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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厢里的人个个爆发出一阵笑声，至于大家为什么会笑，要想说清楚其中的原因，恐怕需要专门写一篇类似梅瑞狄斯论述喜剧精神的论文。德国秘密警察非常尴尬地朝四周看看，然后也哈哈大笑起来；在这一瞬之间，我们大家，甚至也包括那个德国秘密警察，看来都很强烈地感到，这场战争实在荒谬绝伦。这件事情成了车上全体乘客的话题，这个手里拿着一只玩具猴子的小娃娃也就成了我们在布伦纳公园旅馆的第一号大人物。
或许，我不该花费这么多的篇幅，描写这样的区区小事，借以说明这个孩子给人慰藉的天性。最近几个星期我生了好几场病（有几次非常严重），我之所以没采取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完全是因为我心怀一件大事：在娜塔丽和路易斯安全脱险之前，我不能，也决不甘心就此垮掉。如果有必要，我将拆死保护他们，为了能够保护他们，我决心同颓丧和疾病作斗争。我们的不牢靠的记者证所依仗的就是我那几篇杂志上的文章。我们所受到的特殊照顾——高楼上面几层的一套两个房间带阳台的套间，俯瞰旅馆的花园和一个公园——只能是由于我的不过如此的文人地位。我们的生死存亡，到头来也许要取决于我那本被读书俱乐部选中的著作能否使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术工作者一跃而成为有点儿名声的人物。
我们这批人里有许多儿童，但是路易斯最为突出。他成了个享有特权的小精灵，我们的海军武官是个搜刮东西的好手，路易斯从他那儿得到的食品总是比别人多，比别人好。这个人发现娜塔丽是海军家属之后，他便成了她的奴仆。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但是（我敢肯定啡常纯洁无暇。他常给路易斯送来牛奶、鸡蛋，甚至还有肉。虽然禁止使用电热板，他也照样给娜塔丽送来一块，娜塔丽为了便于散发油烟气味，就在阳台上烧煮。他想要戏剧小组演出《卖花女》，眼下正在好说歹说，千方百计要她扮演伊丽莎一角。她也确实在考虑答应下来。我们三人常在一起玩纸牌游戏，或者猜字谜。总之一句话，考虑到我们是处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国土之上，我和娜塔丽过的实在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平凡乏味的生活，我们就好象是乘着三等轮船，在作一次无限期航行的乘客，时时寻找办法消磨时间。无聊是我们生活中不断重复的低音基调，恐惧只不过是短笛偶尔发出的尖声嘶叫。
我们的犹太人身份已经暴露。派驻在布伦纳公园旅馆的那个德国外交部官员总是故意对我那本《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恭维一番。他说起这本书的时候确实颇有见地。起初，我大为骇异，不过，既然明知德国人办事一向慎密彻底，现在我反而觉得我原先希冀能够侥幸蒙混过去实在是过于天真幼稚了。《世界名人录》、《作家姓名录》还有其他各种大本的学术参考书里，都有我的名字。到现在为止，我的犹太人身份还没带来什么影响，而我的小小名声倒是对我有所助益。德国人尊敬作家和教授。
我之所以受到殷勤的医疗照顾，肯定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之中如果有谁身体不舒服，我们那位美国医生——他是个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总喜欢开玩笑地把它叫作“拘留脖，对于我的肠胃病，他也倾向于如此看待，一笑置之。但是到了第三个星期，我的病情变得实在严重了，他才提出要求，让我住院治疗。由于这个缘故，我在巴登一巴登的市立医院遇到了R医生——即使是用难以辨识的意第绪语字母的密码，我也不愿在这里写下他的真名实姓。以后等我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我一定要好好把这位R医生描绘一番。现在娜塔丽在叫我去吃午饭了。我们把珍贵的红十字会食品交了一些给旅馆厨房，他们答应说一定要烧出点象样的菜肴。我们现在就要尝到咸牛肉杂烩的味道了。我们好不容易终于有了一点办法可以把那些令人作呕的土豆变得稍为美味可口一点了。
二月二十一日巴登—巴登昨天夜里我病得很厉害，今天我也远远没有复原。不过，既然又重新开了头，我还是决心把日记记下去。单单是在纸上移动我的笔，也会使我感到有了活力。
旅馆的厨房把我们的成牛肉杂烩烧得一团糟，使我大为扫兴。恼怒无疑触发了我的消化不良症。难道还有比这更容易烧的菜吗？但是，结果还是烧得又焦、又硬、又冷、又油腻，简直叫人恶心。我们吸取了教训。我和娜塔丽，还有那个海军武官，把红十字会送给我们的食品凑在一起，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烧，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吃，至于那些德国大兵，让他们见鬼去吧！别人也都在这么干走廊里飘荡着烹调的香气。
根据最新的传闻，德国人为了表示文明，为了表示对于宗教的尊重，将在复活节把我们释放，进行交换。平克尼。塔克虽然亲口对我说过，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但是谣言还是传来传去。我们这群人的心理活动真是饶有趣味。如果把这些心理好好描写一番，真可以写出一部可以和《魔山》媲美的长篇小说，遗憾的是，我丝毫也不具备这种创作才能。如果路易斯的年纪不是这么小，他蛮可能成为我们这群人中的一个托马斯。曼；他那敏锐的小脑袋说不定此时正在—一记下我们所不能察觉的一切。
说起复活节，这倒使我想起我在卢尔德记下的那段日记，那时我只开了一个头，讲到我的半途而废的改信天主教一事。那是一件多年以前的往事，说起来叫人伤心难受，好比重新拨燃已经冷却了的灰烬。不过，如果这本日记在我死后还能留在人间，它就可以成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匆匆度过的卑微一生的最后遗言。既然如此，还是让我把此事的主要轮廓信手写下吧，好在只要一两段就能说完。我已经讲了我与奥斯威辛犹太法典学堂发生隔阂的情形，这是一切后事的关键。
我不能把这件事告诉我的父亲。对于波兰犹太人来说，敬重双亲是我们根深蒂固的天性。我的父亲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是个农具商，另外也做自行车生意，买卖相当兴旺。我们家境不错，他很虔诚，也很有学问，不过从来不会问一个为什么。他如果知道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不信犹太教的人，那他一定会震惊万分。所以，我继续是个犹太法典学堂的优秀生，而在心底里，我却暗自笑话莱扎老师，笑话我周围的那些恭顺驯服的小蠢货。
我们的家庭医生是个说意第绪语的不可知论者。那时候，凡是从大学回来的犹太医生，身上总是常常带着猪肉气味。一天，我不知怎么心血来潮，到他那儿向他借阅达尔文的书籍。“达尔一温”——法典学堂里的悄悄耳语都是这么叫的——就是当今邪恶世界的撒旦。这个“达尔一温”，对我来说，他的德文版的书可真难看懂；不过我还是如饥似渴地吞下了《物种起源》，晚上在蜡烛光下偷偷看，白天躲到外面去看。我一生之中第一次违反安息日的戒律，就是在口袋里装着一本达尔文的书，来到河边的草地上。 安息日戒律禁止在“公有场地”内负荷重物，而书本也属于重物之列。说也奇怪，我虽然在精神上已和我的信仰决裂，但是要在礼拜六带着那本书从我父亲的房子里走出来，例仍是桩很难做到的事情。
后来，那个医生又把海克尔、斯宾诺莎、叔本华以及尼采的书借给我。我急不可待地把这些书统统看完，就好象青春少年阅读色情书籍一样，既是津津有味，又暗自羞愧。我专门先找那些亵渎宗教的章节，比如对于奇迹和上帝的嘲笑，对于圣经的攻击等等。其中有两本德文的文集我将永远也不会忘记，一本叫做《科学入门》，一本叫做《现代伟大思想家》，都是绿色平装廉价书。伽利略、哥白尼、牛顿、伏尔泰，霍布士、休姆、卢梭、康德，这一群辉煌灿烂的伟大人物，就在我，一个十五岁的犹太少年，孤独一人躺在维斯杜拉河畔草地上的时候，突然闯入了我的思想。我如痴如狂，一连攻读了两三个星期，于是我的世界、我父亲的世界，统统倒坍、摧毁、破灭、粉碎，变为一堆瓦砾，化为一片尘埃，从此休想恢复，就如倒坍在沙漠之上的奥齐曼迪亚斯的塑像一样。
我的头脑从此开了窍。
我的家庭移居美国之后，我成了布鲁克林中学的一个异常早熟的奇迹。我学英语就好比背诵乘法表一般便当，两年之内我就学完了全部课程，并且取得了进人哈佛大学的奖学金。那时候，无论我的言谈举止，还是衣着装束，在我的双亲眼里都已完全美国化了。他们为我哈佛大学的奖学金感到骄傲，但是同时也很担忧害怕。不过，他们又怎能留难我？我离家上学了。
在哈佛，我是一个奇才。教授们，连同他们的夫人，对我推崇备至；我是许多豪富人家的座上客，我的带点犹太学堂腔调的英语，他们觉得新颖有趣。我把所有这些宠爱奖掖视为理所当然。我那时年轻漂亮，就象路易斯。亨利一样，具有某种天生的魅力，对于交谈也是颇有天赋。我能使那些文人雅士和我一同分享我因为发现了西部文化而感到的兴奋激动。我爱美国；我博览贯通美国的文学与历史；我能背诵马克。吐温的大部分作品。经过法典学堂的训练，我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我能滔滔不绝，侃侃而谈，既有独到见解，又能旁征博引，这使那些波士顿人惊叹不已。同时，我还能够把一些犹太法典的知识融会于我的谈论之中。正是由于这样，我才在无意之中醒悟到后来使我成名的道理，那就是，如果有人能把犹太教作为那些基督徒本身历史背景之中受到忽略的一个部分介绍给他们，并且在介绍的时候既保持一定的尊严，又稍带一丝嘲讽口吻，那么他们一定会深感兴趣。三十年后，我写成了我的《早期基督教中的犹太法典精义》，后来我又把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