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 作者:何事公- 第6部分

老头打量一眼孙元起，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咱老佟也是一号儿，绝不做那昧心的事儿！”

孙元起立马解释说：“刚刚我那是不想麻烦您老，打算自己去。可听您老这么一说，才知道我根本不是那块料，这才烦请您老出马的。”

老头儿才拗过劲儿来：“行。可您要的东西我可记不全活……”

“我都记在这纸上了。”说完，从书包里掏出那张纸。

老佟摇摇头：“它认得我，我认不得它。”

“那您老就估计着买，都是日常起居必须的，合用就行。”孙元起也没辙儿了，“大概多少钱？”

老佟合计了一下：“我估摸着，两三块大洋一准儿能备齐！”

这比孙元起预计的要少得多，就从书包中掏出三块大洋递过去：“那就麻烦您老！”

“您瞧好吧。”老佟信心满满，转身要走。孙元起又喊住了他：“再问一个问题，昨儿那个叫丁韪良的外国老头住哪儿？”

第四章读书都为稻粱谋

丁韪良（derParsonsMartin，1827－1916），字冠西，美国印第安纳州人。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父亲和兄弟都是牧师。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丁韪良志愿参加美国北长老会的海外传教使团，并被派往中国的宁波。随后为美国政府提供太平天国情报。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任美国公使列维廉的翻译，并参与起草《中美天津条约》。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一度回国，不久又来华，在北京建立教会并开办学校。1863年，丁韪良开始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该书受到恭亲王等人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1865年任同文馆教习。1869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大力推荐下，丁韪良辞去了在美国北长老会的教职，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直至1894年。期间，并曾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得三品官衔。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光绪皇帝授丁韪良二品顶戴，并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1902年，清廷颁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丁韪良又被重新任命为总教习。但西教习们因向清廷要求补偿薪金引起纠纷，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借“经费紧张”为由，集体辞退了丁韪良等西教习。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在北京去世，与妻子同葬于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

从1850年到1916年，除了中间有4年时间不在中国，丁韪良在中国共生活了62个年头，是清末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一方面他积极宣传基督教，仇视义和团运动，主张列强划分势力范围、“以华制华”和由美国割据海南岛，以加强奴役中国；一方面多年从事翻译、教育的实际工作，并曾长期担任中国著名教育机构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负责人，这使他无意之中在中国近代教育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第一次正式地、全面地将国际法著作介绍到中国。

一个历史场景至今耐人寻味：1898年，当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成立时，丁韪良被光绪皇帝任命为首任总教习（即校长），授二品。开学之际，他当着全体中外来宾的面，向中国的圣人孔子鞠躬致意。此举使丁韪良被一些基督教人士视为神的叛徒，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以这样的方式融入了中国，成了中国教育的一分子。（以上改编自“百度百科”。）

当然，丁韪良的这些光辉业绩，孙元起是丝毫不知道的。这也难怪，毕竟这些教育史上的东西，离物理系研究生的距离太远。学教育学的时候，可能偶尔提过一两回，可谁会留心这个？又不是考点。

孙元起穿着长衫皮鞋、拖着假辫子，别别扭扭的走在灰尘四起的街道上，眼睛四下打量，觉得这皇城根上的街景，还不敌二十一世纪的小城镇呢。周围人见了他，也拿眼上下咂摸：“嗬！这个长人可够俊的，真白净！”

“吔，长衫下面的鞋子够怪的！”

到丁韪良府第门口的时候，已是快十一点了。估计平日里也没什么人到丁韪良家，所以门子见了孙元起，很是多看了几眼，上来问道：“先生有何贵干？”

孙元起心想，这丁老头记不记得自己还两说，贸贸然找上门，能有何“贵干”？当下，硬着头皮说：“我是美国公使康格先生推荐的老师，前来拜会丁大人。”

“有拜帖么？”门子问。

孙元起摇摇头，说：“没有。——你和丁大人说，就是昨日里见的物理老师，他一准儿明白。”

门子也没为难他，转身一溜烟儿的跑进去禀告去了。不大一会儿，满面红光、精神矍铄的丁韪良迎了出来：“上帝啊，看看都是谁来，快请进，快请进。”

孙元起快步迎上去，本来是想握手，结果丁韪良张开双臂，来了个结结实实的拥抱。接着，丁韪良退后一步，仔细打量孙元起：“瞧瞧，瞧瞧，这块头、这相貌、这气质，自从我离开美利坚，已经好久没有看见这么精神的小伙子了。”

刚要谦逊几句，丁韪良拉着他的手就往屋里走：“你知道么？中国的小孩子是那么朝气蓬勃，可是进了学堂之后，就变成老学究一样，没有一点生气。等到了青年时期，就是老气横秋，开口闭口‘之乎者也’的。像你这样青春活力的小伙子，在中国学堂里是非常少见的，嗯，至少我还没有看见过。等你到京师大学堂任教之后，你就会赞同我的意见的……”

丁韪良很健谈，或者说，很啰嗦。直到在正堂坐下之后，孙元起才有空说出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尊敬的先生，今天冒昧前来打扰，是想询问一下关于京师大学堂的事情……”

“要茶还是咖啡？”丁韪良问孙元起，还没等回答，又接着说：“还是茶吧，毕竟是在中国。刚好前几天孙大人——就是昨天你见到的那位——送了我一些上品的明前龙井，正好尝尝。”于是吩咐仆人上茶。

转过头来：“我的孩子，你刚才说什么？哦，对了，京师大学堂的事情！怎么说呢……你是知道的，我是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但是有些事我也不是很了解——中国的官员向来如此，总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在任何独立的事情中，都夹杂着勾心斗角、利益分配、裙带关系……比如京师大学堂的房屋问题，五月二十九日的时候，孙大人开始上奏；同日，庆亲王便将马神庙作为办学地点；因为马神庙房屋‘共计三百四十余间，因年久失修，情形甚重’，三天后的六月初二日，皇帝陛下要求内务府修葺马神庙。一个月过去了，昨天我和孙大人前去勘查，工程毫无进展，开学遥遥无期！这笔款项，一定又是被那些可恶的官员贪墨了，我的孩子，这是犯罪，是**裸的犯罪，不可饶恕！……”

从丁韪良那一大堆话中，孙元起听到了一个令他非常失望的消息：“开学遥遥无期。”于是脸上堆满了阴云：“尊敬的先生，您说的‘遥遥无期’会是多久？”

“多久？这可没准儿，这取决于皇帝陛下的决心和官员们的努力。”丁韪良多少有些幸灾乐祸，看到孙元起满脸愁云，关心的问道：“我的孩子，怎么啦？难道遇到了什么难题？”

长期的传教士生活和白发苍苍的容颜，使得丁韪良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孙元起看着满脸慈祥的丁韪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开始倾诉自己的困境：“刚回国内”，“初到北京”，不通习俗，没有工作，身无分文，无亲无友……总之，核心就是一个词：“没钱”。

丁韪良很用心的倾听孙元起的诉说，并为他的境遇表示同情和担忧。听完之后，说道：“可怜的孩子，上帝会保佑你的。”半天，挠了挠头：“我想，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先去一所中学里任教。”

“去中学任教？”孙元起一愣，被折腾来这个万恶的清朝，还不是因为去中学面试时产生的后果。不过在生存压力面前，这点心理阴影早就烟消云散：“去中学任教那是最好不过了。可是哪里有中学呢？”

“哈哈，我的孩子，如果你愿意，现在就有一所中学可供你选择。”原来丁韪良在第二次来华时，在北京创办了崇实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二十一中学，并在1865—1885年任该校校长。现在他说的，就是这所崇实中学。

丁韪良问：“你去崇实中学选择教什么？还是‘格致’么？”

“这是当然的，我除了对‘格致’还算精通，其他的都远远不行，会误人子弟的。”孙元起解释道。心里却想：读研究生以来，只学了三门课，物理、英语、政治。除了物理，教英语？天知道清末的语法和21世纪的语法相差多少。教政治？就马恩列斯毛邓那一套，敢在清末宣讲，十个脑袋都不够砍的。

丁韪良哈哈大笑，白胡子一抖一抖的：“那么我们既是同事，又是同行啦。”

看孙元起一脸迷惑，便略带得意的向他解释：同治五年（1866年）的时候，京师同文馆便出版了丁韪良的《格物入门》七卷，该书综合了著者所学西方的“水学、气学、火学、电学、力学、化学、算学知识，著之华文，构成问答”。光绪九年（1883年），又出版了他编的《格物测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丁韪良算得上是“中国物理学教育的先驱”了。

这些，孙元起自然就更不知道了。但说到物理——“格致”，却也不敢让人。两人说得入巷，一直到午时，丁韪良热情地留饭，孙元起也不多推辞。饭后，又谈了一会儿，孙元起才告辞。临别，丁韪良又赠送了十两银子，并问清孙元起的住址，表示他会积极的与崇实中学沟通，一有消息，便会告知。孙元起千恩万谢，方才去了。

身上有了十两银子、七块鹰洋，孙元起多少有了些底气，觉得省着点儿用，一两个月应该没问题。只是一两个月之后，孙元起安慰自己：那时候，崇实中学、京师大学堂总会有一所开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