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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谢尔博士萎靡不振地点点头。“对，对，不过失去了百分之九十的重工业，苏联怎能继续打下去呢？”
“一九四一年他们打败仗那时节，他们把工厂都搬到乌拉尔山脉后边去了。这真是项超人的工作。”
“斯鲁特先生，希特勒的工厂可不必搬动埃这些工厂都是世界上设备最好的，一直都在稳步生产出大量武器。只等来年春天解冻，泥泞干燥了，他就会发动一次大规模新攻势。你说那些内迁的工厂能给俄国人生产足够的武器吗？”
“俄国人还能得到《租借法案》的物资。”
“不够，”英国老头喝道。“他们不够，英国也不够。”
阿谢尔悲哀地说：“我担心的是，如果希特勒在一九四二年拿下高加索，而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还是和外界隔绝的话，你可不能排除人家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埃”
英国老头说：“正如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所干的那样。 共产党人一转眼立刻就会出卖盟友，他们是十足的现实主义者。”
塞尔玛的母亲说：“那么一来，俄国的犹太人就完蛋了。”
神父本来在穷凶极恶地对付半只鸭子，忽然住了手，一对小眼睛朝斯鲁特膘了一眼。“目前俄国的那些犹太人是怎么个情况啊？”
“在德国后方的吗？大概很糟糕吧。 别的地方吗，还算过得去。当局把他们当牲口似的赶来赶去，不过俄国多多少少也是这样对付每一个人的＂”从俄国和波兰传出来的各种说法是真的吗？“阿谢尔博士问。斯鲁特没答理。”我指的是大屠杀。“
四座都向他投来严峻的眼光。
“这类事情是很难核实的。”他吞吞吐吐地说。“战争时期嘛。那些地区禁止外界的新闻人士进出。连德国的也不准。大屠杀的受害者开不了口，杀人凶手当然不肯谈。”
“醉鬼酒后吐真言，德国也有爱喝酒的人。”塞尔玛说。
阿谢尔太太又碰碰他的手。这个年近花甲的女人，头发里夹着几根银丝，皱纹密布的脸庞清瘦秀丽，一身长袖黑礼眼直扣到脖子，在在都赋予她一种雍容华贵的美。“你为什么说在德国后方的情况很糟糕？”
“我离开莫斯科前看到过一些档案材料。”
“哪类档案材料？”神父马上尖锐地发问。
斯鲁特越来越不安，躲躲闪闪说：“不外乎是些人们听说的那种吧。”
那英国人清清嗓子眼，用指关节敲敲桌面，象含着口痰似的说：“斯鲁特先生，伯尔尼就是这么个飞短流长的小城市，你知道吗？听说你太关心犹太人，你们国务院就把你从莫斯科调到瑞士来了。”
“完全是无稽之谈。 鄙国国务院本身就非常 关心犹太人。”
那英国人缠住不放说：“事实上，听说你对美国新闻界人士透露了你的档案材料，因此引起你上级的不满。”
斯鲁特无法圆滑地对付这下刺探，他只能说：“流言蜚语简直不值得讨论。”
接着大家陷入长时间的沉默，这时有个使女在每一个席位上放了本小小的祈祷书。 阿谢尔博士父子都一本正经地用希伯来语念了一段祷词，这当儿，斯鲁特感到尴尬，就顺手翻着德译本的祈祷文。等到男女宾客分别走到各自的休息室去喝咖啡时，塞尔玛在一条过道里拦住斯鲁特，伸出两臂搂住他。她身上那件黑丝绒紧身胸衣半掩半露着一对漂亮的乳房，比娜塔丽的略小一些。她四顾无人，就依偎着他，在他嘴上轻轻一吻。
“这是为什么？”
“你太瘦了。我们一定要把你喂胖。”她匆匆走开了。
这公馆里有整整一层都是阿谢尔博士的书房：长长一间，黑沉沉的，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成排的书，多半都是皮面精装书。一股浓烈的、发霉的书卷味儿。在堆得乱七八糟的大书桌后面那堵墙上，挂着些政治家和歌剧明星的签名照。就近一个木架上摊开一幅世界军事地图，上面插满彩色图钉。
“你又一直在收听柏林电台啦，雅各布？”那英国人伸出抖抖索索的手指，在地图上马来半岛那儿笃笃敲着。“日本人早就给打退到比这更远的北边了。”
阿谢尔对斯鲁特说：“你瞧，我真胡涂，竟把战争带进我修身养性的地方了。”
“你这儿的地图倒比我们公使馆的详细。我们往往把整个太平洋都忘了。”
“不过，斯鲁特先生，这可是个关键地区啊，对不对？要是新加坡丢失了，那就不免引起一场土崩瓦解”——他摊开指头从印度到澳大利亚往下一扫——“不闹得天下大乱才不会罢休呢。”他又把指头朝上一挥，指着德国在俄国的战线，那是一排红色图钉标出的南北向曲线，从黑海一直到北冰洋。“瞧希特勒占据的地方！苏联是个断臂缺腿的残废啦。”
“新加坡丢不了，”那英国人说。
“再说一个主权国家能长出新手新脚来，”斯鲁特说，“这是个顽强的原始生物，就象螃蟹似的。”
阿谢尔听了这番比较，苍白的脸上微露喜色。“哎，可是德国人如此强大。但愿能从他们的后方包抄过去多好啊！”他的指头一下跳到大西洋东岸。“不过如今东亚的土崩瓦解会把美英拖到另一个方向。”阿谢尔郁郁不乐地叹了口气，颓然坐在斯鲁特身边的棕色皮沙发上。
“哪能让这种事出现呢！”那个英国人坐在一张高背椅里，开始拿大西洋沿岸德国潜艇击沉盟国舰船的事来逗莱斯里。斯鲁特。难道斯鲁特的同胞连在战时都不能尽力克制一下，在沿海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吗？柏林电台在公开吹嘘说，辉煌的灯火为德国潜艇提供了战争中最方便的搜索条件。英国广播公司刚才就证实了德国发布的十二月份在美国沿海击沉舰船的惊人数字。照这样下去，盟军是输定了。
再说——那老头越说气越大，差点儿竟从椅子里跳起来——，日本人在吕宋岛为什么进展如此迅速？英国兵力分散全球，而且已经打了两年多仗；所以无怪乎新加坡发发可危。可是驻菲律宾的美军已经多赢得两个宝贵的和平年头可以练兵备战，况且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作战。为什么不把侵略者撵到海里去？如果在这次大战中美国连这副担子都挑不起来，那也好，英国愿意单独拯救文明世界，事后再回过头来对付俄国熊。不过任重道远埃美国有的是资源，就是缺少斗志。
斯鲁特听了这番慷慨激昂的长篇宏论，倒没怎么动火，因为凭这人的态度和嘶哑的声音看来，真是老胡涂了。他不动声色地回答道，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要作好战争的思想准备是需要时间的。这一点在张伯伦执政下的英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不过他也有一两个问题要请教。不准从希特勒那里逃亡出来的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对英国的作战有何好处？一个自称为文明民主的国家，怎能迫使妇女儿童乘坐危险的旧船绕着地中海毫无指望地不断漂流呢？
“理由可多着呐，有地区政策的种种理由，有国家的种种理由——”那英国人泪汪汪的，猛的伸出手在眼睛上一抹。“不瞒你说，大英帝国肩负种种重任，处境为难呐——一个人还往往进退两难呢——对不起；告辞了。”他站起身，赶紧夺门而出。不一会儿，他那个不施脂粉、貌不惊人的女儿出场说：“我们该告辞了。”她嗔怨地白了斯鲁特一眼，转过身就走了。
“得罪，得罪，”斯鲁特对阿谢尔说。
“当初托莱佛在这儿公使馆任职时，他就成了我们家的好朋友。他身体有病，热爱祖国，可是人老了。”阿谢尔沉着地说。
宴会就此散了。斯鲁特和神父一起走进寒风料峭、星光灿烂的夜空下。斯鲁特翻起衣领，说他要走回自己的寓所。神父提出陪他走走。练练筋骨。斯鲁特心里原来寻思跟这个小胖子神父一起走兴许走不快，不过他们两人在枝干光秃秃的树下迈开大步走过干涸的喷泉时，倒是他得加快步伐。在静寂的深夜里，斯鲁特听得见神父平匀的深呼吸。大鼻子里象小小的蒸汽机似的冒出热气。他们走了约莫一英里，大家都一言不发。
“好了，我到家了，”斯鲁特在自己公寓门口停步说，“谢谢你作陪。”
神父直盯着他的脸。“还有一些有关犹太人遭遇的档案材料，你感兴趣吗？”这句话是突然用干脆的德国话说的。
“什么？蔼—我刚才在宴会上说过了，鄙国政府当然关心减轻犹太人苦难的问题。”
神父朝马路对面一个暗沉沉的儿童小公园挥挥手，公园里空荡荡的一排排长凳间有秋千，有跷跷板。他们过了马路，默默无声地在公园里走了一圈。
“真可怕，真可怕，真可怕，”神父骤然一选连声地说，声调那么异样、那么忧伤、那么紧张，斯鲁特听了不由停住脚步，大为震惊。神父抬头看着他，在远处一盏路灯的暗淡光线下，那张脸变了相。“斯鲁特先生，我原是巴伐利亚人。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我亲眼看着阿道夫。希特勒这个狗屎堆在街头对着二十来个人演讲。 暴动失败以后，一九二四年，我看见他在受审时大放厥词。一九三六年，在纳粹党代会上，我又看见他对一百万人演说。他始终是那么一个狗屎堆。他从来没改变过。直到今天也没改变。同样一只手撑在屁股上，同样一只拳头挥舞不休，同样一个粗俗的嗓音，下流的语言，愚蠢而原始的念头。然而他是德国的主宰。他是我国人民的凶神恶煞。他是上帝降下的大祸星。”
忽然间神父又开步走了。斯鲁特只得奔上几步跟随在他身边。“你必须了解德国，斯鲁特先生。”声调冷静些了。“这是另一个世界，我们是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民族，我们只知道服从上面的命令。那是我们历史的产物，是一种持久的封建制度。我们一个半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