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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沉默片刻之后说：“那么，副艇长的空缺怎么办？”
“我对司令说我想让你干。”
“我？”拜伦酒后还有点头晕。他尽力使自己镇定下来。“那不行。”
“为什么？”
“我资格太浅。我是个后备军官。这是战斗岗位，那是肯定的，我会爱上潜望镜，但我是个微不足道的行政人员。”
“官兵勤务名册上表明你够格，事实上你也够格。司令在考虑这个问题。你算是太平洋潜艇司令部里的第三名后备副艇长，但司令倾向于满足我的要求。其他两个人的资格都比你老，他们自一九三九年起就一直服现役。但你参加过多次战备侦察。”
“我在地中海荒废了不少光阴。”
“在前进基地搞维修不算是荒废光阴。”
拜伦往他的杯子里斟酒。他们在黑暗中喝着。从厨房里传来的叮当声和溅泼声中，他们听到杰妮丝在唱《可爱的草裙舞之手》。
过了不久，埃斯特说：“或许你同意彼特。 贝特曼的看法？你不再想和我一块儿出海吗？那也好商量。”
在返回基地的漫长航程中，军官起坐室里很少有人谈起那次屠杀事件。 拜伦犹豫起来，然后说：“我并没要求调开。”
“我们出战就是为了杀日本人，不是吗？”
“他们在水中没有任何战斗的机会。”
“屁话。”这个词非常刺耳，因为埃斯特总是避免说脏话的。“我们在作战。要结束这场战争，要赢得胜利，并且从长远说来也是为了争取少死人，我们就得大量杀死敌人。这话对吗？还是错了？”拜伦闷不作声。“怎么样？”
“夫人，你就是喜欢杀人。”
“对那些狗杂种，我不在乎这样做。我的确不在乎。我承认。这场战争是他们要打的。”
黑暗中两人相对无言。
“他们杀死了你的哥哥。”
“我说过，我并没要求调开。 别说了，艇长。”
埃斯特走后，杰妮丝坐下和拜伦促膝长谈。他们谈到了这次出巡，然后谈到华伦，满怀柔情地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对往事的追忆中。他没提起娜塔丽，只说他打算明早打电话给国务院。在他离去就寝时，他伸出双臂，热情地吻了她。她感到诧异，又深受感动，因此凝视着他的双眼。“那是给娜塔丽的，是吗？”
“不。晚安。”
在她离开前，她朝他房里看了一下，并听清了他那平静的呼吸。她的汽车上有军政府发的通行证，能够在宵禁时通行无阻。她驱车穿过灯火管制下的黑暗街道，来到埃斯特现在为了和她幽会而住下的小旅馆。几个小时之后她悄悄地回到家里，精疲力竭，但一番苟合带来的片刻欢乐使她容光焕发。她再一次倾听拜伦的呼吸；深沉、规则、没有变化。杰妮丝上床就寝，身心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中，只有一丝无理性的疚意缠绕在心头。几乎象是犯了通奸罪似的。
在太平洋潜艇司令部范围内，有关埃斯特把那些日本兵全部杀死是否必要的论争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场论争从未透露到报纸上。即使海军的其他部门也毫无所闻。那些潜艇官兵把这件事当作家庭里的秘密，从不为外人道。战争结束后许多年，当所有的出巡报告都不再列入保密范围的时候，外界人士终于获悉真相。卡塔尔。 埃斯特的报告详尽坦率地描述了当时屠杀的情况，而太平洋潜艇司令所作的批语是无条件的高度赞许。参谋长所拟批语的稿于也公诸于世。他写上长长一段意见，对屠杀孤立无援的落水者表示责备。司令愤怒地用墨水笔把这段批语一笔划掉，当时墨水溅泼的痕迹至今还留在海军部战时文件档案里已经发黄的一页上。
“如果在这个司令部里我还有十个象埃斯特一样敢作敢为的杀人者，”司令当时对参谋长说，“这场战争可以提前一年结束。我决不会因为埃斯特少校杀了日本人而批评他。这是一次立了大功的巡逻，我将推荐向他颁发第二枚海军十字勋章。”
第六十四章
七月初，美国驻伯尔尼公使馆的公使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以后又收到莱斯里。斯鲁特的来信。自从德军占领法国南方以后，从美国发出的普通邮件便收不到了，而且官方邮包也没有了。但中立国的外交邮包提供了往返传递信件和报告的非正式途径。斯鲁特在瑞士外交部里的一位朋友给塔特尔带来了这只厚厚的信封——为了另外一桩事情和他会面，谈完话之后交给他这个信封，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
亲爱的比尔：首先我必须表示歉意，因为我附上的有关百慕大会议的备忘录字迹写得恐怕难以辨认。为了护理一只扭伤了的足踝，我只能躺在床上作书。我已辞去了外交部的职务，因此办公室和秘书我都没有了。
由于跳伞不慎，我扭伤了足踝。现在为你潦草地写几行的是一个变了样的莱斯里。斯鲁特！我一直是个——说得宽厚一些——胆小的人。但离开国务院之后，却到了战略情报局。自此以后，我一直在奔波，不知道何处才是安身之所。不过，我却有一种快乐感，这是一种新鲜的尽管是使人惶恐的感觉，好比一个摔到飞机外面的人发现自己在下坠时竟能欣赏——不管多么短暂地——四周的景色和冷冽的微风一样。昨天跳伞以后，下坠时的景象经常在我脑子里出现：一场骇人的恶梦，尽管令人心惊胆战，却又使人欣喜若狂。
你当然知道战略情报局的情况。我还记得，“疯狂的比尔”多诺万将军去年匆勿路过伯尔尼时曾惹得你冒火。这是一个临时凑合的情报班子，一个极端希奇古怪的单位。显然，关于我正在干些什么，我能告诉你的不多。但我正在干一些事情；在脱离了国务院之后，这的确使我感到快慰。我经历了一场职业上的大灾难，但形势发展得如此快，我实在无暇自怜。
比尔，国务院是座宝殿，里面的美人全都给绑走了。剩下的是一群吱吱叫的整天无所事事的阉宦。外交政策大部分为罗斯福先生和霍普金斯先生两人所左右；其余部分则由多诺万将军的班子插上一手。 国务院里这些太监继续有名无实地散发官方文件，而这些文件的价值跟草纸差不了多少。
如果这一切听起来不大顺耳，要记住我已经毁掉了我的专业，放弃了十年的宝贵资历，因为我认为这是真理。 国务院在百慕大会议上所作所为断送了我的前程，也许这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反正我是早晚要滚蛋的。犹太人问题已发展成为象癌症一样折磨着我，而布雷肯里奇。朗只能使我的情况恶化到精神错乱的地步。现在我已脱离苦海，走上了康复的道路。
朗把我调到欧洲事务处，这是你知道的，去处理犹太人问题。他那时经受异常沉重的压力，要他设法打破从希特勒那里逃亡出来的难民所面临的签证问题已经形成的一个僵局，同时为那些被横加罪名、一批一批被消灭的犹太人做些事情。他是个掉在水里的人，拚命要捞救命稻草。我想，他要在科里安插一个享有“亲犹”名声、善于花言巧语的人物，这个人能对犹太人表示无限同情，尽管没有任何帮助他们的实权。而且我想他指望我，作为一个善良而忠诚的国务院雇用文人，去执行他的政策，不管这些政策多么不合我的脾胃。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当初要接受这个职务。答案是，我也不知道。我看我那时确实希望朗是说了话算数的，希望我能在犹太人问题上发表见解，使局面松动，使有关方面放宽限制，起到缓和作用。
如果我曾抱有这种希望，那么我当时确实是自欺欺人。从一开始，直到我在百慕大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离去以前，我到处碰壁。总的说来，我现在为布雷肯里奇。朗感到遗憾。我甚至不把他看作戏中的坏蛋。他成为这样的人物实在身不由主。他把我派到百慕大去无非要我充当基督徒里的索尔。布卢姆，一个明显抱有亲犹态度的起配角作用的外交官。有朝一日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未来的国会调查会上提到我这个人。 把我提出辞呈这件事记录在案恐怕不太雅观，但时至今日，我当然无意为国务院撑面子了。
而且这是个什么样的面子！我们的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安排会议时为了避开外来压力、挑战和争论，做了多么细致的工作啊！报纸记者不能入常劳工领袖、犹太领袖、示威群众——广阔的海洋使会议不受他们干扰。春天的花朵为百慕大带来明媚的景色，会议在远离新建的军事基地的美轮美奂的饭店里举行，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到游泳池去游泳或喝上几杯这个岛上用甜酒调制的美酒。晚上社交活动开始后，当你周旋于百慕大的名流之间时，你几乎想不起战争还在进行。
可怜的哈罗德。多德斯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这次被迫就任我们的代表团团长——哀求我不要辞职。但到了第三天，我实在不能忍受了。我告诉他，要么我在会上提出那些面临灭绝的犹太人的问题（这些犹太人是会议上禁止触及的议题！），要么我将飞返华盛顿并辞去我的外交官职务，多德斯是孤立无援的。他不能让我去反对那些他必须遵循的政策。我只有走，这样我至少还保留一点自尊心。
会议的讨论情况还没公布。 国务院现在疯狂地以需要保密为借口，声称有必要“保护旨在援助政治难民的各项措施”。而赫尔和朗两位先生心里希望的是，对会议的关心将会逐渐消失。这样他们就永远不必公开说明真相了。但这种关心将不会消失。要求公布真相的压力将会与日俱增，而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时，将会震撼整个世界。
从我的备忘录里你将能看到发生在百慕大的真实情况的一鳞半爪。你还记得我在伯尔尼电影院里收到的那份叙述万“湖会议的可怕文件吗？我无法肯定这份文件的真实性，但从那个时候起所发生的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