一项。今谓意在恤民。而欲官为立制。务使市价损之又损。闾阎皆得贱食。意则美矣。欲其行之于事。能乎不能乎？
＇2＇ 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合编《康雍干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北京，1979）一书所示。
＇3＇ 《啸亭杂录》卷7《徐中丞》。
＇4＇ 对于此类事件，以前则往往责之于官，并不治罪于民，如乾隆九年五月，直隶总督高斌参奏滦州知州李锺俾不能体察民情，及时出借口粮，致有刁民罗天才等乘机纠众，抢割麦田，强借粮食等事。即将其掣回，并未究治“刁民”之罪。
＇5＇ 雍正十三年十月谕。
＇6＇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甲辰谕。
＇7＇ 乾隆十三年五月己丑。
＇8＇ 袁枚：“上两江制府请停资送流民书”，《袁枚全集》2，页240。
＇9＇ 据美国学者李明珠研究，乾隆十三年（1748）出现了粮价的南北“异常”，对此也许能试着作出一个解释：这一年江南粮价的特别上涨，只是一个“个别现象”，它原因于局部的灾害，一方面，它是“真实”的，并足以造成当地价格的异涨，一方面，它又不够“大”，不能引起其他地方（如华北，如广东）的“连锁反应”（与李明珠教授的讨论及来往信件，2005年）。
＇10＇ 《永宪录续编》：乾隆十三年，江南米价昂贵，苏耆吁请平价，触安宁怒，立拘三十八人，多毙杖下。及后奉旨枷责，只余六人。原安宁放米出洋，暗受其贿，乐米贵，商船始来。布政辰垣奏之，斥回京。是其背景原因甚为复杂。
六、乾隆十三年
17。自失
在乾隆十三年这个不祥的年头里，还发生了哪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呢？
苏州一案是所谓“大不称心”几件事中，没有提到的一件。之后复因各省屡有聚众抗官事件，特命刑部照陕甘刁民聚众之例，立即正法。
到乾隆十四年的秋审、朝审，皇上还一改从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决，即行处死。
一时大狱叠起，形成前所未有的恐怖气氛。据说，昔日时的宽仁皇帝，一下子变成了铁腕皇帝，整个朝廷为之震惊。这一切似乎都是由于丧妻后产生的一种变态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