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清华研究院开学，梁启超手持鲜花，率领研究院老学生，到王氏墓前拜奠，并发表著名的《墓前演说》，声泪俱下。
梁任公盛赞王国维的气节和学术，认为他有伯夷叔齐的志气，代表了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不可以用欧洲人反对自杀的眼光去苛评乱解。学术上，王国维以“通方知类为宗”，不贪多，不昧全，看全部很清楚，做一部很猛勇；《观堂集林》，几乎篇篇有新发明，方法上最科学而合理；辨证最准确，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气象。
至于自杀的原因，梁任公认为，那是因为三种矛盾性格合并在一起所造成的。第一，因为王国维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第二，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第三，有浓厚的感情，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
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一途。
王国维之死，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海内外学者，无论认识他或不认识他，都沉痛悼念，认为是中国学术界一大损失。许多报刊发表追悼专号或追悼诗文，有的学术团体设祭致悼，或捐赠恤金。法国巴黎大学教授伯希和走告巴黎东方学专家，发起向王氏家属捐赠薪俸的活动。德国汉堡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颜复礼博士代表德国政府，聘王国维做“东方学术研究会”名誉会员，聘书还在途中，忽接讣告，又改拍唁电。
两年后，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于王国维逝世二周年忌日，在清华园内树了一块纪念碑，由陈寅恪撰写碑文。
关于他的死，后人已有不少评议了。生死事大，死亡问题是人人必定要关注的。殉清说，悲观厌世说，畏惧革命说，恐辱人格说，自亡其学术说，乃至罗振玉逼债说，等等，不断地在探讨，唯独逼债说最少倡和者，其主要原因，在于新材料的发现。所谓新材料，也就是王国维与罗振玉的通信。
死者已逝，生者的种种臆测无法就证，可谓瞎子摸象，各得一偏。有道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王国维身在民国，心存清室，这是一个实际的矛盾，也是他精神痛苦的主要根源。
王国维先生是死于一种文化。他在为“文化殉节”，为一个逝去的文化时代，他悲壮一跃。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人之求死乃内心最隐秘之事，正如王先生之女王东明所言，“这种心情只有当事人能体认出来，至于其他的猜测，我想都是多余的。”（台湾《中国时报》1987年5月9日）的确正如王女士所言，对于一个已经逝去的人来说，他的心迹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任何外在的猜测都是多余的，但是当这个人由于历史的机缘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时他的死因就非同小可，就不可避免的成了一个重大事件，非得要对世人做出一番交代。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造就了那么多的英雄和伟人。对于任何一个人物，我以为，都应该将他置于历史的天平上抛却由亲疏敌对形成的情感好恶以及时代拼凑起来的各种人为因素，争取把他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个案来处理，只有这样才可能更为客观、公正，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更接近人物的本来面目从而揭开历史真相。
当我们用梁任公先生的观点来推敲王国维先生死亡的前前后后时我们发现疑点重重。毫无疑问，最有可能证明王国维先生自杀死因的无疑是那份遗书了。然而唯一能证明死因的遗书却偏偏又是语焉不详。遗书没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逊帝。这样要说他是“殉节”，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另外，即使说王国维先生自沉是为了“殉节”，那他也应该是在清朝被推翻或者是溥仪皇帝被驱逐出宫时，而不可能是这个时候。这是其一。
其二，王国维先生若果真是死于一种文化的话，他内心当是十分痛苦，而且这种痛苦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以一贯制的。如此强烈而持久的痛苦在他自沉前或自沉当时是不可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王国维先生的死却是出奇的“雍容淡雅”。据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姚名达等人的事后追记，王国维先生在“自沉”前至6月1日的言动比较“从容”：中午，研究院毕业诸生在清华学校工字厅公宴诸导师，梁启超致词，王国维则“雍容淡雅之态感人至深”，“席散与众作别如常，无异态”。下午，来到清华南院二号陈寅恪处，同往常一样与陈先生“闲聊”。晚饭前回寓，在书房内接待姚名达、朱广福、冯国瑞等本届毕业生，“博问而精答，相语竟一小时”。至晚餐，始送别诸生。晚饭后，又有本届毕业生刘节、谢国桢来寓，“问阴阳五行学说之起源”，予以解答，并谈“日本学者研究干支之得失”。惟谈及时局，“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也焉”。送别刘节等同学后，在书房内“阅试卷毕”，尔后起草临终《遗书》。起忠诚学业，可谓至死不变！当晚，“熟眠如常”。翌日（6月2日）早八时，至研究院“公事房”，“如平日无异”。9时许，向研究院秘书侯培厚借纸币5元，出“公事房”雇校中35号“洋车”赴颐和园。10时许，漫步至排云殿前鱼藻轩，兀立沉思，缓缓吸完卷烟一支。约11时，投昆明湖。
其三，根据侯培厚先生叙述“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张，即出办公室。”作为一个打定主意要自绝于人世的人竟然在事前是如此的不露声色的平静。更令人奇怪的是，既然决定了要走这一步，却连走这一步的必须的物质条件——钱都没带，以至于开口向人借现洋二元。另外，倘若说决意要自杀的话，为何又让车夫在外稍稍等候？种种迹象表明，先生似乎根本就没有准备走这一步，而最终之所以走上这一步，似乎完全是因为一个偶然。特别是投湖的时间、地点，更好像是临时决定的。否则，以一个在北京呆了那么久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颐和园一张几角钱的门票，根本犯不上找别人借洋二元。如果是深思熟虑的话，他应该非常清楚在上午十点左右这样的时间段、颐和园昆明湖这样的地点自杀成功的几率是非常低的。他完全可以选择在夜间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自行了断，更犯不着在自杀前还得找人借钱以至于成为笑谈。
基于以上这些理由，梁任公先生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那么，王国维自沉的真正原因又是怎样的呢？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王国维的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其中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远虑也有近忧，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个人性格的缺陷。
众所周知，研究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研究他的成长经历和人生思想。经历和思想弄清楚了，这个人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正是由于王国维独特的成长经历、悲观而不为人知的思想造就了他的悲剧人生。王国维在文章中曾不至一次的这样写到：“人日日居忧患，有忧患，而无希求解脱勇气，则天国与地狱，彼两失之。”关于人生王国维有一个著名论断——“钟摆论”：“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若痛与倦厌之间。”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在王国维看来，“生”即是“忧”。王国维终生都有一种人生的幻灭感。难怪他的女儿王东明曾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的儿子王慈明也认为王先生死于严重忧郁症。倘若说王东明与王慈明的说法属实的话，那么王国维的自杀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表明：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悲观忧郁之中，那么这个人就很可能会自杀。至此，王国维之死的全部真相水落石出——‘经此事变’为王氏自沉之外在因素，‘义无再辱’则说明了他自沉的内在因素。悲观厌世之思想是王国维自沉的远因，而生活颠沛形成的内心之痛苦是促使他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脱然无所恋念的内因。至于痛失爱子以及老友失和等事件那无疑是诱发自沉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线。总之，王国维的死，是不能以俗眼观之的，他最终的自杀，当自杀于精神之寄托与慰藉的无可指望。换句话说，王国维之死，是死于人生之忧！
王国维的猝然投湖自尽，确实令人震撼，令人不解，令人一时回不过神来，以致我们现在甚至还能触摸到王国维沉甸甸的手稿的温热，闻到这位天才词人口吐莲花般吟诵诗词的芬芳。
这是一个贫弱国度的学人，试图在学业上效仿强国时，经历的一次惨重的、乃至决定性的失败。西方哲学家的深湛之思，创造之力，成为中国学人王国维的死因。这是一个民族最可怕的一种内伤。这个战场没有硝烟，却又最为壮观，最为残酷。心灵上一旦被击败，还愁肉体上的败退吗？不战而胜之法，于心战中表现得何等触目惊心！
王国维身后揣测他死因者很多。中国古代只有两位大诗人自杀，一位是屈原，另一位就是王国维。直到今天，还有这样有趣的现象：王国维之死养活了许多的人，正如举家食粥的曹雪芹身后之作却喂肥了无数人。王国维泉下有知，亦当窃笑了罢？
我们有理由期待，那些逆风飞去的失行孤雁们，将重新听到昔日比翼齐飞的雁群的召唤，在响彻云霄的鸿鸣中舒展长翅，归阵而来。
第十四章 孙殿英：东陵盗宝败身名
据《中国盗墓史》记载，中国历史有三次盗墓的高潮，其中最近的一次是在民国时期，孙殿英东陵盗宝给中国历史文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对人民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清东陵。
清东陵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皇家陵园之一，清代的皇陵共有五处，三处在辽宁省，两处在河北省。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的马兰峪，北倚昌瑞山，南靠金星山，东邻倒仰山，西傍黄花山。这里群山环抱，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