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由海外名校毕业、曾一手创立中国最高学府、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了如指掌的孙元起来处理此事，资格认定肯定会从重从严。一切鬼蜮伎俩都将无所遁形，他们的愿望也将落空。所以他们难免觉得有些失落，欢呼声自然也小了不少。
又劝慰了片刻，学生们才陆续散去。孙元起有些玩味地看着蔡元培：“孑民兄，你是故意把我诓来这里的吧？你我兄弟一场，此举未免有失厚道啊！”
蔡元培嘿嘿笑道：“那你当初推举愚兄出任教育总长又算不算厚道？”不待孙元起回答，他又正色说道：“百熙。中央学会诸事看似不难，因为通观全国，符合会员互选条件者也不足十万人，远不及地方一府人口；可要想按期完成参议员却也不容易，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互选资格解释的困难，不是学会法令规定得不清楚。而是学生们根本不愿意听。刚才学生们抗议的场景你也看见了，要不是今天你在这里，蔡某肯定难逃一劫。
“接下来是审查毕业证书的困难。清末各省高等学堂所颁毕业文凭，率由各省自己印制填写，上面只有学堂、提学使关防，并无学生照片，涂改仿造极为容易；若是冒名顶替。一时间亦无从查验；如果学历文凭证书因为兵灾水火不慎遗失损毁，或此时不在身边，恐怕也难以补办。此外，还要提防各省政府为争取本地名额，故意串通学堂作假。
“再者是选举造册的困难，从地方收缴验证文凭，到递交教育部审查，再到中央学会登记造册、返还文凭。手续繁杂，工作量大，除非有大批人手一起处理，否则很容易造成各种资料堆积如山，难以措手。而且工作中稍有纰漏就会酿成纠纷，然而期间纰漏必定不少，比如文凭在寄送过程中丢失、登记造册中漏掉一些人等。如果中间再有人故意挑拨生事。只怕难以善终。
“还有杜绝舞弊的困难。各省必须接到选举名册及选票才能进行选举，互选之后必须等到各省选票汇总至中央学会才能确定会员名单，在此过程中到处都是上下其手的机会，让你防不胜防。一方面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又时间紧迫，从现在到国会召开不到四个月时间，稍微拖延便会功败垂成。所以还请百熙从大局考虑，尽快着手，早些完成！”
孙元起知道事态严重，对于中央学会的职务任命也就没再多加推辞。他向蔡元培稍稍了解中央学会前期工作进展之后，迅速返回经世大学，与经世大学教育系、中国政策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等单位人员就中央学会的定位、架构及选举事宜进行了长达一周的磋商探讨。就在蔡元培和请愿学生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他向教育部提交了包括《中央学会章程》、《中央学会会员互选细则》、《中央学会参议员选举办法》在内的一系列文件。
在这些文件中，孙元起首先将中央学会定义为虚体的学术机构，下面分为两个实体的学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以及即将组建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部，成立后正式名称将为中国社会科学学会。
从机构设置来看，每个学部都下辖一系列专门的学会。就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学会）来说，下面就有中国文学会、中国哲学会、中国史学会、中国经济学会、中国语言学会等名目。
而从机构隶属角度来说，中央学会对应各省学会，中央学会各学部则对应各省学会的学部，中央学会的各个专门学会又对应各省学会的各个专门学会。由此，入会的会员也被分为三类：由各省专业学会互选产生的普通会员；由全国性专业学会的所有普通会员互选产生的高级会员；由中央学会会长、副会长提名通过，或外国学者对中国学术有特别贡献者，称为荣誉会员。
至于会员互选，孙元起有惩于之前学生对于《中央学会法》的质疑，先是对具有互选资格的人群做出了专门的界定。比如所谓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就是中学毕业后或具有中学毕业程度的学生经过考试选拔才能入学，实施学科教育并授予特定学位的高等教育机关；所谓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生”，就是在大学、高等专门学校接受专业课程教学三个学年以上，所有科目考核合格，取得毕业证书文凭的学生。界定之严密、解释之古板、条款之苛刻，简直令人发指。
孙元起还唯恐不够精密，又组织经世大学教育学系师生对中国1898年出现高等教育以来所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详细列举了全国所有施行高等教育的学校名称以及起止年限、专业名称；对外国大学及高等专门学校也进行了罗列，明文规定各国特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速成专科（部）毕业生不在此例。就拿蔡元培舞弊的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来说，名单中就明确指出该校只有1908年至1912年优级师范科的毕业生才具有互选条件。
为防止因学校资料缺失而导致的人员遗漏，孙元起又特别要求，目前各省应就名单规定的合格人士迅速展开普通会员选举，以便在规定时间内选举出参加国会的参议员。至于其他不在名单的学生，可以以信件的形式向教育部反应，中央学会也会为他们单独留出1个参议员名额，等待时机合适再另行补入，以免因为一部分人而累计全体选举。规定颁布之后，如果再有学生寻衅滋事，借故抗议请愿，阻挠选举进行，第一次当课以100块银元的罚款；第二次将课以500块银元的罚款；第三次则处于一个月的拘役，并剥夺五年之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绝不姑息。
孙元起在随文件送给蔡元培的信中也申明，如果临时参议院、内阁同意自己的意见，那么自己会接受相关职务任命，暂时负责中央学会的会员互选与参议员选举；如果不同意，那不好意思，孙某能力有限，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估计临时参议院、内阁也是没有别的高招，很快便顺水推舟地同意了孙元起提交的所有文件。随后，这些文件在《政经日报》、《申报》、《民立报》、《民权报》以及中华广播等媒体上以政府公告形式连续刊登，位于经世大学旁边的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也挂出了“中央学会”“中央学会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部”“中央学会会员评选委员会”“中央学会参议院选举委员会”等牌匾，标志着中央学会正式成立。
不知是因为孙元起的人格魅力，还是有关处罚规定过于严苛，公告颁布数日之内居然无人提出反对意见。而近水楼台的经世大学作为中国在校师生人数最多的高等学府，在这几天内已经先后有上千人在选举事务所登记审查，几乎占据了全国登记总人数的九成！
真正会员选举的时候，该不会是经世大学一家独大吧？孙元起不仅忧虑：尽管经世大学在中国科学界确实是一枝独秀，在中央学会中占据大半壁江山也在情理之中。但自己执掌中央学会选举大权，如果现在的7个参议员名额中，经世大学学生独占6、7人，恐怕难免为人所诟病吧？
就在这时，门人突然来报：“大人，京师法律学堂王锡銮请见！”
第三九九章系马高楼垂柳边（三）
京师法律学堂？孙元起有些疑惑：这所学校不是已经不存在了么？
京师法律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官办法律学堂。当时清政府鉴于庚子国变、帝后西狩的屈辱，开始励志变革推行新政，其中包括法律革新。光绪三十年（1904），朝廷批准成立修订法律馆，对旧有的帝国法律进行删削，并参酌外国法律，起草适合新形势下的民刑法典。
随着法律改革的全面深入，法学人才短缺的矛盾日益显露，因此培养大批汇通中西的法律人才，就成为保证全面修订旧法、推行新法的重中之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清末著名法学家、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向朝廷上奏，请求拨款设立法律学堂，开辟了清末法政学堂创制之先声。
沈家本的奏本最终获得了朝廷的批准。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法律学堂终于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正式开学，为此清廷特地赏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作为法律学堂开办的贺礼。第二年，法律学堂由修订法律馆所属改为法部直属，并正式改称“京师法律学堂”。
根据《修律大臣订立法律学堂章程》的规定，学堂设专修科、速成科两种，考取朝廷各部属员入校学习，毕业后派往各省佐理新政。其中专修科学制三年，课程与当今法学院的课程极为相似；速成科学制一年半，只学习大清律例及唐明律、现行法制及历代法制沿革、法学通论、宪法大意、刑法等14门主干课程，目的是使学员在短期内成为政府所急需的法律人才。
京师法律学堂的创办，为当时中国培养了大批的法律人才，为中国法制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所培养的人才在以后的政治及法律运动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法律学堂只开了甲、乙两班，毕业生大概500人左右，还未来得及开办丙班便被停办，学生并入了京师法政学堂。
京师法政学堂创办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是学部以“造就完全法政通才”为宗旨而设立的专门学校，不久法部的京师法律学堂、度支部的京师财政学堂同时并入，使它迅速成为全国法政专门学堂中的巨擘。但它也没有存在太长时间，在民国元年的孙元起手中，更名为现在的北京法政专门学校。
可以这么说，京师法律学堂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为什么王锡銮此时还要特意在姓名前冠上这个学校呢？孙元起稍稍思忖便明白了意中所指：他是代表京师法律学堂前来请愿的。该来的总会来的！孙元起深吸一口气。对门人说道：“有请！”
京师法律学堂成立不过六年，王锡銮作为该校的毕业生，孙元起最初还以为他是个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谁知片刻之后却进来一位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看上去比孙元起还老态些，恭恭敬敬地鞠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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