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i,ii,iii- 第27部分

＇23＇关于傅斯年放洋留学事，胡颂平《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1984）第2932页写道：“今天蒋复璁带来民九、民十两年的北京政府教育公报”，“编者附记：在附录里，还有傅斯年当年考取出国的分数是八十二分，第二名。”据台湾学者王汎森说：“为了这次官费考试，还有一个插曲，即许多考官因为傅斯年是激烈学生而不拟录取。当时山东省教育厅的科长陈雪南出面力争，认为成绩如此优秀的学生非取不可，终于定案。值得注意的是，此后陈雪南与傅氏保持相当友好关系，1948年，傅在美国，竟被选为立法委员，傅氏不就，也是托陈雪南劝说才接受。”（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载《胡适研究》，第二辑，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24＇《新潮》，二卷，一期“附录”，1919年10月30日。

＇25＇傅氏研究者多云傅斯年在柏林大学颇受朗克的影响，但据台湾学者杜正胜说，傅斯年一生只提到朗克二、三次（杜氏称“兰克”），藏书中亦没有任何朗克的著作，“向来的通说恐怕不必然多么可靠。我对这个问题尚无绝对把握。”（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载《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印行，1998年）按杜正胜的说法，傅斯年之所以在留学的最后阶段决定“弄史学”，是受顾颉刚搞《古史辨》并暴得大名的刺激。傅不愿向顾“称臣”，遂下决心要跳出“顾氏王国”的阴影，“动手动脚找材料”，以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开辟史学的新天地”。傅与顾在广州筹建史语所的矛盾，与两人的学术观念以及傅想跳出顾的阴影的急迫心情不无关系。

＇26＇毛子水《记陈寅恪先生》，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二期，1970年。

＇27＇马亮宽《傅斯年与陈寅恪》，载《傅斯年》，聊城师范学院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9＇《杂忆赵家》，杨步伟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30＇朱家骅，字骝先，浙江吴兴人，16岁（1908年）赴上海，在通运公司结识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蒋介石的拜把子大哥张静江。是年9月，考取同济德文医学校。当时张静江与国民党另一位大老戴季陶，以及陈英士等都在上海扯旗造反，大搞恐怖活动，四处抓捕朝廷命官进和斩首。朱家骅积极参与，得到了戴季陶的赏识。同济大学毕业后，朱家骅在张静江的资助下，于1914年自费赴德国留学，攻读地质专业。1917年初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18年，教育部决定每年选派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男女教授若干名赴欧美各国留学，本年选派刘复、朱家骅、邓萃英、杨萌榆等7人，于8月14日由沪乘船赴美，此举乃中国教授留学之始。与此同船的有李济、叶企孙、徐志摩等初出茅庐的留学生若干名。

朱家骅抵美后不久即转赴瑞士，后再赴德国柏林大学与工科大学深造，1924年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归国，仍任北大前职。1925年因参加北京学生声援“五？卅”等爱国运动，又参加国民党的翠花胡同派（与右派有所区别），遭北洋政府通缉，朱潜入六国饭店匿藏起来。与他先后潜入饭店的，还有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等人。眼望革命形势陷入低潮，性命堪忧，朱化装打扮，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秘密潜逃出京，回到原籍隐遁起来，但暗中仍与外界保持密切联系。数月后，张静江、戴季陶等在广东参与国民党北伐，急需人手，秘密通知朱家骅前去任事。此时蒋介石正以戴季陶为主要幕僚，并视为心腹，而戴也正需要政治上的助手，见朱应邀前来，积极拉拢，并竭力为朱家骅步入仕途铺路打桥。1926年7月，原孙中山创立的广东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山大学，以示对这位民国创建人的纪念。更名后的中山大学被国民党所操控，并实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在黄埔军校校校长任上尝到甜头的蒋介石，深知办学的重要，亲自任命自己的铁哥们戴季陶为校务委员会委员长，顾孟馀为副委员长。因戴与顾在国民党内有更多的要务兼理，难以顾及学校事务，朱家骅借机入主中山大学，出任中大校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副校长）兼地质系主任、教授，主持日常校务工作，并奉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之命改组学校，自此正式踏上了“风险与机遇共存”的仕途之路。

＇31＇朱家骅《忆傅孟真先生》，载《台大校刊》，第101期，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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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与顾颉刚交恶的原因有多种说法，如陈漱渝，根据鲁迅与许广平以及章延谦（川岛）的通信内容，认为鲁迅不满顾颉刚，主要是“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人，而胡适在20年代却多次给封建军阀出谋献策，幻想由他们来‘裁军’‘制宪’、实行‘联省自治’，甚至反对驱逐废帝溥仪出宫。陈源则是众所周知的鲁迅论敌。1926年秋，鲁迅与顾颉刚先后应聘到厦门大学任教。顾颉刚曾表示不问外事，专一看书，但他推荐了潘家询、黄坚、陈万里来厦大，陈万里又推荐了罗常培、王肇鼎，因而在厦大国文系和国学院形成了一种势力。他们排斥鲁迅，说鲁迅是‘名士派’。同年12月，章廷谦来厦大任国学院出版部干事兼图书馆编辑。顾颉刚暗中竭力反对，但事成定局后，他又抢先向章廷谦报告。章抵厦门的当天，他还派人送章一大碗红烧牛肉和一碗炒菜花”云云。（《倦眼朦胧集》，陈渝漱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按另一位名曰孙玉祥者所言：“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不能完全解释鲁迅为什么对顾颉刚这么仇恨。因为即使对胡适和陈源，鲁迅在论争时，也没有违背自己为文原则而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更没有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影射。对‘阎王’这么‘宽大’的主儿会对‘佩服’他们的‘小鬼’那么严厉？这从道理上讲不过去。”（孙玉祥《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载《鲁迅世界》2004年1期）

事实上，即使当事人顾颉刚对鲁迅如此刻薄甚至刻毒地对自己人身攻击也有些莫名其妙，百思不解。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曾不无感慨地说道：“我真不知前世做了什么孽，到今世来受几个绍兴小人的播弄。”（1927年4月28日《致胡适信》）直到去世，顾颉刚都没能明白鲁迅究竟何以如此。后世有名为胡文辉的研究者，在《鸟头与红鼻》一文中，对鲁顾交恶的死结作过解释，文曰：“鲁迅与顾颉刚交恶是现代文化界上的一大公案，据说起因是顾颉刚曾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鲁迅自然耿耿于怀，从此就‘盯’上了顾颉刚”云云。（胡文辉《最是文人》，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若按胡文所言，就不免牵涉两个悬案：一是鲁迅是否抄袭了盐谷温的作品；二是顾颉刚误信了陈源之说，为何鲁迅骂陈源远没有骂顾氏刻毒，且从没有对陈源进行人身攻击？

第一个悬案，学术界已有公论。1935年年末夜半，鲁迅在他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曾提到过此案，鲁迅道：“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1936年鲁迅去世不久，一个叫苏雪林的妖艳加自恋的女人跳将出来，高举“倒鲁”大旗，于这年11月公然“鞭尸”，该妖女在致蔡元培、胡适的信中，以一种近似变态的心理，对鲁迅进行了激烈攻击、谩骂。苏氏谓“新文化产业，被左派巧取豪夺”，“今日之域中，已成为‘普罗文化’之天下”，“鲁迅死后，左派利用之为偶像，极力宣传，准备将这个左翼巨头的印象，深深打入青年脑筋，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以为酝酿反动势力之地”。苏氏促使胡适站出来做所谓“取缔‘鲁迅宗教’”的工作，并在信中骂鲁迅为“假左派”、“文笔尖酸刻薄，无以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等等。（《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下同）

曾被鲁迅骂为“焦大”的胡适接读书信后对苏氏回答说：“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

这里，胡适显然没有把鲁迅当做盟友而是当做对立面看待的，但仍抱了极大的同情与尊重。如果说胡对鲁有何不恭之处，也只是“狺狺”一词。但接下来，胡适对苏氏粗暴卑劣的“鞭尸”恶行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胡说：“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又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