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缺席金正日举办的宴会，并在宴会上附和金正日。许耽自认为获得了金正日的信任，就
提议说，“日本的朝总联支持‘对韩事业’，可以通过朝总联将国际部剥离，将所有工作都并
入统一宣传部，否则大家的工作重复进行，效果也不好。” 许耽不断向金正日提出类似建议，
最后金正日同意了。但是许耽对与日本共产党打交道没有自信，而且认为利用日本共产党也
不容易。金正日不断听信许耽的话，而且有许耽在，对我展开工作也有颇多不便，我就干脆
向金正日建议对日工作交给许耽来负责。国际部的职员知道后都说我无能，丢掉了饭碗，但
是他们有所不知。 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是与许耽相比，我还是有信心竞争的。我认为要保
留国际部，需要与日本共产党改善关系，在与日本共产党关系变坏的过程中，责任全在北朝
鲜，虽然日本共产党为了改善与朝鲜劳动党的关系作出许多努力，但是当时的国际书记无能，
未能抓住机会。我从担任国际书记第一天就开始努力改善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有一次金日
成问我，“黄书记，以主体思想为指导在日本恐怕不能新组织共产党吧。” “日本共产党历史
悠久，而且根基很深，于它之外另建一个不是容易的事。而且现在日本共产党对主体思想有
所误会，只要将误会的部分解释清楚，还是能将日本共产党拉到我们这一边的。” 不仅越南
和古巴，欧洲所有的共产党都与日本共产党关系很好，只有朝鲜劳动党除外。所以我向金正
日提议改善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不是示弱，而是向日本共产党介绍主体思想的优越性，说
服他们。金正日说，“那就试一次吧”。 我一直与日本的一所大学副校长（实际上的校长）关
系很好。他是一位很有良心的学者，1986年日本东京大学的坂本義和教授访问朝鲜，他也随
行。1987年末，我接到信，将在日本举办有关人类安全保障问题的研讨会，邀请我参加。访
问朝鲜期间，坂本義和教授已经谈到，他回到日本后会努力促成我访日的机会。
我给他回复了一封信，说我不是一个自由的学者，而是政府高级官员，需要一个名分。
他在回信中说，不仅有南韩的牧师，还有日本、中国、美国、俄罗斯的著名学者参加。解放
前被日本兵强制押解回朝鲜搬到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回到日本，我很想看看日本发生了什么变
化，而且我也想与日本的学者见面。于是我向金正日提议，这次会议的规格很高，我可以趁
此机会访问日本，顺便与日本共产党高级干部们会谈，改善两党关系。 这次出访最终得以实
现。离开平壤，乘坐飞机，途径北京，飞往东京。但是，从教授那里发来了紧急联络。内容
是因为KAL空难，日本政府拒绝朝鲜劳动党高级干部入境。虽然这次研讨会非官方，但是日
本政府拒绝其它一切活动。 我紧急联络平壤请求指示，但是到底去不去日本需要我自己拿主
意。与中国方面和大使馆同志商议的结果是虽然日本政府已经发表声明，但是真的进入日本，
也不会受太大的影响。我想既然已经出来了，就坚持到底。朝鲜劳动党书记级别的干部访问
日本这还是第一次，所以日本政府的戒备很严，再加上空难，警戒程度更高。 我的房间外有
7…8名日本警察在守着，就酒店到会议中心不过100米，警察却一个挨着一个。许多人为了
见我而来，他们也为我鸣不平，但是无可奈何，在会议上见到学者们我应该已经感到满足了。
与日本共产党改善关系方面毫无建树的情况下，12月下旬，返回平壤。 回到平壤我才知道，
因为没有中途从北京返回平壤，金日成很生气。现在看来，我当时选择是日本到底是对是错
仍旧不准。但是至少在当时，以我的身份做这件事是太冒险了。虽然我自认为负责主体思想
对外宣传工作成果很显著，但是金日成生气是应该的。 将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是金正日。
很意外，金正日向父亲表示，这次事件中他的错误比黄长烨更大。金正日让我帮他赶紧编写
新年贺词，第二年我仍旧编写了金日成的新年贺词。金正日和金日成批准下来的第二天，金
正日给我来了电话。 “无论如何黄老师不能在继续担任国际书记了，直接到文献整理室来吧。
金永勋已经升任部长，原来的代理部长现在是劳动新闻的主笔。但是，不能将国际部完全交
给金永勋，要将能够管住他的人提升为书记。”那个人就是许耽。许耽想担任国际书记已经很
久了，我开始负责主题思想研究所，文献整理室，还有党历史研究所。统一宣传部由尹基福
任部长，兼任书记。 家人对我解任国际书记感到遗憾，但是我反而很高兴。有了学习的时间，
最重要的是离开了权力斗争的中心。我到了距离党中央很近却山水秀丽的一个地方为金日成
父子编撰文集。一周回家一次。我还经常去主体思想研究所，主体科学院也有很多人经常来
找我。 这段时间我的主要经历集中在改革开放，我认为改革开放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修正
了社会主义的问题，导入了资本主义的优越之处。不仅如此，还从根本上修正了社会主义理
论，我努力阐明以改革开放为方向的理论。
第九章 金日成之死
1993年； 我解任国际书记。金正日任命金基南为宣传书记，之前宣传书记一职一直由金
正日亲自担任。我建议由金基南接替我担任思想理论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挽留我说，我是
主管思想理论的书记，应该继续保留委员长职务。考虑到宣传书记的威信，我又建议任命金
基南为副委员长，同时将与理论问题有关的国内宣传管理权转到宣传部，将主体思想研究所
与国际部合并，行使对外宣传的管理权。 另外在党中央内部又设立了一个“对外宣传理论问
题委员会”，由我担任委员长，宣传书记和统一宣传部书记担任副委员长。各个部门都有自己
的利益，管理起来非常困难。一旦与其它部门发生冲突，我往往不愿意行使权力，这个机构
后来变成了有名无实的部门。北朝鲜的经济状况一日不如一日，各个机关为了挣外汇纷纷成
立外贸公司，赚钱的过程中，腐败以及逃亡的现象也多了起来。金正日宣布整顿贸易公司，
并限制海外旅行。在党中央设立了“派遣审查委员会”，公安担当书记任委员长，国际书记是
副委员长，委员由军需工业担当书记、经济担当书记、科学教育书记、干部担当书记等六人
担任。委员会每周召开一次审查会议，金正日亲自批准的代表团之外，所有的出国人员都要
经过委员会审查同意。我主张尽可能多的派人员出国，但是公安担当书记主张尽可能不派代
表团出国。 1993年3月，由于核问题，朝鲜与美国分歧加大，北朝鲜宣布进入准战时状态。
核问题最后得以协商解决，金正日对内宣称是自己“绝壁战术”的胜利。在我看来，是美国
为避免战争而采取的理智之举。 当时，北朝鲜许多高官因为参加金正日的酒会而死掉。酒会
通常在夜里举行，高官们喝的醉醺醺的开车回家，出事故在所难免（因为是秘密酒会，没有
让司机跟着）。 这样的消息金日成是不可能知道的，进入90年代，金日成已经丧失领导力了。
有一次却发生了一件大事，金正日自己出了事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露面。金正日没法
工作，重要的事情就需要向金日成请示。不过，真相一直瞒着他，金日成被告知金正日在治
疗身体疾病。金正日出事不久，已经处于绝交状态很久的金敬姬哭着给妻子打了一通电话，
说因为哥哥很伤心。我猜想可能是害怕哥哥万一死掉，自己没有依靠。那次金正日真的很久
没有再露面，好像很严重。1994年，金日成虽然还能与我们见面聊天，但是连放屁都不能自
行控制了，我们都猜测他的日子不多了。
当时金日成听力已经出了问题，五月份做了眼睛手术。手术是秘密进行的，到底什么手
术不得而知，术后本来需要休息，但是恰好赶上卡特访问朝鲜，金日成过度疲劳，病情更加
严重了。与卡特会面时，金日成抖的厉害，为了博得卡特的好感，金日成强忍着装出镇定的
样子，非常辛苦。接待卡特属于外交部的工作范畴，我和金永淳只参加了金日成举办的午餐
会。 1994年7月25日，半岛南北双方进行正常会谈，金日成更加兴奋起来。我陪同他会见
外国客人，金正日表现的很兴奋，沉浸在祖国统一的幻想中。我猜想应该是金正日给他呈送
了假的报告，说南部人民热烈盼望着他。 1994年7月8日，我在古巴机场听到了金日成去
世的消息。7月13日，我回到平壤。妻子看起来比自己的父亲去世还要悲伤。儿子们认为金
日成的死都是医生的过错，骂他们该死。我这个人，兴奋了会掉眼泪，但是伤心时反倒眼泪
很少，因为我觉得伤心而哭是一种感性的表现。但党全国齐哭之时，如若我不哭就太危险了。
孩子们通过电视看到葬礼后，责怪我哭的太少了，我真是无话可说。 站在我的立场，金日成
是对我最好的一个人，甚至可以说是我的大恩人。然而，金日成是个斯大林式的人物，对社
会发展有太多的非进步作用，难以评价。 无论怎么说，金日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