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已失传，《郎潜纪闻三笔》页772云：伪稿密参在朝多人，如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海望等；另据小说家言，其首乃“为谏奏皇上节欲劳政、爱养旧臣、体恤八旗勋贵、摈弃小人、奖拔君子为治天下，臣孙嘉淦跪奏……”数语；大略指皇上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搁置先帝老臣，宠幸后宫，甚或与外戚之属暧昧情事；“今皇上欲追尧舜之君，而行桀纣之事，欲思圣祖之道、世宗之法，而效前明声色狗马之俗，南辕而北辙，遂令天下失望，不亦惑乎？”参见二月河：《乾隆皇帝》《风华初露》，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页398。
＇67＇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丙午。
＇68＇ 乾隆十七年六月壬辰。
＇69＇ 参见高王凌：《乾隆南巡》（未刊文稿）。
＇70＇ “叫魂案”又名“割辫案”，什么是“叫魂”呢？相传那一年从南方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说有一伙不法之徒正在四处游荡，通过在人的名字、辫子或衣物上施用魔法，摄取人的灵魂。这引起了地方上的恐慌，也因此惊动了朝廷，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以上参见孔非力《叫魂》，及高王凌“叫魂案之前因后果”，《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不过，如果说“伪稿案”还找到了一个“替罪羔羊”，“叫魂案”却最终是“不了了之”了。
＇71＇ 湖南巡抚许容诬奏谢济世，被夺职后，乾隆七年，有旨仍命抚湖北，给事中邹小山上疏：“乞降旨宣示臣民，俾晓然于黜陟之所以然。”疏入，上遂寝其事，《朗潜纪闻·三笔》卷9，此乃其小者。
＇72＇ 周世宗以违众议，破北汉兵，自是政无大小，皆亲决，百官受成而已。推官高锡上书谏曰：“四海之广，万几之众，虽尧舜不能独治，必择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亲之，……不若选能知人，正者以为宰相，能爱民听讼者以为守令，能丰财足食者使掌金谷，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狱，陛下但垂拱明堂，视其功过而赏罚之，天下何忧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职，无乃失政之本乎？”不从。《御批纲鉴》（卷70）批曰：“人君躬揽庶政，则权不下移，奸欺无由得售，所全实多。高锡扭于晏安习见，但以垂拱为得大体，而不知敕几实握治原。……观周世宗事皆亲决，而美政史不胜书，可以知治要矣”，其事颇为相似。
＇73＇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戊子谕。
＇74＇ 朝鲜使臣报告，《李朝英祖实录》，英祖十九年十月丙子（乾隆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档案系合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北京，1979，页3。
18。尾声，不同角度的观察
乾隆十三年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首先，是关于清朝军事力量的强弱，在刘松龄看来，通过金川之役，可以看出满洲人的军事能力已经低落了；而在稍后一封关于平定准噶尔的信里，他都没有一句话夸赞清朝的军事力量。
大约同时，金川之役在天主教传教士安德列斯·雷（1692？～1772）的日记中被翔实地记录下来。雷的传教基地在成都，他叙述了清军高昂的阵亡损失：一些士兵被金川人砍成肉泥，一些士兵饥寒交迫成了残废，一些士兵为逃避敌军追击纵身跳下悬崖，许多将校在绝望中上吊自杀。冻疮严重削弱了清军的战斗力。清军阵亡士兵的遗孀在官府没有发给她们抚恤款项的情况下，到成都地方官的衙门门前示威抗议。在这种糟糕的形势下，谣言四起，甚至谣传乾隆帝已经驾崩。＇1＇亚历山大·伍德赛德（Woodside）在《剑桥清代史》中写道，满洲旗人所向无敌和办事高效的声誉在金川宝塔形状的碉堡前完全破灭（
第五章《乾隆朝》）。这一件事，初传教士以外，当时还没有人道及。
第二个方面，是对金川这场战争的缘起，清朝一方的史料把过错都推在了对方身上，如说他们抢劫行旅（所谓“夹坝”），侵略友邻，威胁进藏道路塘讯等。而据刘松龄说，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本是为了争取“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这就打破了单方面史料的限制。
中国学者很容易说，刘松龄“错了”。他们更相信官方的史料，好像清代官书上有的，才算是有，没有的，或不符合的，就不能证明似的。殊不知，那是靠不住的。原因之一就是清人一直在修改他们的史料，特别是档案史料。其结果，必然是几乎没有什么事能“考订”出来，无论怎样“考异”都没有办法证明。
汉人不够重视经济贸易，这不奇怪，但周边或内地的其他民族并不是这样的。读一读《大清高宗实录》，就可以知道与北方民族打交道时，“贸易”占有了多么重要的地位！金川难道是一个“例外”？那里岂不是以盛产黄金而闻名？＇2＇
据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前言》中说，作者吴敬梓“摄取的故事素材有发生在1748年（即乾隆十三年）的”，＇3＇可能即指
第三十九回所说，“过了半年，松潘卫边外生番与内地民人互市，因买卖不公，彼此吵闹起来，那番子性野，不知王法，就持了刀杖器械，大打一仗……又把清枫城一座强占了去”（页381）。
其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四十一年发生了第二次金川之役，起因除了官书档案所记大小金川强横不驯外，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说：附近一些汉人地方官吏敲诈欺压，故彼等倡乱反叛。＇4＇同样或类似的情况，是否可能也发生在第一次金川之役呢！
至于第一次金川之役，无论清军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5＇刘松龄曾经希翼的“大起义”，自然也没有发生。
在以后的一些信件里，刘松龄终于承认，他的传教事业失败了，科学传播的事业也失败了。在任职钦天监二十七年之后，刘松龄奏请让出自己的职位，但为皇帝所拒绝。＇6＇
当代史学家多对“科学”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因为一部“现代化”的历史，从表象上看，首先就是物质文明变革的历史。在中外历史上，也从没有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有关的“制度变革”占据了这么重要的地位。“科学”（实际上很多都是“技术”，而非“科学”）传播和应用的作用，不言可喻。
我们时常会看到一些假设：假如把那些西方人带来的先进科学仪器好好利用起来，就会出现怎样怎样的结果；＇7＇或是在清朝掀起一个习学西学的“热潮”，甚至能够以科学来开科考试、选拔人才，又当如何如何。＇8＇须知，在这些“一厢情愿”的凭空想象之后（假定它能够照办），还需要一个连着一个的假设，一个假设的系列，或系列的假设，单向而无变化，这怎么可能呢？＇9＇
在这中间还存在很大的误解。其实，在所谓“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科学”并未曾起到这样大的作用（到较晚的阶段，科学和新发明的传播也就不是大的问题）。据弗兰克研究，在著名的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发生后的两个世纪里，科学实际对欧洲的技术和工业发展根本没作出任何贡献。还有学者提出，科学发现不是技术创新浪潮背后的唯一促动力量，它显然也不是必要条件。＇10＇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崇拜的不外就是“科学”和“民主”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刘松龄带给中国的，除了“科学”以外，还有什么“政治理念”和“组织建构”可以夸耀吗？
在整个十八世纪和它前后，刘松龄所属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都处于战争之中。其中包括同土耳其的几次战争（1683～1699、1716～1718、1737～1739、1788～1791）；同法国的九年战争（1689～1697）、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1～1713）；1740年以后针对普鲁士的长期战争（包括奥地利王位继承战及七年战争），以及十八世纪末反对波拿巴的同盟战争，等等。＇11＇这些有的是外线作战，有的则不是，如土耳其军队即曾兵临城下，包围帝国首都维也纳。
相比之下，中国却正处于一个“百年和平”之中。从康熙四十年代（即公元1680年代）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以来，内地几乎没有战争，乾隆朝“十全武功”，主要发生在边疆地区（包括西南等清人所谓“新疆”、“土司”之地）。
据研究，在欧洲各种专制君主之中，哈布斯堡王朝是最著名的。一方面，奥地利帝国在国际上经常站在“反革命”同盟一边，另一方面，在内政上它恰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这个国家并没有因刘松龄所拥有的“科学”而“现代化”，或实行政治变革。＇12＇
在奥地利皇帝治下的是一个民族大杂烩，其中800万臣民是德意志人，比这多一倍的是这种或那种斯拉夫人（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罗塞尼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还有500万匈牙利人，500万意大利人和200万罗马尼亚人。＇13＇确实，这样的政治，怎么就比中国好呢？＇14＇从某种角度说，这个“大清帝国”除了不信耶稣基督以外（它可有着多种的宗教信仰自由），在各个方面，可能并不多让于奥匈帝国。不但如此，就连整个欧洲文明，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康有为眼中，已是失望之极。＇15＇马戞尔尼带来那些“科学技术”及“坚船利炮”，就更不足道了。
乾隆初年，刘松龄对清政府真是充满了鄙夷。不过，他的看法逐渐也有所改变，也不再那么恨皇上了。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刘松龄说，不知该用什么话来赞美皇上的认真和思考能力。他说到做到。很想了解所有的事，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情况，不管是在打猎时还是在出访中。他做事情非常有条理，而且下边的人都愿意听他。中国人会发命令，也会听话。
在另一封信里，他赞美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有秩序的和平的帝国，不像欧洲人那么喜欢打仗。中国人这么喜欢和平，是不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