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狗秋千架- 第69部分

还有一类猫形象，就很难用善或恶来概括了。记得前几年看过戴晴一篇写猫的小说《雪球》，还看过中杰英一篇《猫》，都有些象征意味，固然这两只猫被写得猫毛毕现，但总让人想到某种人的生存状态，对认识猫世界无多裨益。

还有一类被剥了皮的猫，最著名的是《三侠五义》中被太监郭槐剥了皮换出太子的狸猫。这类猫最冤枉，既没寄托作者的高尚感情，又没抒发作者的刻毒心理，但被剥皮的狸猫这形象真不但令童心觳觫，连翁心也觳觫了。《三侠五义》看过多年，故事都忘了，这血淋淋的猫形象却历历在目。我认为这剥皮狸猫实在是该书的精彩象征物，无意之象征实乃大象征。那后被皇帝封为“御猫”的大侠展昭我总感觉他是那匹正在等待太监们剥皮的狸猫，还没剥皮是因为白玉堂、卢方、徐庆、韩彰、蒋平这五匹大耗子还在兴风作浪，扰乱朝廷，捉尽了耗子必剥猫皮无疑。猫皮可充貂皮做女大氅之风领，猫之肉体则可与鸡、蛇做伴，成一盘名为“龙虎凤大斗”的名菜。我还是在十几年前看李六如先生的《六十年的变迁》时，知道了广州有这样一道名菜。剥皮之猫一旦被烹炸成焦黄颜色与鸡、蛇一起盘桓一大盘中，芳香扑鼻。看着书就垂涎，还觳觫个屁！可见影响人的感觉的，多半是颜色和味道，同是一只剥了皮的猫。

换了太子的狸猫和盛在盘里的“猫虎”还是幸运的，起码在它临被剥杀前，会得到主人精心喂养。因要换太子，就要肥大些；因要成名菜，自然要有肉吃。这些猫生前还是享福的。真正受苦的猫是受虐待的猫，如冰岛女作家F。A。西格查左特小说《傍晚》中那只无辜受害的猫，虐待者是一个受虐待的少年，他把猫当成了发泄胸中愤怒的对象。这少年绝对不是受了写猫小说的影响，如受恶猫形象影响，他若以为猫能成精成怪，谅他也不敢下手；如受美猫形象影响，爱都爱不够，何忍折磨它？如果冰岛也有一个剥猫皮的郭槐，自然又另当别论。

以上都是书上的猫，不是真猫。

有关猫闹春的描写或以猫闹春时发出的恶劣叫声比喻坏女人笑声的字句在小说里比比皆是，可见猫与人生活关系之密切。可见人非但对同类的事情十分地感兴趣，对猫的恋爱也颇为关注。人即便是成了什么“作家”或“灵魂的工程师”，也并无超脱到坐怀不乱的程度，更无坦荡到敢把自己的叫声像写猫的叫声一样恶毒地写出来的程度。不过也是咎由猫取，如猫们悄悄地干那事，也就没人骂他们，甚至可以去骂别人了。鲁迅先生是嫉恶如仇的，他说他手持长竿把恋爱中出狂呻的猫们打跑，这是因为他要夜读。只要不烦扰他，先生也决不会手持长竿去专找情猫们痛打的。视性描写如洪水猛兽，中外大都有过这阶段，目下在小书摊上高价出售的英人劳伦斯的大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当年在英国亦是禁书，禁又禁不住，干脆开了禁，印上几十万本，也就蹲在书架上无人问津了。目下在小书摊上的这《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听说售价已由十五元降至八元，再过几天连八元也卖不出了吧？国家禁书，小书摊发财，这也要怨读者不能令行禁止，越说是老虎，偏要捋虎须，这也是人类一个既宝贵又可恶的特点。

还是猫事为要，至于性描写，大家其实心里都有数。一窝蜂钻进裤裆里去不好，避之如蛇蝎也不是好态度。私心而论，一个“作家”（加引号是向别人学习，我始终怀疑作家是当然的“灵魂工程师”的资格，好像一戴上“作家”桂冠，自然就成了德行高贵的圣人，就不争权夺利，就见了漂亮女人掩面哭泣，就不去偷别人的老婆，就不嫉妒别人的才能，就不写错别字，就不大便与放屁，这样的好“工程师”大概还没出生）敢暴露阴暗心理总比往自己的阴暗心理上涂鲜明色彩的人要可信任一些。即便是交朋友，也要交一个把缺点也暴露给你的人。其实都是废话，只有一句话是真的。连我在内，也是“马列主义上刺刀”的时候多。只要到了人人敢于先用“马列刺刀”刮了自己的鳞，然后再用“马列刺刀”去剥别人的皮的时候，被剥者才虽受酷刑而心服口服。

半夜里的猫叫对于成人，其实并不残酷，对于孩子，才真是精神上的酷刑。我在孩提时代，一听到这凄厉的“恋爱歌曲”就拼命往被窝里缩，全不怕呼吸哥哥姐姐母亲父亲及我自己的屁臭脚臭与汗臭的——这又不是好的话，怎么哥哥姐姐父亲母亲都睡一个被窝呢？这只好为读者（一部分）解释了：睡在一个被窝里并不是要为乱伦创造便利，而是为了取暖，而是为了全家只有一条被子。这当然都是过去的事了。其实饥饿和寒冷是彻底消灭性意识的最佳方案，一九六〇、一九六一、一九六二这三年，我所在的村庄只有一个女人怀过孕，她丈夫是粮库的保管员。到了一九六三年，地瓜大丰收，村里的男人和女人吃饱了地瓜，天气又不冷，来年便生出了一大批婴儿——这正应了“饱暖生淫欲”的旧话。这批孩子，被乡间的“创作家”们谑称为“地瓜小孩”。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随便扯来，竟也感觉不到有多大恐怖，一旦吃饱，那饿肚的滋味便淡忘了许多，以为那果真就是一场梦。我之所以还有些感受，大概是因为一九七六年参军之前，很少与“丰衣足食”这种生活结过亲缘的关系。当兵之后，一顿饭吃八个馒头使司务长吃惊的事也是经历过的，扯得更远啦，打住。

暗夜中之猫叫，是关于猫的最早记忆，真正认识一只猫，并对这只猫有了深刻了解，则是很晚——大概是一九六四年的事情吧。因为那时村里住进了四清工作队，工作队一个队员来我家吃“派饭”时，那只猫突然来了，所以至今难忘。

当时，有资格为工作队员做饭，是一种荣誉，一种政治权利。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是无权的，大概怕这些坏蛋们在饭菜里放上毒药，毒杀革命同志吧。富裕中农（上中农）家庭比较积极的，可以得到这殊荣，比较落后的，就得不到。所以我家得到招待工作队员吃饭的通知时，大人孩子都很高兴，很轻松，心里油然生出一片情，大有涕零的意思。那些被取消了“派饭”资格的中农户，可就惶惶不安起来，也有提着酒夜间去村里管事人家求情，争取“派饭”资格的——这种故事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之后。自四清工作队之后，各种名目的工作队一拨一拨进村来，有“学大寨工作队”，“整党建党工作队”，“普及忠字舞工作队”，“斗私批修工作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九七三年那支“学大寨工作队”。那支队伍有二十七个人，队员和队长都是县茂腔剧团里的演员和拉胡琴、敲小鼓的。这群人会拉会唱会翻斤斗，人又生得俏皮，行动又活泼，把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青年小伙子给弄得神魂颠倒，这工作队撤走后，很留下了一批种子，只可惜长大了，也没见个会唱戏的就是了。这段故事也许编成个小说更好。

四清工作队是最严肃的工作队，水平也最高，后来的工作队都简直等于胡闹。与其说他们下来搞革命，毋宁说他们下来糟践老百姓。我记得派到我们家吃饭的那个四清工作队员是个大姑娘，个子不高，黑黑瘦瘦的，戴一副近视眼镜，一口江南话，姓陈，据说是外语学院的学生。家里请来了这尊神，可拿什么敬神呢？那时生活还是不好，白面一年吃不到几次的，祖父是有些骨气的，愤愤地说：“咱吃什么就让她吃什么！”我们吃什么？霉烂的红薯干、棉籽饼、干萝卜丝子，这都是好的了，差的就无须说了。祖母宽厚仁慈，想得也远，因我父亲那时是大队干部，请着就不是玩。于是决定尽量弄得丰盛一点。白面还有一瓢，虽说生了虫，但终究是白面：肉是多年没吃了，为贵客杀了唯一的一只鸡；没有鱼，祖母便吩咐我跟着祖父去弄鱼。时令已是初冬，水上已有薄冰，我和爷爷用扒网扒了半天，净扒上些瘦瘦黑黑的癞蛤蟆，爷爷抽搐着脸，咕咕哝哝地骂着谁，后来总算扒上来一条大黄鳝，可惜是死的，掐掐肉还硬，闻闻略略有些臭味，舍不得丢，便用蒲包提回了家。祖母见到这条大黄鳝，十分高兴。我说臭了，祖母触到鼻下闻闻，说不臭，是你小孩嘴臭。祖母便与母亲一起，把黄鳝斩成十几段，沾上一层面粉，往锅里滴上了十几滴豆油，把黄鳝煎了。鸡也炖好了，鱼也煎好了，单饼也烙好了，就等着那陈工作队员来吃饭了。

我闻着扑鼻的香气，贪婪地吸着那香气，往胃里吸。那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感觉到香味像黏稠的液体，吸到胃里也能解馋的，香味也是物质，当时读中学的二哥说，香味是物质，鱼香味是鱼分子，鸡肉香味是鸡分子，我恍然认为分子者就是一些小米粒状的东西，那么嗅着鱼香味我就等于吃了鱼分子——小米粒大小的鱼肉；嗅着鸡肉香味也就等于吃了鸡肉分子——小米粒大小的鸡肉。我拼命嗅着，脑里竟有怪相：那鱼那鸡被吸成一条小米粒大小的分子流，源源不断地进入了我的肚子。遗憾的是祖母在盛鱼的盘和盛鸡的碗上又扣上了碗和盘。我的肚子辘辘响，馋得无法形容。我有些恨祖母盖住了鸡、鱼，挫了我的阴谋。但马上也就原谅了她：要是鸡和鱼都变成分子流进了我的胃，让陈同志吃屁去？在我二十年的农村生活中，我经常白日做梦，幻想着有朝一日放开肚皮吃一顿肥猪肉！这幻想早就实现了，早就实现了。再发牢骚，就有些忘本的味道啦。

陈同志终于来了，由姐姐领着。

陈同志要来之前，祖母和母亲恨不得“掐破耳朵”叮嘱我：不要乱说话，不要乱说话——我从小就有随便说话的毛病，给家里闯过不少祸，也挨过不少打骂，但这毛病至今也没改，用母亲的话说就是：“狗改不了吃屎！”这句话貌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