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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我无可夸耀，因此我将简单地一笔带过。生活毕竟是那么大同小异！一个有钱人家的千金，爱上了一个穷家庭教师，不过是个老生常谈的故事。喜剧、小说、悲剧、电影，大多用的是这个简单题材。我则是亲身经历了一次。她是波士顿的一位富家闺秀，是个天主教徒。在那二十出头的年纪，一个人很难聪明理智，一旦堕入情网，那就不可能忠诚老实，不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我那活跃的想象，善于论证的能力，这时也作用于我自身，竟然使我果真相信，基督已经进入我的心灵。后来的事情也就非常简单：天主教才是正统，才是基督教艺术与哲学的宝库；同时，它自成一个详尽无遗的典礼仪式的系统，这才是我真正能够理解的唯一的宗教。我于是改信了天主教。
这是一个肤浅的梦想，一旦醒来，感觉尤其可怕，不过我还是静静地渡过了这个难关。由于我所受的教育，在我心灵深处，我依然是——至今未变——从雪地里走进一座基督教堂时的那个奥斯威辛犹太法典学堂的学童，当他远远看到前方墙上——也就是犹太教堂放置圣龛的地方——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形象时，他的灵魂深处深受震撼。如果她的家庭没有把我赶出去，如果她坚决和我站在一起，而不是仅仅泪流满面，象个溶化着的糖人儿似的呆呆站在雨里，那我很可能沉沦至今还不知醒悟。我之所以赞美、怜悯、热爱拿撒勒的耶稣，正如我已经做了的那样，无休止地研究他、写他，最最根本的一个前提，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对他产生信仰。
既然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九三三年以前，而且我又从未采取任何行动“再次改变信仰”，根据纽伦堡法律，从技术上来说，我可以免受对于犹太人的迫害。据我所知，这种豁免权也适用于德国籍的混血犹太人，而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如果一旦遇到最坏的情况，当然也可以享受这种宽待。一九四一年，当我的护照问题受到留难的时候，我在梵蒂冈的一个好朋友为我搞到了证明我曾改信天主教的波斯顿来的文件影印副本。我现在依然保存着这些有点暗淡褪色的证件。我迄今没正式出示这些证件，因为我担心说不定会把我和娜塔丽分开。绝对不可以出现那样的情况。只有在我能够用这些证件帮助她的时候，我才会出示。
至于说到拯救我自己的生命——其实，我已度过了大半辈子。我不想再把关于马叮路德的那本书写下去。我原来打算通过这个宗教改革人物，来结束我对在历史中演变的基督的描绘。但是，我的这位主人公的粗俗可恶的条顿主义使我越来越感到犹豫，暂且不说他对犹太人的恶言中伤简直无异于戈培尔博士之流对于犹太人的破口大骂。他是个宗教天才，对此我毫不怀疑。但是他是一个日耳曼天才，因此他其实是个专事破坏的天使。路德最辉煌的成就在于他粉碎了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罗马教廷。他挑剔弱点的洞察力令人惊叹，他的辩才具有极大的煽动性。他对旧制度、旧结构的大胆的仇恨与藐视透发出典型的日耳曼音调，好似条顿堡森林发出的震耳轰鸣，好象雷神手中的铁锤发出的打击声。我们将听到马克思发出同样的声音——这个由犹太人变成的日耳曼人，身兼这两个民族的狂热素质；我们将在瓦格纳的音乐和著作中再次听到同样的声音；而当轮到希特勒的时候，这个声音就使全球震撼。
让别的人去把路德的伟大之处写出来吧。我倒是情愿接下去写上几篇柏拉图式的对话，象我在哈佛大学的谈话那样的不拘形式，我们这个历经劫难的世纪里的一切哲学和政治问题都是我的话题。我没什么新鲜见解可以献丑；但是，我的文笔还算轻松流畅，或许能够博得几位一心追逐欢乐和金钱的读者见爱而伫足少待，对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也能关心顾盼一下。
又是一则东拉西扯的日记！但是我已写下整整六页。我是忍着腹部剧痛，咬紧牙齿，一字一字写下的。我感到非常虚弱无力，连从这张椅子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一定是得了什么重病，绝不是由于心理因素而引起的阵痛。我全身各处都响起了警报。我一定得再去看看医生。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巴登—巴登我现在感到比在医院好受些。事实上，能有三天时间摆脱布伦纳公园旅馆的无聊生活，不再闻到那些糟透了的饭菜气味，这本身就能减轻许多痛苦。医院里的流质食品和牛奶蛋糊对我颇有好处，虽然我敢肯定，这些东西都不过是德国的一些发明天才从石油废渣和旧轮胎里提炼出来的玩意儿。我在医院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肠胃检查。我依然在等待诊断结果。我住院的时间过得很快，因为我和R医生谈了许多。
他希望我回美国以后能够作证，“另一个德国”依然存在，希特勒政权使它含羞忍辱，噤若寒蝉，惶恐不安；这是伟大诗人和哲学家的德国，是歌德和贝多芬的德国，是许多科学先驱的德国，是魏玛共和国的先进社会立法议员的德国，是被希特勒摧毁了的进步劳工运动的德国，同时也是心地善良的普通人民的德国，他们在最后举行的三次大选中曾以逐渐增加的多数拒绝选举纳粹党，但是最后却被一些老牌政客如巴本和年迈老朽的兴登堡之流所出卖，兴登堡在安享了荣誉的顶峰之后，竟将希特勒引入政府，导致如此一场浩劫。
至于随之而来的情况，他要我想象一下三K党一旦在美国攫取政权之后的局面。那种局面就是已经在德国出现的局面，他说，纳粹党就是一个大型的德国三K党。他列举了一系列的例证：煽动性的火炬游行，反犹运动，古怪离奇的制服，对于开明思想和外国人的剑 拔弩张的盲目仇恨等等。我回答说三K党只不过是神经失常的一小撮，并不是一个足以左右全国的大党。然后他又举出美国内战之后重建时期的三K党，一度也曾是颇受敬重的大规模运动，南方许多领袖人物也曾亲身参与；而现代的三K党在二十年代的民主党政治中也曾起过作用。
极端主义，他说，乃是现代社会中普遍流行的肺结核，它是由于变化过于迅速，旧道德标准逐渐崩溃而引起的一场世界性的不满和仇恨的传染玻在局势比较稳定的国家里，结核菌由于被封闭在已经结钙的机体组织之中，它们因此表现为一些危害作用不大的疯狂举动。但是一旦发生社会动乱、经济萧条、战争或是革命，这些细菌就会一拥而出，传染全国。这种情况已在德国发生，它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甚至美国也不例外；德国由于这种传染，现在已经病入青盲，这位医生说。千百万德国人对此十分清楚，并且深感沉痛。他本人是个社会民主党人，德国总有一天必将回到这条道路，这条通向未来、通向自由的唯一道路。德国的文化，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人民，决不能由于产生了一个希特勒，或是由于他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便应受到惩处。希特勒时代的最大灾难，其实是落在德国人自己身上。这便是R医生的论点。
那么，希特勒又何以会受到德国人的普遍爱戴呢？他的解释是：恐怖，再加上对于报纸和广播的全面控制，造成了一种好似深受爱戴的假象。但是我写过几篇论述希特勒的杂志文章，我了解事实与数字，我了解所有的高等学府如何一古脑儿倒向了希特勒，我了解德国的许多最优秀的有识之士如何争先恐后吹捧起这位主宰命运的伟大人物，我也了解政、军、商、法各界人士如何迫不及待、慷慨激昂地向他宣誓效忠。我对这位医生说，将来在对这一疯狂时代进行研究的时候，必须进行解释的一个最主要的事实是，日耳曼民族在精神上几乎对希特勒作了全面的投降。如果你把希特勒的运动说成是一个三K党运动，那么，全体德国人一夜之间要么是变成了三K党党徒，要么是变成了三K党的热情支持者，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以及民主精神就好似从来也不曾在这片国土上存在过一样。
他的反驳是：美国人的头脑难以理解德国的艰难处境。他们被禁铜在中欧的一块狭小的赤贫土地之上，许多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俄国的压力之下，同时又有法国在他们背后不停地骚扰。他们的两个最大的文化中心，普鲁士和奥地利，曾经惨遭拿破仑军队铁蹄的蹂躏。英国又和沙皇俄国相互勾结，迫使德国人民处于虚弱地位达一世纪之久。这一切最后导致了俾斯麦的崛起；正当自由主义风行全欧的时候，他却顽固地坚持专制主义，致使德国人民在政治上一直未能臻于成熟。到了大萧条时期，混乱不堪的魏玛体制开始解体，这时正值希特勒发出了强权统治的清澈有力的呼声，这个呼声自然掀起了一片积极和热情的响应。希特勒利用这个民族最优秀的品质，实现了类似罗斯福新政所带来的经济恢复。他在军事上的胜利吞没了一个渴望自尊的民族对于他的罪恶倾向的抵制，这当然非常不幸。不过，美国人自己不也同样崇拜胜利吗？
我的床上放着一本宣传部印行的外文杂志《信号》，里面有篇用法语写的莫名其妙的长文，把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说得好似是打了一场大胜仗。当然，身在巴登一巴登的人，对于斯大林格勒一役不可能有多少了解，但是德军显然遭到了一次惨败，这次惨败很可能就是此次大战的转折点，但是《信号》却把它说成是按计划行事：第六军的牺牲加强了东方战线，挫败了布尔什维克的作战行动。我向R医生问道：依他看来，德国人民是否会不分青红皂白信以为真？或者，对希特勒的反抗会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