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陈宏谋：《耕讲堂杂录》。
＇25＇ 《南方周末》有篇短文说：王夫之在《读＜通鉴 ＞论》中说，北魏皇帝叫州县的父母官儿下基层劝农民种这种那，其实只是添乱、扰民，只会对正常的农业生产起到干扰的作用。这是因为，“若农，则无不志于得粟者也。其蓏者，既劝之而固不加勤；而劝之也，还以伤农”。“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农民他会不知道应该把地种好？会不知道什么土地适宜种植什么？当下重温“王夫之定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们所耳闻目睹的现代“劝农篇”还少吗？黄波：“‘三农’问题中的‘王夫之定律’”，2003年6月26日。
＇26＇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04…108。
＇27＇ 分见雍正二年二月癸丑谕，《世宗实录》卷16；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
＇28＇ 嘉庆《达州志》卷49，引《论语·尧曰》；按：《论语》全句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亦可为政府劝农作一解答。
＇29＇ 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耕地面积”，《清史研究》1992：3。
＇30＇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7。
＇31＇ 据说，1950年1月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曾说，中国人吃饭难是个普遍的大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发展农业，扩大粮食耕作面积。见《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175；其后的改变，见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1964年。
＇32＇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6、129。
＇33＇ 以上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64。
＇34＇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83。
＇35＇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90…91。
＇36＇ 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页278。
＇37＇ 参见刘灯：“小农经济论辩”，硕士毕业论文（2004，未刊）；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37；“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海洋出版社，1999，多处。
＇38＇ 如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圣祖谕：“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圣祖实录》卷249）；雍正二年闰四月世宗朱批：署广西巡抚韩良辅“此奏之可嘉，不可尽述。此开垦一事，……只要以百姓作利为念，钱粮起科皆末节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2册947页 ＇39＇ 乾隆十六年五月己未，《高宗实录》卷389。
＇40＇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页99、104…105。
＇41＇ 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中文版序。
＇42＇ 南怀瑾：《论语别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页307。
＇43＇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己卯，《高宗实录》卷695；所谓“余三余一”，参见《礼记·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
＇44＇ 这是十八世纪甚至是整个清代最大的一次灾害，参见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及相关著作。
＇45＇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第六、七两章。
＇46＇ 参见高王凌：《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美）《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
＇47＇ 参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456—458、541—545。
＇48＇ 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通告各村：“你们的尼堪国，富人多占土地，雇人耕种，吃不完的粮食就卖。穷人因为没有土地，也没有粮，……乞食而生。富人积粮腐烂，聚集财物收藏无用，不如养那样乞食身无一物的穷人为好。……我今计田，一男种粮的田五晌，种棉的田一晌，公平地分给。……从此，先前讨饭的人，不再讨饭了”，辽宁大学历史学：清初史料丛刊第一种，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二分册，1979，页41。
＇49＇ 雍正二年六月甲午，户部侍郎寒德奏请设立井田，于是利用内务府余地20000亩，将八旗无产业人中16岁以上、60岁以下者，派往耕种。各受田百亩，周围八分为私田，中间百亩为公田，《世宗实录》卷21；南怀瑾认为，这件事，雍正在文书中，便有“同力共养”的要求，如从现代人的观念来讲，等于是他首先实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农场，《原本大学微言》，页657。
＇50＇ 乾隆二年二月三日，《乾隆嘉庆两朝奏议》。
＇51＇ 乾隆二年二月甲子，《高宗实录》卷36。
＇52＇ 乾隆八年九月丙申，《高宗实录》卷201。
＇53＇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9；另见晏斯盛三疏，《皇朝经世文编》卷40。其后又有梁畅善、刘天成等请行均田。高宗谕：三代井田之法，岂非王政之善？“此亦宜于古而不宜今。近世人情日薄，谁肯先公后私”？均田亦称善政，而“无论夺富以益贫万万不可，即使裒多益寡，而富人之有余，亦终不能补贫人之不足，势必致贫者未能富，而富者先贫。”刘天成此奏，“若以为嘉奏疏则可，若以为目今治世只良法，则未然”，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第一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页312—313。
＇54＇ 今日之田制，大约最近于传统的“均田制”，参见高王凌：“当代改革的历史依托”（未刊文稿，1987）。
＇55＇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壬午，《高宗实录》卷9。
＇56＇ 乾隆五年六月戊寅，《高宗实录》卷118。
＇57＇ 乾隆五年闰六月庚子，《高宗实录》卷120。
＇58＇ 乾隆十三年二月甲戌，《高宗实录》卷309；以上参见经君健：“论清代蠲免政策中减租规定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1。
＇59＇ 参见《国家的视角》，页，101；当然，与纳贡相对应的税收在中国是早就实现了的。另据研究，在明代十六世纪，赈济灾荒本是由地主负责，见森正夫：“一六—一八世纪にぉけろ荒政と地主佃户关系”，《东洋史研究》第27卷第4号，1969，页69～111。
＇60＇ 参见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61＇ 黄六鸿：“养民四政”，《皇朝经世文编》卷28。
＇62＇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页201…202、80…84、296。上述那些，也许可以称之为以税收作为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但这也是苏联（1928年）曾经实行过的方法，见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页103。
＇63＇ 如江苏巡抚觉罗雅尔哈善奏：以捐监论之，如一家收谷千石，昔年谷贱不过卖银五六百两，今可赍银千两，捐监两三名，去谷四五百石，余谷仍可卖银五六百两，是贫民食贵徒为富户捐监取赢，富户日利其贵，欲遏之贱不可得也（乾隆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第三分册“仓储项”，档案号1147…013）。
＇64＇ 马戞尔尼使团成员约翰·巴罗（Barrow）在《我看乾隆盛世》中写道：财富在中国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受到法律的重视，因而也没有得到同样的保护。在欧洲的政府中，财富几乎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施展其影响力，使人们百般依赖。在中国，富人不敢承认自己富有，因而财富带来的一切欢愉和快感都丧失殆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页279。
＇65＇ 《圣祖实录》卷213；按：此即乾隆十三年高宗阅《山东通志》所载圣祖“减轻田租”、“赡养佃户”之谕。
＇66＇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页54…60；关于国家、地主、农民三者关系的研究，参见白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中译本 ＇67＇ 如高宗谕，灾荒之时，富户“拥仓庾以自利，固属为富不仁”（乾隆八年五月己酉，《高宗实录》，卷193
＇68＇ 乾隆二年闰九月二十九日高宗谕，《乾隆朝上谕档》第一册，页226。
＇69＇ 有研究表明，在财产纠纷中，富户或债主的权益从未得到充分的保证；如在债务清偿上，往往只归还部分利息或本金即可，参见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知识分子文丛》之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70＇ 参见高王凌：“清代有关农民抗租的法律和政府政令”，《清史研究》2000：4。
＇71＇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第八章二节。
＇72＇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第一章一节。按：此书的缺憾，如伯重本人所说，“是没有从宏观的角度对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进行分析”（页33）。又，伯重于1988年以前，尚未考虑过这一问题，仍“沉溺于西方中心主义史观中而不自觉”（页36），但这样是否就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和究竟怎样看待“西方中心主义”，有些问题还需考虑。
＇73＇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03…205。
＇74＇ 如“薮牧”是指畜牧业；所谓“山泽之利”，是指金玉铜铁等矿冶、齿牙革角竹木等手工业原料的发掘，以及盐业等；即令是“园圃”，也不归小农所有和经营。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