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八�
有一年大哥在我家院子掏了一口压水井，我听说大概在15米左右，挖过石头层后用铁头夯子往下砸，砸一下，倒出一堆泥，终于掏上来湿漉漉的沙子，水井就成了。压水井不用出我家院子，也省得望着井口害怕，只要用力气压就行了。不过好景不长，和水一起压上来的细沙经常磨破胶皮垫圈，几乎两三天就得换一个，水质浑浊，泥沙多得没法吃了。后来村里人家自己挖的水井陆续都不行了，来了专业打井队，一口井一百元，我家在新盖的大门口又挖了一口压水井。家里什么时候通的自来水我已经记不太清，大概在95年左右。
我记不起是哪一年，隔壁的叔叔拿回家很多成人拇指粗的小鱼。心灵手巧的叔叔不但是钓鱼高手，也是玩松鼠的好手，他做的木陀螺、糊的风筝和灯笼也是一流。我们时常还可以在晚饭后听到从他笛子里传来的悠扬曲调。那次他拿来的鱼太多，也已经奄奄一息，才知道不是他钓的，而是从河坝水田里捡的。我们跑去河坝看，看到稻田像瓦片一样干裂开来，小鱼横躺着，银光闪闪撒满地面，那以后好像水稻就再不种了。
我小时候村里不但种小麦、玉米、水稻，也种高粱、荞麦和谷子。谷子是最招麻雀的，我曾经被打发去山脚下的谷子地赶麻雀，扎在地里的稻草人已经吓唬不了见怪不怪的麻雀了。这活儿真是有些无奈，我从这边拿竹竿一赶，麻雀们呼啦飞到那边。等我绕过去追赶，它们又飞起来在上空盘旋，我还没走开它们又落下来，一边低头猛啄谷穗，一边扭头警觉观望。我真恨不得也长双翅膀就跟在它们后面追逐，看它们到底把我当个活人没有，到底害怕不害怕呢。
村里虽然人多，地还算广，每块地种什么都是沿袭着习惯，好像也有讲究轮番耕作，让地也有休养生息的机会。离村最近的河沿边都是小块的地，种一些日常吃的白菜、萝卜，葱和香菜之类。稍远一点在河坝边的地种玉米也种麦子、大蒜，与另一个村接壤的“上川里”种一些大片的白菜、胡萝卜，山脚下的“柳树巷”经常用来种谷子，那里的沙地更适合种洋芋或者西瓜。提到“后山湾里”，不但对妈妈来说是痛苦的回忆，她生完大姐被当做壮劳力征去修梯田；对大姐、二姐也都是不堪的回忆。二姐说起小时候往山上背粪还倒吸气，“冬天天不亮就被打起来，贴身穿着棉袄，风嗖嗖往里钻不说，出一身汗身上就像穿了一层冰甲，那么重的一背篓粪要背十几里山路才挣一个工分。”山路太陡，上山的种子、肥料、下山的麦子、苞谷全凭人背、牲口驮。我比她们干活的次数少，但也记得负重上山的辛苦。曾经有一种丁字形的木棍支柱，可以上山当拐杖，累的时候把背篓支到背后歇一下，但是很少用，在农村干活还想图舒服是会被笑话成“稀怂蛋”的，实在背累了就靠在山路边用铁锹铲出的台上歇口气。家里分了一块山地后，我也往山上背过粪，不过背篓小一些；往山下用背夹背过麦子，麦子少放了几捆吧。
后山湾的地好像已经都不再种了，辛苦不说，靠天吃饭产量也不高，早些年就租给山里的村庄耕种，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后山是一层层辛苦耕作的梯田，那条山路想起来真是畏途；前山却是可以玩乐的山野，时常留下我们轻快的足迹。以前紧挨坟园、柏树常青的前山就是村里的屏障，那上面地不多，路也不陡，侧面还有个土场。机灵的男孩在树丛里时常能逮到松鼠，我们除了在上面挑野菜，也去摘野草莓、野葡萄、野酸枣，还有一种叫野龙瓜的果子。山上有一棵野杏树，长在够不到的山腰上，每年春天只能看着一树粉色的花在青山间妖娆地开放，好像没人吃到过杏子是什么滋味。我记得“植树造林”的年月，我和同学去山上采槐树籽给学校完任务。现在的前山，有一方我爸长眠的后土，我家的一部分祖坟也迁在这个山头。
村里农田最早都是用哗哗流淌的河水灌溉的，没有河水就改用机井，不但得花钱，还得排队才能浇上地。我家门前的小河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就不见流水了，还曾经见过小鱼的水渠如今修成水泥沟渠，里边是沤得发黑的生活污水和垃圾。小河有水大河满，一条条小河都干涸了，天水的母亲河——藉河也早断流了，下岗工人曾经种过菜的河道现在是“藉河风情线”的主体，流在半截河道的是经过处理的工业污水。
村里河坝的河堤是下乡的“知识青年”修建的。下乡知青住在专为他们盖的宿舍里，平时是各家各户派饭吃的。虽然他们看起来个个无精打采，但从穿着一眼能区分出来是“城里娃”。我记得他们回城前给村里演了一台节目，盛况空前，既是感谢，更是庆祝他们终于脱离苦海。我记住的是舞蹈“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姐妹俩蒙古族的长袍是玫瑰红和宝蓝色的缎子做的，束着宽宽的黑腰带，戴着闪亮的头饰，穿着彩色的长靴。女孩子高高跃起的矫健身影和翩翩起舞的身姿都让我难忘，村里人也都看得如醉如痴，其实最漂亮的姑娘就是村里的学生，但装扮起来格外不一样。
河坝两边后来建起很多自来水公司的取水点，若干年后河坝水位不短下降直至干涸，水源地取水也成了困难。今年回家探亲我才看到河坝上面变成了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应该就是收费站离我家一里之遥的天水—定西高速公路吧。
“小河子”的水平时不大，我们踩着河里的大石头就能过河。河滩里布满鹅卵石，其中也有萤石，我们捡一块萤石就可以当粉笔，到处胡写乱画。跳沙包时划方格可以用它，在墙上、地上写字也可以用它。冬天时小河边结出冰凌，一块一块像毛玻璃、也像透明的花玻璃，参差错落着，我们会掰一块晶莹剔透的冰凌，看一会在阳光下变幻的花纹，再忍不住一点点舔掉。大河坝结成的厚冰可以玩“溜滑”，甚至坐个木板，前面拉后面推滑着玩，但小河子的冰是踩上去就会嘎嘣嘎嘣碎裂的，我可是领略过什么叫“如履薄冰”。
下雨天小河也会涨水。1978年夏天我奶奶去世时下了罕见的大暴雨，去城里采购的人在印刷厂下车，却被大河拦住了回家的路，家里人眼看着鸡蛋、肉、各种用品就在对岸却到不了手。往日温柔的小河成了一头凶猛的野兽，咆哮着从山谷滚滚而来，浑黄的河水像泥浆一样，眼看水越漫越高，几乎就要决堤。河水上面漂满木头，与巨石一起“轰隆隆”裹胁而下，甚至有猪羊被冲卷在水里，挣扎几下就被漩涡打下去不见踪影。那声势比我遇到的地震更惊心动魄，原来河水也有暴虐的时候。万幸洪水没有决堤，傍晚时分水位总算下降了。我家安葬完奶奶，大哥和村里的劳力挖沙、拉石头忙乎了好些天，大姐、二姐也跟着去帮忙了。
那是我唯一见过的一次山洪爆发，随后河上修了一座简易的木桥，再之后修路也都留着几个桥洞。不过现在河道早干了，连桥也省了，一段水泥路面横着河床直通两边马路。今年回去看见河床挖得沟壑纵横，工程车忙碌穿梭，规划中的关中—天水经济区“物流园”大概已经动工了。
小河边上曾经有一片杨树林，我们秋天会去里边扫树叶烧炕用，在两棵树之间翻几个单杠是足以开心的事。我那时笨得翻单杠都经常不知道从前面翻好还是从后面翻好，看到伙伴们身轻如燕能翻比自己还高的高度只有佩服，上树的本事我也一直没学会。在草丛里捉只秋后蹦跶不动的蚂蚱更是开心不已。树林边有很大一片开阔地，村里人叫“大地”，到包谷成熟时我们也去学着“狗熊掰苞谷”，不过不能掰一个扔一个，随手扔在地里，得扔到背后的背篓里。掰完苞谷，等大人们运走收获的苞谷棒子，我们就开始野炊了。苞谷地里一般都套种着黄豆，已经干了的苞谷叶和黄豆杆都是现成的燃料。在地埂上随便挖个坑，把玉米横着架上去，塞几把苞谷叶和黄豆杆，就地开始烟熏火燎地烧烤。玉米多半时间烤不熟，但等黄豆杆烧光了，光秃秃的杆上就只剩豆夹了，绿绿的豆子从熏黑的豆荚里绽开。半生不熟的玉米和黄豆吃得满嘴发黑回家，心里却美滋滋的。
“大地”旁边有块地以前是队里的菜地，我印象中爷爷曾经在那里种西红柿，我去给他提过吃的喝的。爷爷穿着无袖的白布汗衫，戴着草帽蹲在地里给秧苗掐尖、打叉，用马兰草绑架子，每一棵苗都被他侍弄得如出一辙，地里干净得找不出一棵杂草。他很少有工夫在地边看菜的草棚里歇息，像他那样把公家的地当自家种的人还真不多见。我妈总是遗憾，爷爷才刚看见好日子的头，没享一天福就走了。
对了，我们村能被远近人们都知道的是村里的学校，窝驼学校是远近村子的孩子都来上学的地方，所以规模一直比较大，以前都是从小学设到高中的。我最初上学时学校教室不够用，一、二年级被安排在解放初没收的地主家小木楼里，三年级倒是搬到村中段临公路的校园了，可是用的是破旧不堪、留着刀痕笔迹，已经发黑的原木桌，泥和砖砌成的凳子。像样的教室我只坐了一年就转学了，不过这里毕竟是我启蒙的地方，还是有无数的欢笑和记忆留在母校。现在学校已经改制为从小学到初中，校园里有米色和粉色的两幢教学楼，升旗台、兵乓球桌、羽毛球场、单双杠、操场一应俱全，装个校园都是红色瓷砖地面，花园里立着一块“感恩”的小牌。当年给我代课的几乎都是民办教师，现在师范学院毕业的学生能分到这离城最近、通公交车的学校，大概都是幸运儿。我唯一能找到昔日影子的是校园里的老柳树，树桩短得不到一米，还有点歪脖，树桩上有空洞，但也长成比三层教学楼还高的大树，迎来送往着一届届的孩子。
我妈说有山里孩子在村里租房寄读，7、8岁的�