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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醒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立即展纸挥毫给远在李庄的妻子俞大綵和儿子仁轨写信，让他们与自己一起分享胜利的欢乐。信中说：“接到参政会通知，大家到秘书处庆祝。我九时半到，则已三十多人，愈到愈多，皆哈哈大笑，我现在方知旧戏中二人见面哈哈大笑之有由也。抱者、跳者、kiss者，想要安静一下，谈谈如何游行，几乎办不到。……出门时，我遇见熟人打招呼，皆抱之以拳，段书诒后来说，他简直吃不消。出门遇吴鼎昌，他说，你不要太兴奋（彼与我皆患高血压也），我即将其一摇再摇。”又说：“本来预备到美军司令部及英美苏三大使馆的，在国府，蒋先生说尚未完成投降，尚有条件磋商，所以就回去。在参政会又很热闹，下午三时方归，顿觉大病，一直睡下去，第二天方好。”＇62＇
同傅斯年一样，曾为盟军轰炸日本而躲在一间屋子里于地图上标记文物古迹工作数日的梁思成仍在重庆，他的好友费慰梅为此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精彩镜头：
思成和两位年轻的中国作家还有我，一起在美国大使馆餐厅共进晚餐。酒足饭饱，我们把藤椅拉到大使馆门廊前的小山顶上，坐在台地纳凉。那天晚上热得直冒汗，看长江对岸山上的灯亮起，像银河掉下来一片灯笼；圆光点点，童话般放着光。思成谈着很久很久以前泰戈尔访问北京的事。忽然间，他不说话了。他和其它在座的人就像猎狗一样，一下子变得紧张而警觉。他们听到了什么声音，我也不得不静下来，用耳谛听。远远地，传来警报声。难道又有空袭？这是荒谬的，然而以他们每个人多年的亲身经历，对各种可能性都十分警觉。如果不是空袭，难道是在通知胜利？
在我们脚底下；胜利的消息似野火般蔓延了全城。在这高高的山坡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观察到整个过程。一开始是压抑的嘁嘁喳喳；或许是一些人在大街上跑；然后就是个别的喊叫声，鞭炮声噼噼啪啪响，大街早已热闹成了一片。最后四处都是一群群喊叫着、欢呼着、鼓掌的人们，好像全城在一阵大吼大叫中醒过来。＇63＇
是啊，这口气整整憋了八年，八年的苦难、辛酸、屈辱、悲愤、忍耐，直至抗争与浴血奋战，作最后生死一搏。一旦胜利到来，被压抑了八年之久的神经需要痛快地宣泄，人们的情绪如同被地壳压得太久而终于像井喷与火山一样轰然爆发，拘谨的变得放纵，沉郁的变得豪迈。辛酸而艰苦的日子总算没有白过，庆祝活动通宵达旦。
遥想当年，在那个寒风凛冽的严冬，中国军队在一片混乱中弃守首都南京，日本军队用超乎想象的野蛮，惨绝人寰地屠杀放下武器的战俘和中国平民，疯狂强奸无辜的妇女。而与兽性大作的日军遥呼相应的日本市民，纷纷拥向东京街头，提灯游行，庆祝狂欢。想不到时隔7年之后这个夏天的夜晚，提灯游行，庆祝狂欢的人群已换了人间。
“谁会笑，谁最后笑。”——这是南京沦陷，日本东京狂欢之时，一位名叫鲁道源的滇军师长，在奉命率部驰援东南战区的军事集结中，说出的一句暗含机锋的话语。
这是一个隐喻，也是一种宿命。它预示了中国人民在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最终将修成正果，迎来胜利的欢笑；它暗合了中华民族必将在这场震天撼地的惨烈战争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玄机奥秘。——这一切，都随着重庆街头那炸响的爆竹和狂欢的人潮得到了验证。自“七七事变”起，中国军民抗战进行了八年又三十三天；自“九一八”以来，则为十四年不足三十八天。苦难与抗争，救亡与图存，死者无声的托付，生者悲怆激愤的吁求，都遥遥羁系在这片风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
——重庆不眠，中国不眠，整个中华民族将伴随着这个不眠之夜开始新的历史纪元。
◎？日月重光
就在傅斯年满面疲惫地给家人写信之时，与其齐名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兼傅的好友罗家伦，正满含热泪猫在一间小屋里抒发自己澎湃的心情。片刻工夫，一首白话诗出笼并由《中央日报》主笔程沧波拿到报馆以最快的速度刊发。诗曰：
凯？歌
胜仗！胜仗！
日本跪下来投降！
祝捷的炮像雷声响；
满街爆竹，
烟火飞扬，
漫山遍野是人浪！
笑口高涨，
热泪如狂！
向东望！
我们百万雄狮，
配合英勇的盟军，
浩浩荡荡，
踏破那小小扶桑！
河山再造，
日月重光。
胜利的大旗，
拥护着蒋委员长！
我们一同去祭告国父，
在紫金山旁！
八年血战，
千万忠魂；
才打出这建国的康庄。
这真不负我们全民抗战，
不负我们血染沙场！＇64＇
罗家伦没有像陈布雷一样对放爆竹的人群加以训斥，倒是有几分赞赏，只是诗写得很幼稚，很有些“假大空”的感觉，且有些句子似乎还不通。而罗氏似乎很看不起的这个“小小扶桑”，竟自甲午战争以来给中国军民留下了刻骨的创痛，而中国则只有招架之功，几无还手之力。但通篇读过，作者的真诚的喜悦、自豪之情跃然纸上，足以代表了千百万中国军民的心声。只是这时的蒋委员长没有急着到紫金山旁祭告国父，他有比祭告更急迫的事情要做。倒是沉浸在兴奋与激动中的梁思成归心似箭，想以最快的时间赶回李庄，与病中的妻子、家人及李庄的同事们分享胜利的欢喜，体会一下“建国的康庄”。
第二天一早，在费正清帮助下，梁思成携助手罗哲文与费慰梅共同搭乘一架美军C—47运输机，经过45分钟的飞行抵达宜宾机场。此时的宜宾机场草深没膝，但飞行员还是借着胜利的欢喜劲儿强行驾机平安着陆。梁、费等三人转乘一艘小汽船，沿着白灿灿的水面顺江而下，很快抵达李庄码头。待他们登上岸时，迎面扑来的是满街的标语和被热浪裹挟着的喜庆气氛——看来闭塞的李庄也早已得知了胜利的消息。
李庄方面能够及时得知消息，所有的人认为应当感谢在同济大学任教的德国人史图博教授。正是这位略通中国话的医学专家，于8月10晚上那个关键的历史性时刻，从自己那部破旧收音机里听到了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关于日本投降的广播。据说，史图博听到后，像全身触电般抖了一下，怔愣片刻，立即抓起收音机跑出去，首次不顾礼貌地撞开了一位中国教授的家门。——于是，消息像狂涨的山洪风暴，“哗”一声冲出，在李庄全镇弥漫、荡漾开来。黄昏笼罩下的李庄古镇，一扇门又一扇门被撞开了，一双又一双眼睛睁大了，汇集的人群在大街小巷狂呼蹿跳开来。
“日本投降了！”“胜利了，中国胜利了！”
喊声如天空中一声声惊雷，炸开了沉闷的天空与郁闷的心灵。李庄古镇一座座古庙、一户户农舍、一道道院落，男女老少，呼呼隆隆地冲出，或摇着毛巾，或挑着床单，或拿着脸盆、水桶，或抱着菜板，拖着烧火棍，敲打着，叫喊着，欢呼着，狂跳着，乱舞着，在泥泞的大街小巷和田间小路上奔流涌动。学生、教授、农民、工人、小商小贩、北岳庙的和尚、南华宫的道士，手摇灯笼火把，挤在一起，抱成一团，哭哭笑笑，打打闹闹。教授与小贩拥抱，和尚与尼姑亲嘴，老汉与少女牵手相携，镇内镇外，人声鼎沸，口号震天，灯光摇摆，人影幢幢，狗声吠吠，李庄所有的生物都调动起了敏感的神经，为等待了八年之久的胜利时刻齐欢共鸣。
住在李庄镇内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济、曾昭燏、郭宝钧、王天木、赵青芳、李霖灿等研究人员得到消息，连夜参加了游行活动。第二天一早，李济召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开会庆贺，在讲话中，他作为在这一大背景下罕见的清醒者，极富理智与科学远见地指出：“日本投降是由于两颗原子弹投掷在广岛及长崎的结果，但是更重要的是从此昭告了原子能新时代之来临，胜利自是我们所乐于听闻的，但是新时代之来临，我们每一个人都当有新的认识，也有了更重要的新责任。”＇65＇
住在李庄镇郊区4公里外山顶上板栗坳与门官田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社会学所的学者们，夜里忽听山下传来人喊犬吠的吵嚷呼叫之声，以为又是土匪进村劫财劫色，当地军警与治安队群起缉拿，因而并未特别在意，各自关门或继续在灯下读书爬格子，或熄灯就寝。等第二天拂晓尚未起床，同济大学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已到达舍外。被惊醒的学者连同家属认为土匪进得山来包围了宅院，急忙提了菜刀与烧火棍，还有早些时候傅斯年专门让李方桂为史语所同仁购买的小铜锣（南按：傅斯年叮嘱史语所同仁，一旦发现土匪来临就急敲铜锣求援），胆战心惊地走出室外，悄悄趴在门缝观察动静。
只见满山遍野飘荡着用床单、枕套、破旧衣服，甚至废旧报纸做成的花花绿绿的旗帜，旗帜下是一群群情绪激昂的男女学生。当从对方的呼喊声中得知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后，学者们与被惊动的当地百姓，立即扔掉手中的菜刀与烧火棍，只拎着一只小铜锣，打开大门，一个个“嗷嗷”乱叫着冲入人群，在山野田畴狂奔乱舞，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史语所职工自办消费合作社的经理、时常拖着标准北京腔说相声的魏善臣，也就是几年前为合作社办货，在山下遭土匪抢劫并挨了一顿胖揍的“魏老板”，听到门外动静，认为土匪一到，大难临头，急抓起一把自己前些时候托李庄镇铁匠打造的类似于猪八戒使用的五齿钉耙，准备与土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