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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弟弟痉挛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总是这么办的。”
蓝眼睛睁开了，婴孩的眼光对着娜塔丽，他有气无力地向她流露出小小的微笑，这一笑使她心痛得不得了。她对拉宾诺维茨说：“上帝保佑你。”
“把他带回到上面去，让他一直保持暖和，”拉宾诺维茨说。“我弟弟事后常常要睡几个小时哩。要是你还有什么事，就告诉我。如果必要的话，岸上有一个我们能去的诊所。”
过了些时，他来到她的舱房，往里看了看。里面点了两支蜡烛。他的脸和双手都给机油搞黑了。 埃伦在上铺睡着了。娜塔丽坐在婴孩身边。她穿着浴衣，头发别了上去，一只手搭在盖着毯子的篮子上。
“他怎么样？”
“他睡熟了，不过睡熟的时候还老是揉那只耳朵呢。”。拉宾诺维茨拿出一个小小的扁瓶，倒满了一小玻璃杯。“喝这个，”他对娜塔丽说。“斯力弗维茨，你知道这是什么吧？”
“我喝过斯力弗维茨的，喝过许多。”她一饮而荆“谢谢你。这电是怎么搞的？”
“发电机又不行了。我正尽力修。你的蜡烛够么？”
“够的。要是修不好，你们能开船吗？”
“会修好的，我们会开走。再喝点斯力弗维茨吗？”
“不了。酒挺好。”
“回头见。”
大约凌晨二点左右，电灯忽明忽暗地亮了起来，娜塔丽开始收拾她从一个乘客那里买来的硬纸板箱子。这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她又继续熬夜照看孩子。这是漫长而痛苦的一夜，她心潮起伏，毫无结果地懊悔和思考往事，一直追溯到她的少女时代，中间断断续续地打了几个做着恶梦的瞌睡。婴孩睡得不安稳，翻来覆去。她不断地摸着他的前额，觉得前额似乎还凉；然而当舷窗开始发白时，他突然出了一身大汗。她只得给他换上干净的襁褓。
她提着箱子到舷梯去时，赫布。罗斯在微风吹拂的甲板上碰到了她。天开始亮了，一个晴朗可爱的日子。甲板满是兴高采烈的乘客。有一些乘客正在舱口盖上面围住一个拉六角手风琴的人唱歌，他们的手臂互相搭在肩上。一些土耳其船员大声地从码头到甲板来回吆喝，滑车那边传来闹哄哄的起吊声。
“天哪！”罗斯说道。“你不会真的这么干吧，娜塔丽？你不会把自己送到德国人的手里去吧？”
“我孩子病得要命。”
“亲爱的，孩子发烧是吓人的，可是他们好起来也快得惊人。只要在海上呆几天，你们就安全了，以后就永远安全了。 安全和自由了！”
“你们可能要在海上呆几个星期呢。你们也许还得翻山越岭呢。”
“我们会成功的。你的娃娃也会好的。看看天气嘛，这可是个好预兆哩！”
他讲到关于天气的话倒是真的。海港平静了下来，风也似乎小了。维苏威好象用墨水画在苹果绿色的地平线上。幸福象花儿的芬芳一样散布在拥挤的甲板上。可是方才娜塔丽给路易斯换衣服时，他又打哆嗦了，乱抓耳朵，哭哭啼啼。她回想起那阵痉挛、医务室、可怕的夜、空气恶浊的下层甲板，就受不了啦。她把箱子放在舷梯口。“我想不会有人来偷这个的。不过，还是请看一下，只一会儿。”
“娜塔丽，你在做错事哪。”
她很快回来了，携带着躺在篮子里裹得严严的路易斯，她后面跟着披斗篷、戴帽子的杰斯特罗。 贝克的梅塞德斯水箱上有个很大的外交标记——大红色的盾牌，白色的圆圈，粗黑的卐字——车到码头上就停住了。拉宾诺维茨这时站在舷梯口罗斯旁边，他的手、脸和工作服都搞脏了。他正用破布揩着双手。
随着梅塞德斯的到来，甲板上乘客们欢乐的合唱声一下子停止了。他们一动也不动地瞧着那辆汽车和两个美国人。只剩下船员们沙哑的咒骂声、海水的溅泼声、海鸟的鸣叫声。拉宾诺维茨提起箱子，又从娜塔丽手中接过那只篮子。“好，让我来帮你拿。”
“你太好了。”
她正要踏上跳板时，赫布。罗斯朝她冲过来，抓住了她的胳膊。“娜塔丽！看在上帝的份上，要是你叔叔坚持的话，就让他下船去吧。他已经活够了，你和你的小孩还没有！”
拉宾诺维茨把这个美国人推到一边，对他咬牙切齿地说：“别做一个该死的傻瓜吧。”
维尔纳。 贝克博士打扮得很花哨，穿着花呢外套，戴着灯芯绒帽子。他跳下梅塞德斯，打开了前后车门，鞠了个躬，微笑着。这个场面在娜塔丽眼睛前面旋转。当贝克把两只箱子装入汽车尾部的行李箱内时，杰斯特罗从前门上了车。 阿夫兰。拉宾诺维茨小心翼翼地把篮于放在后座上。“好啦，再见吧，杰斯特罗博士，”他说。“再见了，亨利太太。”
贝克坐在驾驶座上。
她哽咽地对拉宾诺维茨说：“我做得对吗？”
“算了。”他用粗糙的手摸了摸她的脸颊。“明年在耶路撒冷。”
泪水涌到她的眼眶里。她吻了吻他的胡子拉茬、沾着油污的脸，蹒跚地上了车。他给她关上车门。“我们走吧！”他用意大利话对那些船员喊道。“收起跳板！”
随着杰斯特罗和贝克愉快地交谈，梅塞德斯驶下码头。娜塔丽俯身在婴孩的篮子上，强忍着眼泪的哽咽，使她的喉咙抽搐了。当这辆车朝北驶出那不勒斯，在一条没有人的碎石公路上行驶时，太阳升起来了，发出耀眼的白光。维尔纳。 贝克把车停在美国大使馆门口，帮着娜塔丽下车的时候，下午的阳光正斜射到威尼托路。路易斯发高烧了。
红十字会在为被拘留者传递着邮件。在娜塔丽离开这里去锡耶纳之前，她给拜伦写了封信，告诉他发生了的事情，内容大致如下：由于我又回到了文明世界——要是你把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叫作文明世界的话——我能发现自己做了一件慎重的事情。我们安全而舒适。一个美国医生在给路易斯治病，他在复原之中。那艘船真可怕。天知道那些人会有什么遭遇。不过，我仍希望自己不曾对这艘船感到那么恶心。我要听到“救世主号”的下落后才能安下心来。
第五章
除了牵 挂下落不明的妻子和儿子，拜伦。亨利倒是挺喜欢这场和日本进行的新战争。这使他一度摆脱了“乌贼号”和它的吹毛求疵的艇长，承担了甲美地海军基地废墟的物资挖掘工作。在炸毁了的碎石和烧焦了的断木下面，在烧焦了的盒子和板条箱里，装有大量珍贵的军需品——电子装备、衣服、食物、机械、水雷、弹药，千把种让舰队发挥作用的必需品；首先，各种零件现在比金刚钻更需要。 拜伦带着一个相当大的工作队天天挖掘这些物资，装车朝西运到巴丹。
他在甲美地受到袭击时，从炮火中抢救鱼雷的功绩，使他直接从哈特将军的司令部得到这一委任。只要他能从这个西面环抱着海湾的半岛上——美军正在这里挖进山去，准备可能受到长期围困——提供物资，他在烧毁了的废墟中就受有全权委托。这样的行动自由使拜伦心旷神怡。他对文书工作和规章制度的蔑视使他在“乌贼号”船上的日子非常难过，但干捡垃圾这一行，倒是他最大的优点。为了推动工作，他签署任何文件，编造任何谎话。他征用闲着的人手和车辆，好象他就是将军本人。为了克服障碍，消除争端，他利用被火烟熏黑了的一箱箱啤酒和烟卷，这些东西他是在废墟中偶然发现的一个大地窖里弄到的，它们却象金币一样顶事呢。他的司机和搬运工也都得到很多这类东西。他确保他们吃得好。 必要时候，他还厚着脸皮以紧急情况为借口，把他们带到军官食堂去。
有一次空袭期间，他让十七个他的人长驱直入“马尼拉旅馆”的餐厅。就当炸弹在海 滨爆炸的时候，这一帮满身污垢、汗流浃背的工人，围着白餐巾，一边听弦乐，一边吃着豪华的午饭。他用印刷精致的海军支票付这餐很贵的饭账，还自己掏腰包，另加一张五块的美元算小费；接着，他很快地走出去，撇下侍者头儿半信半疑地瞪着这张薄薄的蓝纸。就这样，拜伦使得他那帮由水手、码头工人、海军陆战队员以及卡车司机杂凑起来的挖掘工人——菲律宾人、美国人、中国人，他全都不在乎——高高兴兴地由黎明苦干到黄昏。他们紧紧地跟着他，因为他让他们老是有事干，象驯兽人把鱼儿扔给他的海 豹一样给他们好处，对他们在碎石堆里小偷小摸行为只当没看见。
被摧毁的臭气冲天的甲美地基地使他想起了战火纷飞的华沙，在那儿他和娜塔丽正赶上希特勒入侵。这可是另一种战争：从热带晴朗的天空中偶尔投下的炸弹，使舰艇起火，使海 滨棕榈树丛中冒起许多火焰；和摧毁波兰首都的暴风雨似的德国炮弹和炸弹全然不同，也没有敌人逼近的恐怖。甲美地已被炸得一塌胡涂了，一个彻底炸毁了的军事目标，但那基地只是马尼拉湾一百英里长安然无恙的海 岸线上一个硝烟滚滚的污点。城市本身仍保持着和平时期的样子：灼人的暑热、强烈得眩眼的阳光、来来往往的拥挤的汽车和慢腾腾的牛车，几个白人和成群的菲律宾人在人行道上溜达。警报、大火、沙袋，小小的日本轰炸机在尽是棕榈树的绿色小山上空隐隐出现，带着黑烟的砰砰响的高射炮弹差着一大截，根本打不到，这一切构成了这个城市的战争场面——在感觉上略微有点象电影中的战争。
拜伦知道事情会变得更棘手。 悲观的谣言大量流传。譬如说，整个太平洋舰队已经在珍珠港被炸沉，包括全部航空母舰在内，但应该承担罪责的总统扣压着这个灾难性消息。再不，就是说麦克阿瑟宣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