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难以置信的小道新闻。不，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是去奥斯威辛；再说，即便是去那儿，也没有理由认为那儿的情况一定会象传说的那样可怕。
这就是娜塔丽在车上觉察出的一般人的心理。她心中更有数。她始终不能排遣开班瑞尔。杰斯特罗带来的那些消息。她更不愿被一些幻想所欺骗。因为要活下去，要重新看到路易斯，她就必须冷静地去想。她坐在破裂透风的地板上，经过漫长的黑夜和白天，又饥又渴，被臭气熏得难受，牙齿和骨节都随火车的震动打战，这样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她倒是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
这一次突然和她叔父分离后，她头脑清醒了，意志更坚定了。她只不过是向东方进发的火车上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当中的一个，此后她可要靠自己了。党卫军把这些犹太人赶上牲口车时，没有点名，只计算了一下人数。 埃伦。杰斯特罗仍旧是有身份的，仍旧是有名气的，仍旧是一位长老，仍旧是一位“知名人士”，所以他在前面卧车里。而她却是一个无名之辈。在盟军还不曾全部击溃但已呈败象的德军之前，无论把这些人送到哪里去，大概总会派给埃伦一些文书之类的工作，让他活下去吧。也许，到了那里，他又会找到她，又会保护着她吧；然而，单凭直觉，她已知道那是最后一次看到埃伦了。
当一个人确实相信自己要死的时候，那种心情对他是难堪的。医院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的病人，向电椅或者绞架走去的罪犯，风暴中留在沉船上的水手：既然这些人还会私下里怀着一种这一切都是幻想的希望，就会有人发出一声呼唤，把他们从昏问得无法透气的梦中惊醒过来；那么象娜塔丽。亨利这样一个年轻健壮的人，乘在一列开往东欧的火车上，为什么就不可以抱这种希望呢？她在暗中这样希望，并且毫无疑问，整个运牲口车上所有遭难的犹太人也都这样希望。
她是一个美国人。这就使她不同于其他的人。只是由于一些离奇的遭遇，以及自己愚笨的错误，她才被关进了这一列火车；第二天夜晚，火车发出呻吟，放低速度，进了群山，曲曲折折地行经树木密布的盆地和悬崖绝壁的峡谷，慢腾腾地穿过月光照耀下的积雪，于是那些雪花就从车轮上晶莹灿烂地散布开来，随着阵风旋舞。娜塔丽望着外面清幽的景色，身上冷得直哆嗦，想起了她大学四年级圣诞节去科罗拉多度假的情景；当时火车攀上落基山驶向丹佛，月光下的积雪也是这样纷纷飘散开来。她在竭力回忆美国的往事。将来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她是死是活，要看她是否能够盯着一个德国官员，使他停下来考虑她的这句话：“我是一个美国人。”
因为只要一候到机会，她就可以证明这件事。说也奇怪，她至今还保存着她那张护照。折烂了、揉皱了、上面盖有“犹太区登记章”的护照，仍旧藏在她那件灰色衣服胸前黄星标志下的口袋里。德国人特别重视官方文件，并不没收它，也没撕毁它。她在巴登一巴登时，护照被扣留了好几个星期，但是等到去巴黎时，又发还给了她。到了特莱西恩斯塔特，她只得把它缴了上去，但是过了好几个月，有一天她发现护照放在她床上了，里面还夹着拜伦的那张照片。也许，德国情报机关已经利用它去复制了间谍需要的证件；也许，它只是一直躺在一个党卫军的抽屉里发霉。不管怎样，反正它还在她手里。她知道这张护照保护不了她。对她，或者对嫩车上的任何人，国际公法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在这群不幸的人当中，这是独一无二的一张可以证明身份的文件；而在德国人看来，一个身穿美国海军制服的丈夫的照片还是有它的影响的。
娜塔而把奥斯威辛想象成为一个更可怕的特莱西恩斯塔特，地方更大，管理也更严，那里不是仅有一个小堡，而是有许多毒气室。不过，即便到了那里，肯定仍旧有工作可以做。那里的营房可能跟这列牲口车同样糟，甚至更坏，在一般被遣送者当中，身体弱的、年纪老的、手脚笨的，也许就那样死去了，但是其余的人会去劳动的。她准备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拿出她的护照，叙述她在云母工厂干活的经历，介绍她在语文方面的才能，调情卖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借牺牲她的贞操，但是她要活下去，直到被救出来。这些想法，不管多么脱离现实，但并不纯属虚诞。然而，她最后的希望却是一片幻想，希望有个眼光远的党卫军军官会出来保护她，为的是将来德国战败后可以利用她作为人证。她所不能理解的是，多数的德国人还不相信他们会输掉这场战争。由于对阿道夫。希特勒怀着信心，这个疯狂的国家还要硬干下去。
她对战局的推测是相当准确的。德国高级官员知道他们几乎已经输光了这场赌博。一些小小的和平刺探者好象蛆虫从垂死的纳粹大鱼身体里爬了出来。党卫军头子希姆莱要下令停止使用毒气。他正在掩盖他的劣迹，准备推卸他的罪责，要有步骤地着手为自己塑造一个新的形象。娜塔雨乘的是最后一列运犹太人去奥斯威辛的车；只是由于官僚机构在扭转原来的政策时因循拖延，所以这列车才会开出去。但是，在比克瑙站台上等候这列车的那些党卫军工作人员看来，焚尸炉里仍旧需要生火，特别分队仍旧需要加强警戒，这一切都是日常应做的工作。谁也没想到，要去依靠一个讨人喜欢的美国犹太女人，战败后好用她当护身符。娜塔丽的护照可以作为一种精神安慰，但它只不过是一张废纸罢了。
车上的情形越来越糟。第二天，那些病得厉害的人在他们躺着、站着或坐着的地方一个个地死去。第三天，天刚亮一会儿，娜塔丽身边一个发高烧的小姑娘开始抽搐，扭动身体，挥着手，接着就僵硬不动了。没地方可以安放尸体，于是死了小姑娘的母亲悲悲切切，把尸体紧搂在怀里，仿佛它还是活着似的。孩子脸皮发青，闭着的眼睛凹陷下去，下巴搭拉着。 过了大约一小时，一只脚抵着娜塔丽的那个老妇人口里吐血，一边喘气一边发出咯咯咯的响声，接着就在她墙跟前那块地上一骨碌倒下了。那个不知疲劳、一直在车上挤来挤去、设法救护别人的捷克护士，这时也没法起死回生。另一个人抢占了墙跟前那块地方。
老妇人躺在那儿，身上耸起着她那件短大衣。一条皮包骨的腿伸在外面，腿上还套着毛线袜，系着绿色袜带，后来娜塔丽把它推到大衣遮盖着的地方，一面硬着心去想从前的另一些事，竭力克制自己的恐怖。但这样做并不是容易的。火车颠簸着向东行进，发出卡哒卡哒的响声，这时候粪臭中夹杂着那股死人的气味越发难闻了。党卫军把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病人都塞在车子的另一头，那里大概已有十五个人死了。 被遣送的人已经完全麻木，都在窒息的臭气中打吨，或者茫然地瞪着什么。
车刹住了。
什么人在外面粗声粗气地嚷嚷。铃声响了。火车猛地向后一退，接着又是向前移动一下，这是在调换机车头。它停下了。打开了车门，以便将那两个臭气腾腾的尿桶倒干净。阳光和新鲜空气就好象是一阵音乐声涌进来。捷克护士装满了她的那一桶水。列车长告诉送水来的党卫军，说有几具死尸，党卫军喊道：“好呀，算他们走运！”他拉上了车门，咯哒一声把它锁上了。
火车再开动时，沿途闪过去的车站已是波兰。地名。这时候听到车上的人大声谈到“奥斯威辛”。娜塔丽旁边的一对波兰夫妇说，车正在一直开往奥斯威辛。 奥斯威辛好象是一块大磁石，正把这列车吸引过去。有时候，路线好象转了方向，于是大伙都精神振奋，但是过不一会儿，它总是又向奥斯威辛那面折转过去——向那几个维也纳妇女管它叫奥斯赫维兹的地方折转过去。
这时候，娜塔丽已经坐了七十二小时了。她那支撑着身体的胳膊已被磨破，鲜血染污了她的衣服。她已经不觉得饥饿。口渴痛苦地折磨着她，使她忘了其他感觉。自从离开了特莱西恩施塔特，她只喝过两杯水。她嘴里干燥得好象是一直在吞咽灰土。捷克护士把水分给那些更需要的人：儿童、病人、老年人、垂死的人。娜塔丽老是想念美国的冷饮，想念自己喝那些冷饮的时间与地点：在杂货铺里喝冰淇淋苏打，在中学舞会上喝可口可乐，在大学里举行野餐时喝冰啤酒，喝厨房里自来水龙头里的水，喝办公室里冷却器里的水，在阿迪龙达克可以看到群鱼出游的地方喝棕色石潭里冷冽的水，在打完网球洗冷淋浴时喝双手捧着的水。但是，她非得驱散这些想象不可。它们要使她发狂了。
车刹住了。
她望出去，看见一片片农田和树林，一个村落，一座木头建筑的教堂。几个穿灰绿色制服的党卫军在外面走过去，他们伸直了腿，吸着她可以闻到气味的雪茄，说着一口德语，亲切地聊天。从一间离铁路不远的农舍里，走过来一个男人，留着络腮胡子，穿着皮靴和泥污的衣服，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口袋。他摘下帽子，向一个党卫军军官说几句什么，军官冷笑了笑，轻蔑地向这列火车做了个手势。不一会儿，车门拉开了，那大包东西从空隙中扔进来，车门又关上了。
“苹果！苹果！”令人快乐得难以相信的话，象歌声传遍了整节车厢。
这位好心肠的善人是谁呀，这个满身泥污、留着络腮胡子的人是谁呀：他怎么会知道这列静悄悄的火车里关的是犹太人，对他们发J‘善心？谁也没法回答这些问题。 被遣送的人站起了身，眼睛里闪出亮光，消瘦的脸上露出痛苦、急切的神情。一些人开始张罗，把苹果递到那些伸出去攫取的手里。火车开了。一下子牵动，娜塔丽麻木的腿站立不稳。她只好去拉那个分发苹果的人。那个人朝她瞪了一眼，但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